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新華社搞了一份內參，叫“延安已經餓了十好幾年”，聽這名字就覺得心里沉甸甸的。這份報告不是給老百姓看的，是內部材料，直指延安的饑荒問題。

延安這地方，擱在陜西北部，黃土高原上，地形全是溝溝壑壑，土質又瘠薄，水還少得可憐。早些年，它可是中國革命的大本營，1930年代到1940年代，共產黨在這兒扎根，把它弄成了紅色根據地。那時候雖然日子苦，但大家有信仰、有干勁兒，湊合著也能過。可新中國成立后，情況沒想象中好轉，反而越來越艱難。

建國初期，土地改革分了田，農民挺高興，可沒幾年就搞起了農業合作化，大伙兒一塊干活兒，收成歸集體。政策初衷是好的，想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實際操作起來，效率低得要命。加上延安這地方天生條件差，種糧食壓根兒不夠吃。到1960年代，糧食產量直線下降。那幾年，全國都餓得不行，延安這種偏遠山區更別提了，餓死人的事兒時有發生。

1970年代，情況稍微緩了緩，但問題沒根治。集體經濟搞了幾十年，農民沒啥自主權，種啥、咋種都得聽上面的，積極性不高。1979年，延安北部七縣的統計顯示，90%的生產隊人均收入不到40塊錢，口糧不到300斤。這300斤聽著不少，可那是粗糧，雜著糠和野菜，吃下去也填不飽肚子。到了1980年，新華社記者下去一看，延安的農民已經苦了十幾年，日子過得讓人揪心。

這份內參是1980年春天，四位新華社記者跑去延安調研后寫的。他們從北京出發，一路顛簸，到了延安的安塞縣、子長縣這些地方，看到了啥呢？報告里提到，延安的農村經濟基本垮了，老百姓吃不上飯，餓得皮包骨頭。拿安塞縣王家灣公社來說，1979年那兒5189口人，人均口糧才315斤，現金收入低到1.61塊錢。你想想，一年才賺一塊多，咋活啊？

報告里還舉了個老黨員高文秀的例子。這老爺子1908年生的，年輕時跟著共產黨干革命，1940年代還幫過中央機關籌糧，挺硬氣一人。可到了1980年，他72歲了，家里11口人擠在兩孔破窯洞里，糧食缸里就剩點高粱。1979年好歹分了300多斤糧，加上自留地弄點吃的，總算沒餓死，可這日子也太慘了。報告里說，高文秀這樣的老革命不少，他們當年為國家拼了命，老了卻連飯都吃不上，挺諷刺的。

再比如子長縣李家岔公社，社員薛登恩家也好不到哪兒去。1979年，他家口糧更少，人均不到300斤，靠糠和野菜糊口。家里唯一值錢的東西，是他閨女用挖藥材換來的3塊錢買了件粉紅襯衣，掛墻上當裝飾。這襯衣在窯洞里顯得特別刺眼，跟周圍的破爛格格不入。記者寫這段時，語氣里滿是感慨，說這貧困程度超乎想象。

內參還提到，延安街頭的乞丐雖然比1970年代少了，但依然有。1974年，記者在延安東關食堂外半小時就數出17個討飯的，清涼山下晚上露宿的乞丐有50多個。到了1980年，乞丐數量降了，寶塔山下收容所收的人從1977年的4519人次掉到220多。可用乞丐多少來衡量生活水平，這本身就夠辛酸的。

報告的重點是，這饑荒不是一兩年的事兒，而是拖了十幾年。原因呢？一是自然條件差，二是政策沒跟上。集體化捆住了農民的手腳，糧食產量上不去，救濟又跟不上，延安就這么一直餓著。

1980年是啥時候？那是中國剛邁出改革開放第一步的日子。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鄧小平提出搞經濟改革，農村開始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政策簡單說就是把地分給農民自己種，收成歸自己，政府收點稅就行。這招兒一出，全國農村的生產積極性蹭蹭往上漲。

可延安這地方，改革的步子慢了點。1980年，聯產承包制還沒完全鋪開，很多公社還在觀望，老百姓還是靠集體分配吃飯。加上延安地處偏遠，交通不便，信息閉塞，政策落地比沿海地區晚了好幾年。那時候全國糧食總產量是3.2億噸，人均400多斤，聽著還行，可分配到像延安這樣的窮地方就不夠看了。

再說經濟，1980年中國剛從亂攤子里爬出來，工業重心在城市，農村基本靠天吃飯。鄧小平搞的改革是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沿海地區先動，可內陸山區像延安就只能干等著。1979年，延安地委的報告里說，北部七縣的農民連糠都吃不上，政府救濟糧一年才發幾百噸，杯水車薪。

