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當下我國創新發展的底層邏輯正經歷深刻變革，從算力成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底座，到創新周期從“大國崛起”邁向“強國建設”，再到主要矛盾從“有沒有”轉向“強不強”，時代之變對創新范式提出了全新要求。

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副主席、廣州科技局原局長王桂林長期從事科技管理工作，他深入剖析了我國創新發展面臨的三大“關鍵變化”，并基于此提出重塑“人才驅動、企業主導、社會涌現”的創新范式，為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提供了系統性思路。在從科技大國向科技強國邁進的關鍵階段，如何在變化中把握機遇、重塑創新生態？本文的思考或能為政協委員履職建言、社會各界凝聚共識提供有益借鑒。

△為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圍繞“主動健康”課題，王桂林到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國際校區調研。

我國創新發展面臨三個“關鍵變化”

生產力核心技術

從“網力”變為“算力”

當前，人類社會生產力歷經“馬力革命”“電力革命”“網力革命”后，正迎來以算力為底座的人工智能技術變革。與前幾次工業革命單點技術突破不同，人工智能憑借“跨模態自組織”學習能力，已在制造業、醫療、金融等領域引發鏈式反應。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人工智能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深刻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可以預見，人工智能將引發勞動工具的蛻變，帶動提升勞動效率，產生更加多樣的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同時促使勞動者素質和能力實現快速進步，最終形成符合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的新質生產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生產力。把握鏈式變革機遇，加快發展以算力為基礎的新質生產力，必須盡快對生產組織方式和過程作出調整，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創新歷史周期

從“大國崛起”變為“強國建設”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路徑，建成全球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023年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30.6%。但對標世界科技強國，我國在基礎研究投入占比（2022年6.3%，美國17.6%）、頂尖學科數量（ESI前1%學科數僅為美國的41%）等方面仍有差距。

隨著黨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國際競爭已從地緣政治博弈轉向技術主權爭奪——美國將1300余家中國科技企業列入限制清單，歐盟推出“芯片法案”欲奪回20%全球產能。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必須強化源頭創新：如華為2023年研發投入1615億元，占營收24.5%，在5G芯片領域實現從設計到封裝的全鏈條突破；中國科學院量子信息實驗室自主研發“九章三號”，實現255個光子操縱，算力超越谷歌超導量子計算機100萬倍。唯有打通“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業轉化”全周期通道，才能實現從“科技大國”到“科技強國”的質變。

創新主要矛盾

從“有沒有”變為“強不強”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通過“集中力量辦大事”解決了“兩彈一星”等關鍵技術“從無到有”的問題，但當前面臨“科研產出規模擴張”與“轉化效率低下”的結構性矛盾。

人才與專利錯配：80%的高層次人才聚集在985高校，而80%的有效發明專利歸屬企業，形成“智力在高校、轉化在企業”的割裂。如某985高校近三年申請的2376項專利中，僅12%實現產業化，而華為等企業專利轉化率超60%。

成果與需求脫節：90%以上的發明專利因缺乏市場導向成為“沉睡專利”，某省科技廳調研顯示，高校專利中僅5.7%符合產業實際需求。

教育與實踐割裂：工科教師中90%以上缺乏企業工作經驗，導致高校培養的工程師難以適應產業需求。某汽車制造企業反映，應屆工科畢業生需18個月崗位培訓才能勝任智能產線操作。

這種矛盾致使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足40%，遠低于發達國家60%的水平，我國亟須通過“人才跨界流動—企業需求牽引—生態協同支撐”破解轉化堵點。

△2024年4月11日，王桂林帶領廣州二十多家高校、新型研發機構和科技服務機構，赴東莞XbotPark機器人基地進行實地調研與交流，深入探討成果轉化、創業孵化方面的經驗做法。

