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劉中民

自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對伊朗進行空中打擊，并引發伊朗發射導彈和無人機對以色列進行打擊以來，伊以沖突規模不斷升級，沖突程度更加慘烈，其演化為戰爭的風險也在不斷上升。伊以沖突的爆發和升級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但是，對于阿以沖突、巴以沖突局外者的伊朗緣何成為巴以沖突中的主要角色，并最終導致以色列把沖突的戰火引向伊朗本土，人們或許大致清楚這一過程，但對其來龍去脈尤其是其背后的復雜政治機理并不清楚。

6月22日，美國出動B-2轟炸機對伊朗的三處核設施進行大規模轟炸，導致伊以沖突在延續近十天后，美國直接下場介入沖突，并使沖突面臨進一步升級和擴大的風險。

那么巴以沖突為何外溢并轉化為伊以的大規模沖突，而美國又被以色列裹挾入場？其背后的深層邏輯何在？

筆者認為，阿以沖突的巴以化、民族沖突的宗教化、伊以矛盾的結構化、美伊矛盾的伊以化，是導致巴以沖突和伊朗問題合流，并導致伊以沖突爆發和擴大化，以及美國被迫參與的深層次根源。

伊以沖突：新一輪巴以沖突外溢的最高形式

毫無疑問，新一輪伊以沖突是2023年巴以沖突爆發以來沖突外溢的最高形式，其沖突的嚴重性、殘酷性、持續性已經遠遠超過此前雙方兩輪即打即停的沖突范式，甚至已經把以加沙為主戰場的巴以沖突演變為以伊朗、以色列本土為戰場的伊以沖突。而美國的介入則進一步改變了沖突的規模和性質，其對中東地區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影響也更加嚴重。

在關于2023年新一輪巴以沖突及其外溢的鋪天蓋地的新聞中，即使是對于對中東政治缺乏深入研究的普通民眾，也已經了解到以色列和伊朗的沖突是新一輪巴以沖突的主線。遠在以色列本土1500多公里之外的伊朗之所以成為新一輪巴以沖突的主角，其原因在于在以色列看來，它不僅要打擊直接對其發起攻擊的哈馬斯，更要打擊伊朗領導的“抵抗軸心”（包括巴勒斯坦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組織），直至徹底打擊“抵抗軸心”的核心國家——伊朗。

因此，在以色列對加沙哈馬斯進行持久打擊并對其造成重創，對黎巴嫩真主黨進行重點打擊，對胡塞武裝進行階段性打擊，并在諸多復雜因素作用下意外收獲敘利亞政權倒臺的有利局面下，同時在對伊朗本土兩次進行嘗試性打擊而伊朗反擊有限的情況下，以色列最終決定對伊朗本土實施大規模、持續性打擊，力圖實現破壞美國與伊朗核談判、嚴重破壞乃至徹底根除伊朗核能力、削弱伊朗沉重打擊“抵抗軸心”并使其喪失復原能力。這是以色列軍事冒險行動。

伊以沖突：巴以沖突與伊朗問題綁定的冤家對頭

但是，上述分析尚不足以解釋以色列和伊朗敵意和仇恨形成的累積的過程和機制，以及阿以沖突、巴以沖突如何演變發展并蛻變出伊以沖突這一更加嚴重的沖突，因為以色列和伊朗無論是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中，還是在1979年以前的當代歷史中，以色列和伊朗兩個民族和國家都保持了長久的友好。

伊朗和以色列不僅在歷史上長期友好，在當代也曾共同作為美國盟友而密切合作。雙方關系出現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反美、反以成為伊朗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但即使如此，雙方在20世紀80年代的矛盾仍主要停留在輿論層面，以色列在兩伊戰爭中與伊朗保持了密切合作，尤其是向伊朗出售了大批軍火。伊朗與以色列關系真正惡化始于冷戰結束后，雙方圍繞中東和平進程尤其是巴以問題、伊核危機與伊核協議、“阿拉伯之春”尤其是敘利亞內戰問題的矛盾不斷加劇，雙方在軍事和安全領域針鋒相對的對抗日趨突出。

在以色列和伊朗關系惡化的過程中，非常吊詭的問題是中東政治無所不在的連鎖反應，并在以色列和伊朗關系由友好到交惡的過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其基本過程就是作為傳統中東核心問題的巴勒斯坦問題與新生的地區熱點問題伊朗問題糾結在了一起，即伊斯蘭革命后的伊朗外交尤其是支持伊斯蘭主義的“輸出革命”外交，使伊朗通過支持哈馬斯、真主黨等與巴勒斯坦問題捆綁在一起，并使巴以問題與復雜的伊朗核問題，根深蒂固的美國與伊朗對抗等“伊朗問題”一并結合在一起，進而使巴以問題、伊朗問題實現了捆綁，而巴以問題構成了以色列和伊朗的對抗的載體，并最終超越出巴以沖突而走向當下以色列和伊朗的直接大規模沖突。

因此，三年前，筆者曾撰文討論傳統中東核心問題巴勒斯坦問題向伊朗問題轉換的過程和原因，并強調伴隨巴勒斯坦問題的邊緣化，伊朗問題正在取代巴以問題成為中東的核心問題，并導致巴以問題的復雜化。需要強調的是，伊核問題只是伊朗問題的一部分，并非伊朗問題的全部，它只是特定時期伊朗問題最突出的表現形式，而伊朗問題是包括伊朗與西方矛盾特別是美伊矛盾、輸出伊斯蘭革命、伊朗崛起、伊朗與地區國家矛盾等一系列問題的綜合問題。

