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不是口誤，也不是簡化記憶的習慣，中國歷史課本和主流史觀，確實從未將金朝列入“正統王朝”順序。

唐、宋、元、明、清，前后千年，金朝，在中間，沒人提，被遺忘得太徹底，顯得刻意。

正統性困境：金朝的“非我族類”標簽

1127年，汴京城破，宋徽宗、欽宗被俘，北宋滅亡，完顏宗翰的軍隊沒留下滿地廢墟，而是直接搬走了整個朝廷。

趙構在南方即位，建立南宋，名義上“承北宋之正統”，事實上，只守得住長江以南。

金朝，占了中原，占了都城，占了皇室，卻沒有換來一句“正統”。

問題出在“非我族類”。

三重標準下的合法性困境

金朝建立者是女真，不是漢人，“華夷之辨”在宋以后，成了判斷“誰配做皇帝”的核心邏輯。

宋以后講究三種合法性：

1. 文化合法性：講不講儒家？用不用漢字？重不重科舉？
2. 地理合法性：占了中原了嗎？
3. 血統合法性：是不是“炎黃子孫”？

金朝三項里，只勉強過了一項，他們確實漢化得很快。

1136年就設立科舉，比南宋還早兩年恢復考試，金熙宗強制推行儒家禮制，在太廟祭孔，文臣官服制從宋制。

可這些沒有用，南宋朝野上下從不承認其正統身份。

《宋史》記載：“金賊破汴京，劫遷二帝，行無道，非正統也。”“賊”“劫”“無道”三詞連用，徹底打了標簽。

地理上，金朝的確坐擁中原，占了汴京，后來又遷都燕京（今北京），疆域最大時直抵淮河，可南宋堅持“北伐”，以“恢復”自居。這種敘事默認自己才是正統。

史書的寫法也印證了這點，元朝編《遼史》《宋史》《金史》，并列成三，形成“三國并立”的格局。但元朝之后，明清官方敘事，直接跳過金朝，只認南宋為“正統傳人”。

明代王祎在《續通鑒紀事本末》中說：“唐亡后正統已絕，北宋合天下于一，復繼其統，南宋繼焉。”金朝未被提起，仿佛從沒存在過。

歷史話語權的爭奪

金朝存在119年，傳十帝，留下《金史》《大金國志》《金國語解》。但這些史料，多在元明時期失傳，部分由清代修復，但使用不廣。

元朝修《金史》，采取承認但不推崇的態度，稱其為“承制而治”。

可明清兩朝則直接貶低，明代以“驅逐韃虜”為國家理念，不能容許金朝成為漢人歷史的一環。

明初修《宋史》，完全站在南宋立場，連“靖康之恥”都寫成“中原被夷狄辱”，將女真政權等同于災難，金朝被歷史敘述徹底邊緣化。

清朝本是滿族政權，與金朝一樣出自東北，但它沒有試圖為金朝正名，反而進一步模糊其地位。

他在《滿洲源流考》中提到完顏氏，把其視為“遠祖”，以吸收的方式淡化其異族形象，不是認同，而是吞并，不是弘揚，而是改造。

史學家李國文指出：“金朝的存在被壓縮成遼宋金三國中的短暫插曲，其統治行為被視為干擾正統延續的外力。”

文化影響力對比

南宋詞壇，李清照、辛棄疾、陸游，影響至今，金朝文學，幾乎只有元好問一人獨撐門面。

元好問寫《壬辰雜詩》，記錄金末戰爭，語言沉郁悲涼。

“中原亂離我獨存，天地無情客又昏。”可他的詩未能進入宋、元以后的文壇主流。

金朝編纂《金史》《文類》《國志》，但版本零散，多散佚。最具代表性的《金國語解》，是女真語漢字音譯的工具書，用于行政、外交翻譯。

但女真文字沒能普及，比起契丹文和蒙古文，傳播力更弱。

文獻缺乏傳承，導致后世學者研究金朝材料極少，沒有文化母本的王朝，難以成為主流記憶。

經濟與治理的局限

金朝早期重軍事，完顏阿骨打起兵之初，“以戰養戰”，南征北伐頻繁，財政壓力巨大。

1127年遷都汴京后，試圖轉入穩定治理，模仿宋制，設三省六部，推行均田制，征收“田賦兩稅”。

但南北經濟結構差異明顯。金朝掌握黃河以北，地廣人稀，江南富庶之地仍為南宋所據，茶鹽絲綢，皆出江南。

金融制度也是短板，北宋末年出現“交子”“會子”，為最早紙幣，金朝雖仿制“交鈔”，但貨幣信用不足，難以推行全國。

金章宗年間嘗試推行“官鈔”，但一年后即貶為“紙契”，買賣者拒收，治理能力有限，難以承接北宋的制度遺產。

政治也不穩，119年間換了十個皇帝。金末外憂內亂，蒙古崛起，蒙金戰爭持續23年，最終金哀宗自焚，金朝滅亡。

政權交替快，制度更新慢，留下的，不是繁榮，而是模糊記憶。

金朝的存在，從未被徹底接受，也未被系統書寫，不是不配，是太難定位。

政治格局的“夾縫生存”