在變化中把握機遇，必須就創新范式轉變形成共識

重塑人才驅動創新范式

構建新型生產關系

青年人才是新質生產力最活躍的能動主體，其成長于技術爆發時代，具備“數字原生代”的天然優勢。如杭州“六小龍”企業中，DeepSeek創始人梁文峰（1986年生）帶領團隊用3年時間，使大模型訓練效率提升20倍；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興（1993年生）開發的UnitreeGo1機器人，全球消費級市場占有率達45%。這類青年人才兼具科學家的嚴謹思維與企業家的市場嗅覺，能在AI、機器人等交叉領域實現突破。但現有培養機制存在明顯短板：某調研顯示，72%的高校未開設“技術商業化”相關課程，89%的科研團隊缺乏知識產權運營能力。因此，需構建“學科交叉培養—產業實踐賦能—創業生態孵化”的全鏈條機制，如上海科技大學設立“創新與創業學院”，要求學生必修“技術轉移”“商業畫布”等課程，并與商飛、中芯國際等企業共建28個實踐基地。

重塑企業主導創新范式

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企業作為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在降低創新鏈信息不對稱方面具有天然優勢。深圳“六個90%”模式證明：90%以上創新型企業為本土企業，90%研發機構、人員、資金集聚企業，90%職務發明專利出自企業，這種配置使深圳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156.8件（全國平均39.6件），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18年居全國首位。從經濟學視角看，企業通過“需求端識別（如寧德時代預判動力電池需求）—技術端整合（聯合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攻關固態電池）—市場端驗證（配套特斯拉上海工廠）”的閉環，實現創新資源的高效配置。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統籌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需進一步強化企業在創新決策中的主導權，如德國“工業4.0”計劃中，西門子、博世等企業牽頭制定70%的技術標準，政府僅提供政策框架支持。

重塑生態支撐創新范式

暢通源頭創新路徑

杭州“六小龍”的爆發式成長，本質是“雨林型”生態的產物——如同亞馬遜雨林通過多層次植被系統實現養分循環，創新生態需具備“基礎研究土壤（高校院所）—技術轉化陽光（孵化平臺）—產業雨林（龍頭企業）”的立體結構。以波士頓創新生態為例，MIT提供基礎研究支撐，Draper Fisher Jurvetson等風投機構注入耐心資本，谷歌、微軟等企業構建產業生態，形成“0—1—10—100”的創新裂變效應。我國需針對創新鏈各階段特征精準施策：

0—3階段（基礎研究）：既要像“嫦娥探月”那樣目標導向攻關，也要如“悟空”衛星般支持自由探索，美國ARPA-E模式證明，對“高風險高回報”基礎研究的持續投入，可使技術突破概率提升40%。

4—6階段（成果轉化）：需包容失敗，以色列“YOZMA計劃”通過政府承擔40%投資損失，撬動社會資本對早期項目的投入增長6倍。

7—9階段（產業化）：需讓市場主導，如德國汽車產業通過“隱形冠軍”企業集群，實現技術迭代與市場拓展的自循環。

重塑創新范式，推動“兩創”融合發展

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

強化青年人才驅動

構建全周期政策支持體系

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設立“青年創新人才專項”，整合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科技部“青年科學家項目”等資源，形成“啟蒙（中學科創營）—培育（大學創新實驗室）—實踐（企業博士后工作站）—創業（天使投資對接）”的支持鏈條。

實施“青年人才薪酬倍增計劃”

強化各類科技創新政策向企業人才傾斜，借鑒廣州市基礎研究人才自主培育體系“啟航—續航—領航”計劃，針對在企業中從事技術研發和產品創新的青年博士人才，給予“階梯式”財政資助，保障其收入水平與高校院所博士持平，甚至更高，并引導全社會給予企業青年人才更多榮譽和認可。

創新融合實踐培養模式

借鑒歐林工學院“工程實踐貫穿四年”的培養理念，推行“1﹢3”學習模式：1年通識教育﹢3年跨學科項目制學習。例如，北京理工大學與華為共建“智能系統創新學院”，學生需完成“5G基站能耗優化”“自動駕駛決策算法”等真實產業課題。同時推廣“雙導師制”，如西安交大與陜鼓集團合作，企業導師（高級工程師）與學術導師（教授）共同指導研究生，使課題轉化率從29%提升至67%。

重構創新價值評價體系

建立“三維度”評價機制：

學術維度：基礎研究項目考核“論文他引率”“專利被引頻次”，如中國科學院物理所對超導研究團隊，以《自然》子刊論文質量而非數量作為主要考核指標。

產業維度：技術開發項目考核“成果轉化率”“企業新增營收”，某省試點將科技成果轉化收益的50%計入科研人員績效考核。

社會維度：民生領域項目考核“惠及人口”“社會效益”，如醫療團隊以臨床治愈病例數作為職稱評審重要依據。

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

主導市場化配置

完善企業參與國家戰略機制

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重點領域，推行“企業首席科學家”制度：由華為、百度等企業專家擔任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技術總師，統籌高校院所科研力量。具體措施包括：