聯系到巴勒斯坦問題，亦即伴隨阿以矛盾逐漸緩和，而革命后伊朗強烈反美、反以，并建立伊斯蘭主義力量的“抵抗軸心”，伊朗便逐步取代阿拉伯世界成為伊斯蘭世界對抗以色列的核心力量，進而使伊朗實現和巴以沖突的綁定，并不斷加劇和以色列的對抗、沖突。從這種意義上說，巴勒斯坦問題和伊朗問題實現了一種奇怪的結合，并把以色列和伊朗逐步變成水火不容的冤家。

阿以-巴以-伊以沖突演化的過程和機理

阿以-巴以-伊以沖突演化的過程和機理包括阿以沖突的巴以化、民族沖突的宗教化、伊以矛盾的結構化等相互承接、相互聯系、相互影響。

第一是阿以沖突的巴以化。其最突出的表現是1967年阿拉伯民族主義走向衰落，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媾和后，阿拉伯國家日趨嚴重分裂，此后阿拉伯民族主義經過兩伊戰爭、海灣危機和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阿拉伯之春”的沖擊已近于消亡。正是伴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衰落，巴勒斯坦問題開始從代表阿拉伯集體事業的阿以矛盾轉向巴勒斯坦自身的問題，即阿以沖突向巴以沖突轉換。

第二，民族沖突的宗教化。其突出表現有二：

首先，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后，阿以沖突的宗教因素上升。阿拉伯方面表現為伊斯蘭復興運動興起，伊斯蘭主義取代民族主義成為對抗以色列的主要意識形態；以色列方面的右翼勢力尤其是修正派猶太復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意識形態構建和政治動員。

其次，巴勒斯坦內部矛盾的宗教化，其突出表現是伊斯蘭主義組織哈馬斯與世俗民族主義組織巴解組織之間的矛盾。巴解組織的指導思想是民族主義，其目標是建立世俗的巴勒斯坦民族國家；而哈馬斯組織意識形態的基礎是伊斯蘭主義，其目標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巴解組織承認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并選擇和平談判作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主要方式，哈馬斯拒不承認反對和平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主張通過“圣戰”方式武力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哈馬斯和伊朗的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存在共識，奠定了伊朗通過支持哈馬斯介入巴以問題的意識形態基礎。伊朗也正是通過支持伊斯蘭主義組織，并建立對抗以色列的“抵抗軸心”，使伊朗作為非阿拉伯國家成為巴以沖突的主體。

第三是伊以矛盾的結構化。其突出表現有二：

首先是阿以矛盾向伊以矛盾的轉化。冷戰后，伴隨中東和平進程的進展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分裂、對抗以色列熱情下降，阿以矛盾日趨緩和。21世紀以來，盡管巴以沖突依然存在并時有沖突爆發，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卻在不斷改進，而美國的推動以及共同對抗伊朗則是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不斷走近的動力。除早先與以色列建交的埃及（1979）、約旦（1994），在特朗普政府《亞伯拉罕協議》的推動下，以色列在2020-2021年實現與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關系正常化，至此以色列已經與近1/3的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且仍有可能在短期內繼續增加。美國、以色列、阿聯酋、印度還建立了“四方對話機制”。

相反，以色列與伊朗的矛盾卻持續加劇。伊朗支持真主黨、哈馬斯等攻擊以色列，以色列則對伊朗國內外目標和人員極盡各種手段進行打擊，并極力反對伊核協議。新一輪巴以沖突以來，伊以沖突不斷升級，并釀成當前的大規模沖突，正是伊以矛盾長期演化的產物，而巴以問題則是雙方交鋒、對抗、沖突的媒介和舞臺。

其次是美伊矛盾的伊以化。亦即美國與伊朗圍繞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歷史積怨、伊核問題、地區熱點問題的矛盾轉變為以色列與伊朗的矛盾。

眾所周知，1979年以來美國與伊朗之間存在深刻矛盾。從伊朗方面看，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作為伊斯蘭革命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直接關系到伊朗伊斯蘭政權的政治合法性，伊朗通過“輸出革命”支持和塑造地區內反美力量，威脅美國地區盟友等對抗美國和西方的做法，都是美國仇視伊朗的意識形態和現實根源。從美國方面看，美國在政治上長期尋求顛覆伊朗伊斯蘭政權，在經濟上長期制裁導致伊朗經濟深陷困境，在軍事上不斷威懾使伊朗的不安全感不斷加劇，都是伊朗長期奉行反美主義的根源所在。

但是，在美伊矛盾中的一對特殊矛盾是以色列因素，亦即以色列是美國的盟友，也是伊朗極力反對的“小撒旦”。而美國、以色列與伊朗的矛盾在中東當地的集中表現是伊以矛盾。其具體情況是：美國利用以色列與伊朗的矛盾，在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的同時，組建以色列與“溫和阿拉伯國家”對抗伊朗的聯盟；伊朗則以以色列是美國代言人為由，通過反對和打擊以色列獲得合法性，并組建“抵抗軸心”對抗美國和以色列；以色列則極力通過塑造“伊朗威脅論”游說美國，反對美國和伊朗和解尤其是反對美伊達成伊核協議，并最大限度地維持美伊對抗，通過美國遏制和打擊伊朗。

因此，美伊矛盾在中東轉化成了伊以矛盾，伊以矛盾反過來也是美伊矛盾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正是此次伊以通過巴以沖突外溢演變為雙方的直接沖突，并使美國卷入其中的根本邏輯所在。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

本期資深編輯 周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