南宋立國之初，第一件事不是擴張，不是改革，是立廟、設禮、修史。

趙構登基后即設“紹興中興”年號，對外稱“正統未斷”，對內則塑造“靖康遺脈”。

此時中原淪陷，金朝政權已掌握北方三分之二土地，人口超三千萬，可它始終無法被稱作“正統”。

南北對峙的合法性困境

金朝滅北宋用了兩年（1125–1127），從完顏宗望攻破太原，到兵臨開封，趙佶、趙桓父子被俘，史稱“靖康之變”。

金人自此在中原立國，設立三省六部，廢除本部落制，沿用漢制，但南宋立刻在臨安重建朝廷，稱金為“偽齊”“偽朝”。

南宋以“恢復”為政治口號，構建合法性，不僅編撰《大義覺迷錄》，還組織“義士書院”，講述“北地淪陷”的悲情敘事。

這種“雙正統”格局持續百年，金與宋簽訂數次“和議”，但官方文書中從不承認對方正統身份。

例如，1165年“隆興和議”，宋稱金為“大金”，但不稱“皇帝”；金稱宋為“南朝”，仍不列入正式稱號。

這種對峙延續至元朝統一。

元世祖忽必烈上位后，迅速組織三史修撰：《遼史》《金史》《宋史》，史官脫脫主持《三史》工程，采取并列態度，分別賦予“帝系”“年號”“禮制”。

但這三史并列，并未影響明代史家的態度。

在《明史》《通鑒輯覽》中，“正統線”只延自趙匡胤至趙昺，金朝，被置于“附錄政權”之外。

歷史記憶由勝者書寫，金朝輸得不是地盤，而是敘事主導權。

民族融合的雙重性

金初設“猛安謀克”制度，是女真軍政一體的基層編制，高度軍事化，排斥漢族入仕。

金太宗時期，曾下令“漢人不得掌兵”，形成了種族壁壘。

但隨著中原經營深入，金世宗推行一系列漢化改革：用儒家禮制冊封太子；修建國子監，恢復“明經”考試；學校官吏任命參考《唐六典》《開元禮》。

政務逐漸“漢式”，但實權始終集中于女真貴族手中，1213年，金宣宗即位，外戚貴族勢力空前膨脹。官僚系統腐敗頻現。

此時，蒙古勢力已開始滲透，1211年，鐵木真南下，與金軍發生野狐嶺戰役，金軍慘敗。

蒙古人在政治宣傳中，抬高南宋地位，貶低金朝政權，《元朝秘史》中提及：“金人虐政，中原多怨，軍民愿歸我大元。”

此時的金朝，被描述為壓迫者而非受害者。

1234年，蔡州一役，金哀宗自縊，金朝滅亡，南宋未“恢復”，金朝亦未“傳統”。

在兩端的擠壓中，金朝成為被雙方都否定的政權。

后人記得宋末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跳海，卻無人記得金哀宗燒死于臥室，遺體無存。

歷史書寫的權力重構

誰來決定一個王朝是否被記住？

不是兵權在握，也不是疆域最廣，而是有沒有人在后代替他說話，有沒有史書認定他的地位。

金朝沒有這兩樣。

元朝的“三史并列”與明清的“單線正統”

元代修史機構由中書省設立，脫脫為總修官，以“中華一統”為綱，采擷遼、宋、金各自資料，并列呈現。

這種安排，背后邏輯是“元統一三國”，而非三國皆為中華延續，《金史》序文寫道：“金承遼制，法度雖異，幅員尚廣。”只承認其疆域，不談道統傳承。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不再接受“三史并列”的敘述方式，他以“恢復漢唐”自居，強調“驅除胡虜，恢復中華”。

這種政治話語之下，金朝被重新定義為“夷狄政權”，《明太祖實錄》記：“金為虜寇，毀宋社稷。非中國血脈。”

修《大明一統志》《宋史紀事本末》時，不再提及金朝制度沿革，僅記戰事。

清代修《二十四史》時，雖保留《金史》，但不列入“正統王朝”傳承線。

這種“降格”操作，是話語策略，清朝不能否定金朝，否則否定自身出身；但也不能拔高金朝，否則削弱自己合法性。

他們的做法是：承認金朝存在，不承認其正統。

《清實錄》中對金朝多稱“金部族”，而非“金朝”，并將完顏氏收錄進滿洲譜系，淡化其歷史主權。

史書被用作工具，金朝在歷史中被格式化。

現代史觀的再審視

直到20世紀末，歷史學界開始重新評估金朝地位，一些學者提出“復線正統觀”或“多元一體論”。

觀點很簡單：中國歷史不是單線王朝更替，而是區域、多民族并存的網絡。

北京建都的傳統，始于金朝；猛安謀克制度，被元、清借鑒，用于整合族群與軍政；中原與東北的行政制度融合，在金代首現雛形。

這種評價不靠“正統”，而是靠“制度貢獻”“文化整合”來重建地位。

《金史》研究再度升溫，學界如宋濤、陳高華等人重新標注金朝年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失蹤”的金朝，逐漸重新浮現。

但教科書、年表、口述歷史中，仍然是唐宋元明清，金朝，在夾縫中生存，在紙頁中被折疊。

參考文獻：
脫脫等，《金史》，中華書局，1975年
陳高華，《金史新編》，人民出版社，2001年
宋濤，《遼金元三朝正統觀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元朝秘史校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李治安，《宋金遼夏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
清實錄，《清太祖實錄》《清高宗實錄》選段，國家圖書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