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我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他在被捕后寫下了遺作《多余的話》，這也在日后成為他歷史上的污點，被誣陷為向國民黨自首的自白書，更讓瞿秋白在犧牲多年之后也不得安寧，他在八寶山的烈士墓被搗毀，最終落得尸骨無存。

《多余的話》主要表達了瞿秋白參加革命之路和對革命成敗的心得，他自認為是半吊子文人，并不是熱衷于革命，因為機緣巧合才加入了布爾什維克，早年學習俄文只為謀生混口飯吃，但也因此被《晨報》聘為特派記者，并出資讓他赴俄國采訪學習，他趁此機會考察了俄國的制度，對俄國宣揚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的無階級，無政府，無國界的理論深表認同，認為只有如此才能徹底實現民權主義。

在莫斯科瞿秋白通過在東方大學給中國留學生們當翻譯接觸到了多名黨員骨干分子，并由此加入布爾什維克，
此后他又給陳獨秀擔任翻譯，也讓他進入黨內的決策層，1927年，汪精衛在武漢清黨，國共合作徹底破裂，陳獨秀遭到批判，瞿秋白開始主持黨內工作，可他只講理論，不管軍務和黨務，并多次萌生退意，想把這個位置讓給有能力的同志，可都因為沒有大家都認同的人選，導致瞿秋白一直擔任名義上的最高領導，隨著李立三路線遭到批判，瞿秋白也因負連帶責任被免去了職務，并赴俄國解釋一切的緣由，直到1934年才又回到了蘇區。
此時的蘇區已經是危如累卵，隨著長征的開始，患有嚴重肺病的瞿秋白被留在根據地打游擊，這也直接導致他被俘虜，

在獄中他將自己十幾年的革命生涯整理成文字，認為自己文人積習未除，對政治的興趣隨著工作而日益減少，每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雖然身在革命隊伍之中，可心早已離開了隊伍，最終誤了大局，寫下此文，不為辯白，不為求生，只是對現實的人性與黨性進行剖析。
瞿秋白犧牲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可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各種運動如暴風驟雨般襲來，關于瞿秋白烈士身份的認證也遭到質疑，《多余的話》被革命小將認為是當代的《李秀成自述》，忠王不忠，烈士不烈，為什么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么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在組織上一系列的質問下，關于瞿秋白向國民黨反動派寫自白書的傳言開始擴散開來，

1966年，全國掀起抓叛徒風潮，《多余的話》被定性為瞿秋白的叛黨自白書，江青公開向革命小將宣講，八寶山也不全是革命家和烈士，還有叛徒瞿秋白也埋在那嘛，這個講話如同給了革命小將們下達了命令，1967年5月，政法學院的小將們沖入公墓，將瞿秋白的墓地挖開，給這個“叛徒”挫骨揚灰。同時被搗毀的還有瞿秋白父母在常州和濟南的墓地，他的妻子和女兒也全部被抓捕入獄。
直到1982年瞿秋白才被平反，這位文人英烈的英魂終于得到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