建立“企業需求榜單”制度，如工業和信息化部每年發布100項“卡脖子”技術需求，由企業牽頭懸賞攻關，對突破者給予項目總投入30%的獎勵。

改革財政科技經費分配方式，2025年起中央財政R&D經費中60%直接撥付企業（2023年為45%），并允許企業自主調整經費使用比例（設備費調整權限從20%提升至50%）。

深化產學研融合創新生態

推廣浙江“四鏈融合”模式：

產業鏈出題：吉利控股集團梳理出“新能源汽車電驅系統”關鍵技術需求，形成包含127項指標的“問題清單”。

創新鏈答題：政府協調浙江大學、中國科學院寧波材料所等7家單位組成攻關聯合體，設立5億元專項基金。

資金鏈助題：浙江省產業基金跟投30%，帶動社會資本投入15億元，形成“財政資金—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的接力支持。

服務鏈驗題：在極氪工廠設立中試基地，通過18個月測試迭代，使電驅系統效率從89%提升至97.3%，最終實現量產裝車。

構建企業全生命周期賦能體系

初創期：推廣北京“創新型孵化器”模式，提供“空間﹢導師﹢天使投資”一體化服務，如中關村創業大街每年孵化項目超2000個，存活率達45%（全國平均20%）。

成長期：實施“專精特新企業加速計劃”，如江蘇省對入選企業提供“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從175%提至200%”等稅收優惠，2023年培育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906家。

成熟期：建立“科技領軍企業培育庫”，對入庫企業給予“一對一”戰略咨詢，如上海市推動商飛與中國航發組建航空動力創新聯合體，攻克大飛機發動機關鍵技術。

構建“雨林型”創新生態

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

夯實基礎研究“土壤層”（0—3階段）

目標導向研究：參照美國DARPA模式，設立“顛覆性技術創新局”，聚焦量子計算、腦機接口等領域，推行“項目經理負責制”，賦予其科研團隊組建、經費使用等自主權。

自由探索研究：擴大科學基金“原創探索計劃”規模，從每年20億元增至50億元，支持科學家“無人區”探索，如資助“人工光合作用”“室溫超導”等超前研究。

大科學裝置集群：在合肥、深圳等地建設“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創新綜合體，如合肥同步輻射裝置已支撐發表《自然》《科學》論文327篇，催生23家高科技企業。

培育成果轉化“陽光層”（4—6階段）

耐心資本培育：設立國家“中試基金”1000億元，對半導體、生物醫藥等領域中試項目提供最高5000萬元資助，參考松山湖材料實驗室“技術入股﹢利潤分成”模式，讓科學家持股比例從30%提至50%。

技術轉移體系：在高校設立“技術轉移辦公室”，配備知識產權律師、產業分析師等專業團隊，如斯坦福大學技術許可辦公室每年促成約200項技術轉化，衍生企業年營收超300億美元。

風險補償機制：建立“政府﹢保險﹢銀行”三方共擔模式，對科技成果轉化貸款出現壞賬的，政府承擔40%、保險賠付30%、銀行自主核銷30%，如蘇州高新區該機制實施以來，科技貸款不良率控制在1.2%以下。

構建產業創新“雨林層”（7—9階段）

包容監管環境：對AI醫療、自動駕駛等新業態實施“沙盒監管”，如北京智能網聯汽車示范區允許L4級自動駕駛汽車在600平方公里區域內商業化運營，三年內不進行行政處罰。

企業家權益保護：修訂《企業破產法》，增設“個人破產重整”條款，如浙江試點對創業失敗的企業家，可在3年內申請債務重組，免除不超過500萬元的個人債務。

創新文化營造：設立“國家創新日”，表彰“從0到1”的原始創新者，如參照“圖靈獎”標準，對為基礎研究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給予500萬元獎勵，提升全社會對創新風險的包容度。

作者：全國政協委員 王桂林

文字編輯：王菡娟

新媒體編輯：莫愁

審核：李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