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時,提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用最樸素的方式,筑起了中國農村醫療衛生的第一道防線。
對于很多“60”后而言,196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舉行新中國成立20周年慶典并不陌生。
當天,近千名肩背藥箱、背負斗笠、挽著褲腿、打著赤腳的年輕農村姑娘組成“赤腳醫生”方隊。她們高呼著“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整齊地從城樓下的長安街走過。隊列的前邊是一個特制的輪車,上面載著“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15個大字。這個方隊代表的是當時分布在全國的“赤腳醫生”。
01
城鄉衛生的結構性差異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時提到,我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但廣大農民的醫療得不到保障,面臨缺醫少藥的困境。
“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農村,重點在農村。”
對此,衛生部于當年9月3日提交了《衛生部黨委關于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報告指出:高級衛生人員69%在城市,只有31%在縣和縣以下,其中縣以下僅占10%。全國衛生事業費9億3千余萬元中,5億多農民僅僅使用2億5千余萬元,僅占27%。
在共和國建立初期,“一切圍繞工業化建設”這一核心戰略方針的強力推動下,國家資源——包括對發展至關重要的醫療資源——迅速且大規模地向作為工業中心的城市,特別是工礦企業高度集中的地區匯集。這一資源配置模式有力地支撐了當時急需的工業體系構建與城市發展。
然而,醫療資源具有其內在的公共性與普惠性特質,它關乎全體國民的生命健康,不能被簡單地視為一般生產資料進行空間集中配置。這種過度向城市傾斜的醫療資源配置格局,導致廣大農村地區與邊疆基層的醫療服務供給長期處于短缺或質量低下的狀態。這種顯著的城鄉差異,不可避免地與社會主義制度所強調的全民健康覆蓋和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內在要求形成了深刻的矛盾。
02
“赤腳醫生”應運而生
在資源極度匱乏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化解億萬農民看病難、用藥難的問題,成了合作醫療體系面臨的核心考驗。在此探索中,半農半醫的醫生群體應運而生——他們扎根生產大隊,多以不脫產或半脫產形式服務于基層,迅速成長為維系合作醫療制度運轉的關鍵力量。
赤腳醫生長于鄉野,服務在家園,天然的親緣地緣紐帶使他們能夠真正“跑得進門、說得上話、看得上病”。這種復合身份,使得這些半農半醫的醫生在推廣初級衛生保健、實施預防為主策略、深入參與愛國衛生運動以及普及中醫藥知識等方面,擔當了無可替代的先鋒角色,構筑了當年中國農村醫療衛生網絡中最富特色且最為活躍的“毛細血管”系統。其出現與成長,深刻反映了將廣泛的政治動員與具體的基層醫療訴求相結合所產生的制度創造力。
上海川沙縣的農家女王桂珍,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的姑娘,經過三個月培訓后,背著印有紅十字的藥箱回到了家鄉。她白天勞動,晚上出診,用最基礎的藥品和針灸技術,解決了村民們的常見病痛。
1968年夏,上海《文匯報》在重要位置上發表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調查報告。當年9月出版的《紅旗》雜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調查報告。
《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
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調查報告
來源 | 上海人家公眾號
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按此思路,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于現在的村)一級設立了衛生室,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此后,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得到及時治療。
03
醫務工作者加入“赤腳醫生”隊列
當時,許多醫務工作者也紛紛下鄉,在為群眾看病的同時,還手把手地為“赤腳醫生”培訓,提高他們的技術水平。后來成為“醫學大家”的韓啟德、盛志勇、聞玉梅、張麗珠、吳孟超、嚴仁英、毛江森等都是其中一員。
1968年,韓啟德被分配到陜西臨潼的一個公社衛生院,成為了一名“赤腳醫生”。當時的衛生院條件極為簡陋——沒有正規病床,手術器械匱乏,藥品短缺,更沒有任何現代化醫療設備。在這樣的環境下,韓啟德一干就是整整十年。
初到農村時,韓啟德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語言溝通障礙。當地農民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又說著濃重的陜西方言,常常讓病情交流變得異常困難。韓啟德每次都要一一仔細觀察詢問,搞清病情,然后對照病情翻閱有限的幾本專業書籍進行診治。
除了常見病之外,韓啟德還要面對許多千奇百怪的疑難雜癥。為此,他還自學了兒科、婦科等。當地有不少農民習慣中醫診治,韓啟德二話不說,自學了中醫中藥與針灸,還運用中西醫結合治病。
衛生院的條件簡陋得超乎想象——沒有一張像樣的病床,手術器械少得可憐。韓啟德意識到,必須提升衛生院的硬件水平。于是,他在簡陋的房間騰出空間,建起了簡易手術室,白內障摘除、鼻息肉切除、扁桃體摘除、闌尾炎、腸梗阻、疝氣修補、大隱靜脈曲張等手術,都是在這個簡易手術室完成的。
10年間,韓啟德把全部精力和熱情獻給了患者,被當地老百姓稱為“名醫”。回憶當年,韓啟德感慨地說,他并不覺得那里的生活艱苦,因為那里有用武之地,“能夠為別人做事,心靈上是愉悅的”。
04
催生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彼時,覃祥官是湖北省樂園公社衛生所的一名“赤腳醫生”。他深入各生產隊調查摸底,思考出了一種組織農民辦合作醫療、依靠集體力量來和疾病作斗爭的思路:農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錢的合作醫療費,村里再從集體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痼疾纏身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眾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錢的掛號費,吃藥就不要錢了。
赤腳醫生宣傳畫
來源 | 武漢市第一職業教育中心公眾號
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關部門在調查研究后,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毛澤東看了報告后非常高興,連聲稱贊“合作醫療好”,批示推廣合作醫療。
自此,“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在中國農村大地全面鋪開。全國絕大部分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至1977年,全國“赤腳醫生”的數量已達180萬人,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初步改變。
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開,農業經營單位縮小到了家庭的規模。工分計酬方式不存在了,“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也難以生存。1985年初,衛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一稱呼的決定,原來的“赤腳醫生”要進行考核,合格的將被認定為鄉村醫生,取得從醫資格后可以繼續行醫。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赤腳醫生”不存在了,與它共存共生的“合作醫療”也解體了。至此“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成了歷史名詞。
但不可否認的是,“赤腳醫生”改變了中國農村長期缺醫少藥的狀況,其深入農村基層,開展疾病預防、常見病治療、疫苗接種及母嬰保健等工作,顯著降低了農村傳染病發病率,提升了基礎健康水平,讓廣大農民以低成本獲得基礎醫療保障。
另外,“赤腳醫生”開創了低成本廣覆蓋的基層醫療模式,推動了醫療公平,被世界衛生組織視為 “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典范”,為全球初級衛生保健提供了中國方案。
“赤腳醫生”雖已經不存在了,但仍為當代醫療衛生事業留下深刻啟示:重視基層醫療體系建設,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培養,推動醫療資源下沉;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完善分級診療制度;注重醫療服務的可及性與公平性,讓更多人享受優質便捷的基本醫療服務。
審核專家: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講師 潘隆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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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韓啟德——情系蒼生不負重托[J].決策與信息,2014,(01).
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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