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紀錄片，需要真實、真相、真誠的疊加。如果只是真誠，但表現很淺，意義不大。如果非常真誠地講一件虛假的事，那就更麻煩了。”

6月23日下午，本屆上海電視節紀錄片單元評委曾海若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他首先表達了心中好紀錄片的標準。

本屆上海電視節紀錄片單元評委曾海若

作為紀錄片、電影導演、編劇，曾海若的作品題材廣泛，涵蓋歷史、人文、自然等多個領域。2003年，他參與《電影傳奇》的籌備制作，到2006年擔任該節目的總導演。在這期間，他和團隊采訪了近1500位老演員，深入挖掘電影背后的故事，讓那些被歲月塵封的記憶重見天日，也讓觀眾對中國電影的發展歷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紀錄片《電影傳奇》

2007年，他與崔永元共同探索口述歷史類節目的制作，為后續的紀錄片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09年，曾海若擔任20集紀錄片《我的祖國》的總導演，以獨特的視角展現了祖國的發展變遷。2010年，他擔任32集紀錄片《我的抗戰》的總導演，這部紀錄片具有重要意義。為了拍攝《我的抗戰》，團隊采訪了3000多名講述者，選取近400位受訪者口述，從個人史、小歷史的角度出發，展現抗戰的真實面貌。

他的作品多次獲得各類獎項，如《第三極》獲得第1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紀錄片單元——金爵獎提名；《我們的國家公園》入選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相關優秀作品；《極地》獲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紀錄片優秀作品獎等。

在他看來，紀錄片創作如同修行，創作者首先要做的，不是跟風創作，而是回歸自我。

創作起點：向內心挖掘真實

當被問及如何捕捉人物復雜而隱秘的情緒時，曾海若的回答直指創作者自身：“拍攝影片首先接觸的人是自己……只有極大程度地尊重自己內心的感受，才能夠了解他人。”

他認為，觀察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是重要的創作源泉。當導演對自身有了深刻理解并掌握創作技巧后，才能更好地感受他人。“無論紀錄片還是劇情片，所有的處理方式都基于你對這些事情的看法。”

在追求真實的過程中，曾海若發現一個關鍵入口——接受拍攝中常見的不自然。

“我們經常發現被拍攝者的快樂并非真實，他們希望在鏡頭前展現某種狀態。他們的掩飾或努力構建的外殼，本身就是真實感受的一部分。”

他反對生硬地“糾正”這種狀態，“需要完整地接受它，而不是將其視為工具式的任務。接受那些不自然甚至看似虛假的東西，恰恰是接近真實的開始。”

評委視角：尋找新認知與情感共鳴

今年入圍第30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的十部紀錄片，都以獨特的美學語言立體化呈現了這個世界，充分展現了紀錄片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愛爾蘭大西洋群島邊的海洋生物，美洲大陸廣袤陸地上的生命網絡，宏觀世界的自然奇觀讓我們嘖嘖稱奇；獸腳類恐龍如何演變為飛鳥，藝術家畢加索有怎樣的矛盾性格，社科人文的知識信息讓我們受益匪淺；現代高壓力生活下的情緒如何應對，舊有文化傳統下的自我意識又是不是該覺醒，他人內心世界的自我觀照，更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白玉蘭入圍最佳系列紀錄片《愛爾蘭：野性之島》（愛爾蘭）

白玉蘭入圍最佳紀錄片《畢加索：巴黎的叛逆者》（意大利）

作為評委，面對技術和手法都已非常成熟的入圍作品，曾海若的關注點在于影片能否提供新的認知角度。“觀看紀錄片是否能讓我對這個世界有新的看法？能否展現一群我過去未曾想到的人？”

他特別看重作品的情感力量，但不是刻意煽情，而是能與觀眾建立直接而深刻的連接。

“不管是非洲、印度還是北歐的電影，也許語言不通，但里面有一些能直接打動我、穿透過來的東西。這種共鳴是直接的、珍貴的。”

他特別提到此次入圍作品中女性題材的豐富與突破。三四部相關影片角度各異，有古典理想主義的女性運動敘事，也有女性直面困境的表達。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些作品超越了簡單的性別對立。

“雖然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她們生活中的‘對手’，但影片沒有把男性放到純粹的對立面……格局更大了。”

他以比利時影片《逆境前行》為例，“它展現女性追求自由時，更需要對抗的是內心的條條框框，這才是最難突破的。”