所以，延安的饑荒不是孤立的事兒，跟全國的大環境脫不了干系。那幾年，國家政策在調頭，農村經濟在摸索，延安這種老區就被甩在了后面。

延安的老百姓咋熬過來的？說白了，就是靠命硬。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他們吃的都是高粱、玉米這些粗糧，細糧見都沒見過。野菜、樹皮、糠，啥能填肚子就吃啥。王家灣公社的孩子，吃的是“渣渣飯”，高粱連皮煮，拌點苦菜，嚼起來又澀又苦。大人更慘，糠拌野菜，吃下去都咽不順。

那時候，自留地是條活路。政策允許每家留一小塊地，種點土豆、玉米，收成不用上交，能救急。可地太少，產量也低，頂多補個幾十斤糧。1979年，王家灣人均口糧315斤里，自留地撐死貢獻50斤，剩下的全是集體分的。分的那點糧，還得省著吃，一天兩頓，頓頓不夠。

還有人出去挖藥材、撿柴火換錢，像薛登恩家閨女那樣，攢3塊錢買件衣服都算大新聞了。延安山多，野生的黃芪、黨參能賣點錢，可數量少，挖一天也就幾毛收入，解不了餓。

更苦的是，延安冬天冷得要命，窯洞里沒啥取暖的東西。高文秀那破氈子加兩床薄被，扛不住西北風。沒糧食，沒燃料，日子過得像在熬命。內參里寫，這種苦日子持續了十幾年，1979年算好的了，可也好不到哪兒去。

政府咋辦的呢？1970年代末，國家開始撥救濟糧。1979年，延安收了幾百噸糧食，攤到幾萬人頭上，一人也就分幾斤，聊勝于無。地方上也試著修水渠、打井，想改善灌溉，可黃土高原水資源太少，工程效果不明顯。

到了1980年，聯產承包制開始試點。延安有些公社分了地，農民能自己做主種啥，收成比以前多了點。可這政策剛起步，覆蓋面小，很多地方還在等指令，沒動起來。政府還發種子、化肥，可數量不夠，分配也不均，富裕點的村拿得多，像王家灣這種窮地方就沒啥份兒。

長遠看，國家在1978年定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農村政策慢慢放開。1980年代初，延安地委開始推經濟作物，比如種蘋果、煙草，試著讓農民有點現金收入。可1980年的時候，這些都還在起步，老百姓還沒嘗到甜頭。

內參里沒提具體救濟數字，但記者感嘆，政府動作太慢，力度太小。延安餓了十幾年，不是沒政策，而是政策沒跟上現實。直到1980年代中期，改革全面鋪開，延安才算有了起色。

1980年是低谷，但之后延安慢慢爬起來了。1981年，聯產承包制在延安全面推開，農民種地有了勁頭，糧食產量蹭蹭漲。1980年代中期，延安北部七縣開始種經濟作物，宜川縣的蘋果最出名。1989年，宜川農民改種蘋果，靠著涼爽氣候和黃土，蘋果賣到了全國。到2012年，宜川人均收入3萬塊，比1980年翻了百倍。

紅色旅游也幫了大忙。寶塔山、楊家嶺這些地方成了景點，游客一來，飯館、旅店跟著火了。政府還修路、通電、建水庫，基礎設施好了，經濟才活起來。世界銀行的數據說，1978到199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減了1億多，延安是其中一員。

到2020年，延安全境脫貧，693個貧困村、19.5萬人摘了窮帽子。宜川2019年就脫了貧，成了樣板縣。高文秀那輩人可能沒活到這時候，但他們熬過的苦日子，總算有了回報。

回看1980年的延安，真是讓人五味雜陳。革命老區為啥餓了十幾年？自然條件是一方面，政策失誤也跑不了。集體化捆了手腳，改革又來得太晚，老百姓只能硬扛。可這也說明，中國農村的翻身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幾代人一步步試出來的。

延安的經驗有啥用？它告訴我們，政策得接地氣，給老百姓自主權比啥都強。種蘋果也好，搞旅游也罷，都是從實際出發，找到路子就活了。中國減貧這事兒，全球都盯著，延安這種地方的轉變，就是個活例子。

你說呢？延安這十幾年餓肚子，值不值得？換來的教訓，今天還有啥用？我覺得吧，這段歷史不光是苦難，也是種財富，提醒咱們別忘了來時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