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將帥中，彭林劉徐粟等五位在大兵團正規化作戰、決定性戰役指揮、軍事理論和戰果的直接性、顯著性方面，成就尤為突出，被公認為解放軍中軍事指揮藝術的頂尖代表，坊間更是將他們稱作我軍最能打的“五虎將”，開國將帥英才輩出，將星璀璨，具備卓越能力的不在少數，其中有一位，客觀來說他的軍事才能與上述五位不相伯仲，他就是賀龍元帥。

為何這樣說呢？且看賀龍元帥的綜合軍事能力：

卓越的建軍與帶兵能力：

“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象征意義：這不僅是個人勇武，更代表了他從無到有、白手起家創建革命武裝的非凡能力。在缺乏中央直接支援的情況下，他憑借個人威望和組織才能，在湘鄂西拉起了隊伍。

創建并壯大紅二軍團/紅二方面軍：賀龍是紅二方面軍的主要締造者和靈魂人物，這支部隊在他的領導下，從湘鄂西、黔東等地的游擊隊發展成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經歷了極其艱苦卓絕的斗爭（尤其是長征前在湘鄂川黔的堅持）。

能將一支來源復雜、環境險惡的部隊帶出來、帶成主力，本身就是頂級軍事才能的體現（側重于組織、凝聚、生存）。

獨特的個人魅力和帶兵風格：賀龍在部隊中威望極高，深受官兵愛戴，他善于團結人、激勵士氣，其豪爽、務實的性格對部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有很強的感染作用，麾下戰將無不奮勇爭先。

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創建和堅持根據地的能力（戰略家的眼光）：

湘鄂西、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創建與堅持：這些根據地地處敵人腹心區域（兩湖、川黔交界），經濟落后，交通閉塞，敵情異常嚴重（面臨中央軍和地方軍閥的反復“圍剿”）。

賀龍能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下建立、發展并長期堅持根據地，展現出高超的游擊戰、運動戰指揮藝術、百折不撓的意志和強大的群眾工作能力，這需要極深的戰略眼光、對地形的深刻理解、與地方群眾的緊密聯系以及靈活機動的戰術。

“生存大師”：在紅軍時期，尤其是在中央紅軍長征前，賀龍領導的湘鄂川黔根據地牽制了大量敵軍，有力策應了中央紅軍和其他蘇區，能在四面強敵、物資匱乏的環境中生存下來并發展壯大，本身就是一種極其重要的軍事才能。

長征中的杰出表現（統帥的擔當）：

紅二、六軍團長征（后合編為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領導的紅二、六軍團（紅二方面軍）的長征，是三大主力紅軍中損失最小、保存力量最完整的一支。

他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轉戰湘、黔、滇、川、康等省，巧妙地調動敵人（烏蒙山回旋戰），突破重重封鎖，最終勝利到達陜北。這充分展現了賀龍在戰略轉移、戰役指揮、部隊管理、后勤保障以及在復雜民族地區行軍作戰方面的卓越才能。

抗日戰爭時期的戰略貢獻（開辟者的功績）：

創建晉綏抗日根據地：作為八路軍120師師長，賀龍率部挺進晉西北，成功開辟了晉綏抗日根據地。該根據地是連接陜甘寧邊區與華北、華中各根據地的戰略樞紐和重要屏障，對拱衛黨中央、支援其他根據地斗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

靈活機動的指揮：指揮了齊會戰斗等著名戰役，打擊了日寇氣焰。在敵后復雜環境中，他領導軍民進行反“掃蕩”、反“蠶食”斗爭，鞏固和發展了根據地。

“延安衛戍司令”的貢獻：晉綏根據地的穩固，對保衛黨中央所在的陜甘寧邊區安全至關重要。賀龍在此承擔了戰略屏障的重任。

解放戰爭及建國初期的特殊貢獻（多面手的才干）：

主持后方，支援前線：解放戰爭時期，賀龍主要擔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西北軍區司令員等職，負責后方建設、后勤保障、地方武裝建設和支援彭德懷指揮的西北野戰軍作戰，他成功組織了兵源補充、物資籌措、后勤運輸等繁重工作，為彭德懷在西北戰場取得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和兵員基礎。

解放大西南與剿匪：建國初期，賀龍參與領導了解放大西南的戰役，并在隨后主持了西南地區艱巨的剿匪工作，迅速穩定了社會秩序，為新政權的鞏固作出重大貢獻。

與戰功赫赫的彭林劉徐粟不同，賀龍的軍事才能并非體現在指揮百萬大軍進行淮海戰役或遼沈戰役這種超大規模的正規決戰，他的獨特、卓越之處在于：

“從零到一”的創建者：白手起家創建主力紅軍（紅二方面軍）。

“絕境求生”的戰略戰術家：在革命最低潮、環境最惡劣的區域（湘鄂西、湘鄂川黔）成功創建并堅持根據地。

“戰略支點”的奠基者：成功開辟并鞏固了具有戰略樞紐地位的晉綏抗日根據地。

“幕后付出”的保障專家：在解放戰爭中出色完成了為西北野戰軍提供戰略后方支援的關鍵任務。

“軍政全才”的領導者：兼具卓越的軍事指揮能力和強大的地方工作、根據地建設能力。

他的軍事才能更側重于戰略布局、生存發展、組織建設和綜合保障，是革命武裝力量從弱小走向強大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奠基性”帥才。

從這個意義上說，賀龍元帥的綜合軍事才能確實與戰功赫赫的彭、林、劉、徐、粟不相伯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