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婚離得實在冤枉??！”1959年冬的西花廳里，鄭庭笈攥著軍大衣的袖口喃喃自語。坐在對面的張治中正欲開口，忽聽得院外傳來腳步聲，周總理披著寒氣推門而入，帶進一縷臘梅香。這場看似普通的家宴，將改變十二位特赦戰犯的人生軌跡，尤其是對那位在遼西戰役被俘的海南文昌人。

被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等人踏進西花廳時，目光不約而同地被案頭那盆水仙吸引——周恩來特意把接風宴安排在家中，為的就是讓這些忐忑的“舊時代來客”感受到春意。當總理與溥儀握手時特意多停留了兩秒，這位末代皇帝眼眶泛紅；見到杜聿明則笑談淮海往事，仿佛當年戰場上的硝煙都化作了茶香。可當視線掃過角落里那個清瘦的身影時，素來過目不忘的總理竟遲疑了。

張治中適時湊近耳語：“這是鄭介民的堂弟?！痹捯粑绰?，周恩來已大步向前握住鄭庭笈的手。這位曾統率機械化兵團縱橫東北的將軍，此刻指尖微涼。談及被俘經過時，鄭庭笈的敘述比軍報簡略得多，但當話題轉向家庭，他喉頭突然發緊——妻子馮莉娟帶著四個孩子滯留北京，白天在縫紉社踩縫紉機，晚上給街道糊紙盒，卻因“戰犯家屬”身份屢遭冷眼。兩個月前那張離婚協議，是他能為妻兒做的最后庇護。

周恩來摩挲著青瓷茶盞沉吟。窗外的枯枝在北風中搖晃，茶湯泛起漣漪。他忽然轉頭對張治中交代：“文白，這事得你費心?！痹趫霰娙苏l也沒想到，日理萬機的總理竟把一樁離婚案記掛心頭。三天后，北京東四胡同的馮莉娟接到調令時，還以為自己聽錯了——新單位是丈夫所在的紅星機械廠，職務是打字員。

有意思的是，當這對離異夫妻在廠辦重逢時，馮莉娟的第一反應竟是轉身就跑。張治中安排的“偶遇”差點弄巧成拙，最后還是鄭庭笈追到女工宿舍，舉著結婚照在寒風中站了半宿。復婚那天沒有酒席，只有周總理托人捎來的兩斤什錦糖，糖紙上印著“建設新中國”的紅字。后來鄭庭笈總說，那糖甜得發苦，苦的是前半生，甜的是新日月。

不得不提的是，周恩來對特赦人員的關懷遠不止于此。溥儀在植物園領到第一份工資時，總理特意叮囑會計用新幣結算；杜聿明女兒報考醫學院受阻，總理辦公室的電話直接打到了招生辦。但最令人動容的還是三年后的某次政協會議間隙，周恩來穿過人群徑直走向鄭庭笈，開口便問：“孩子該上中學了吧？”彼時正在撰寫《我的戎馬生涯》的鄭庭笈怔在原地，稿紙被淚水暈染出一片墨花。

歷史往往在細微處顯其溫度。當鄭庭笈在紅星機械廠設計出首臺拖拉機變速箱時，當馮莉娟的打字機敲出“社會主義建設”的清脆節奏時，西花廳那株被戰犯們贊嘆過的水仙，正在悄悄孕育新的花苞。而周恩來對張治中說的那句“我交給你一個任務”，何嘗不是對那個特殊群體最溫暖的救贖？春寒料峭的北京城里，無數個破碎的家庭正在被這樣的溫度悄然縫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