白玉蘭入圍最佳紀錄片《逆境前行》（比利時）

面對類型、規模差異巨大的作品（如BBC式自然巨制與多年跟拍的小成本作品），評委間的爭議往往源于評價維度的選擇。曾海若的解決之道，是回歸紀錄片的核心價值——真實、真相、真誠的疊加判斷。“一部大制作也需要符合這三個因素。如果符合得很好，就是好作品，不會因為技術上的突破而加分。”

跨界感悟：紀錄片是珍貴的“真實”場域

曾海若長期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和“個體困境”，他認為紀錄片應超越表象，挖掘生命的神性與矛盾性。2025年，他首部自編自導的劇情電影《陽光照耀青春里》上映，該片由肖央、春夏主演。這次“跨界”經歷，反而加深了他對紀錄片價值的珍視。

劇情電影《陽光照耀青春里》

“拍攝商業劇情片需考慮太多因素：投資方、規模、演員……原本想表達的內容會受到影響。”相比之下，紀錄片“直接敞開讓你觸摸真實的內容”，給了他“心無旁騖拍攝”的純粹感。他更發現，紀錄片拍攝中培養的應對“意外”的能力，對劇情片創作大有裨益。“紀錄片允許一切發生，每天都在處理新情況……這鍛煉了重新整理素材、思路的能力，很像編劇的工作。”

他將紀錄片現場引導人物或演員的方法，形象地比喻為“做按摩工作”——不是生硬糾正，而是“旁敲側擊、放松交流，讓他們回到自己的位置”。在劇情片拍攝中，他同樣注重排練，鼓勵演員設計細節，現場保持靈活。“我拍的是他們表演互相激發的感覺。”

行業觀察：春天需要一片“綠意”而非幾根“草”

談到中國紀錄片生態，曾海若坦言傳播與盈利仍是痛點。長期以來，紀錄片被等同于電視臺或網絡平臺的“免費內容”，形成了“廉價”甚至“貧困”的公眾認知。“雖然喜歡紀錄片的絕對人數龐大，但觀眾很分散，缺乏有效聚集和轉化的平臺渠道。”他肯定B站等平臺的努力，但認為健康的產業循環（如影院觀看的付費習慣）尚未穩固形成。

這種不確定性也導致行業人員流動性大。曾海若坦言：“我常有恍惚感，紀錄片有時不像一個職業，更像一個愛好……我工作時總找不到一塊確鑿可以耕耘的土地。”他理解年輕創作者的迷茫，目前仍需靠熱情和愛好來堅持。

對于懷抱紀錄片夢想的年輕人，曾海若的核心建議是：找到自己用紀錄片與世界對話的獨特連接點。

“紀錄片與其他藝術不同，它直接面對世界，本質上反映的是創作者與世界的關系。”他鼓勵年輕人從自身興趣和可接觸的小題材入手。“拍一個小池塘、一個家庭都可以。在小地方開墾出大空間，非常好。”他強調，找到屬于自己的“連接密碼”至關重要，這需要對自己有更深的了解。“不是什么都能拍……前提是你需要了解自己內心有多少種子，哪些能長出來。”

曾海若執導的紀錄片《第三極》

他形象地將尋找連接的過程比作連Wi-Fi：“信號時好時壞。你需要找到密碼。”避免盲目跟風他人題材。“你拍馬戲團、民工，你以為拍的是他們？其實你拍的是你眼中對這群人的新認識……必須讓拍攝對象與你自身產生化學反應。”

紀錄片門檻看似低，但想拍出風格、態度和美學價值，“越容易入門，想做好越難”。

未來方向：小人物、自然與歷史的召喚

展望未來創作，曾海若計劃在劇情片之外，回歸紀錄片領域，方向更趨多元與“輕巧”。他渴望關注“小城市里有意思的人”。“我來自小城市……每當回老家，我就覺得需要調整一下自己。我想拍更普通的人，而不是大城市里奮斗的感覺的電影。”人與自然的關系仍是他魂牽夢縈的主題。歷史題材，尤其是二戰抗戰相關領域，依然對他有強大吸引力，“那種‘打撈出來’的東西，我會很喜歡。”

對于中國紀錄片能否持續誕生引發全民關注的影院作品，曾海若認為制作能力已不是瓶頸。“只要給足夠時間和經費，技術角度沒有不能做的。”關鍵在于創作觀念的提升和人才厚度的積累。“不能期待突然有人拍出100分，其他都是60分……需要很多人去做，很多優秀的大腦，態度真誠且深入。”紀錄片的春天，在他看來絕非幾部佳作的出現，而是“一片綠色”的繁榮生態——“應該有各種各樣的作品出現，很多人都在制作，不斷有新人和導演加入。”

曾海若執導的紀錄片《我們的國家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