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與流量至上的時代，一場普通的學術交流可能會演變為全民熱議的公共事件。2025 年 6 月，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智華樓內，34 歲的數學家王虹教授舉辦了一場關于幾何分析的學術講座，同樣34歲的北大研究員韋東奕坐在第一排專注聽講，并在課間與王虹進行了學術討論。這本是學術界平常的交流場景，卻被在場學生拍攝上傳至網絡，引發了一系列超出學術范疇的解讀與爭議，以各種視頻號為最盛。

先回顧一下事件本身。2025 年 6 月 17 日至 19 日，北京大學智華樓的學術講座吸引了眾多聽眾。主講人王虹，16 歲考入北京大學，后轉至數學科學學院，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現任紐約大學庫朗數學研究所副教授，并即將成為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首位中國籍終身教授。2025 年，她與合作者攻克百年數學難題 “三維掛谷猜想”，被陶哲軒稱為 “幾何測度論的珠峰級突破”，被冠以“2026 年菲爾茲獎的熱門候選人”。此時，北京大學的“韋神” 韋東奕出現在第一排聽講。韋東奕是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雙滿分金牌得主，以解決 Navier-Stokes 方程為目標，因 “礦泉水瓶和饅頭” 的樸素生活方式走紅網絡，擁有眾多粉絲。19 日講座結束后，兩人進行了約十分鐘的深入交流，周圍學生聽得 “云里霧里”，一位戴白帽的男生表情從好奇到茫然的畫面被捕捉下來，成為網絡熱議的 “學渣看學霸” 表情包。這次專業而高效的交流本應傳為佳話，卻在網絡傳播中被層層解構，逐漸偏離數學本身。

韋東奕與王虹的學術交流視頻引發巨大關注，很大程度源于公眾對 “學術天才” 的偶像化崇拜。韋東奕的走紅軌跡典型，從 “拎礦泉水瓶、啃饅頭” 的樸素生活被冠以 “掃地僧” 形象，到拒絕哈佛邀請的傳聞被賦予愛國色彩，再到社交媒體賬號開通短時間內吸粉眾多。這種崇拜簡化了學術成長，忽視了背后的學術訓練與長期努力。王虹也被納入 “天才敘事”，但呈現方式存在差異。媒體強調她 16 歲考入北大、從地球科學轉數學系的 “逆襲”，以及 “農村出身全靠自學” 的奮斗故事，形成了與韋東奕 “男性靠天才，女性靠勤奮” 的刻板對比。

偶像崇拜的另一面是對學術交流的過度解讀。王虹與韋東奕的正常討論被形容為 “數學界的巔峰對話”“中國數學最具象征意義的同框”，還被夸張地稱為 “加密通話”，強化了 “學術高不可攀” 的認知，把科學傳播變成了世俗話題。學術偶像化的隱患在于將學者的專業身份與私人領域混為一談。韋東奕明確表示 “不想再對外回應”，北大校方也呼吁 “保護學者治學環境”，但他仍面臨被圍拍、攔下合影的困擾，這種打擾本質上與追星無異。

網絡輿論還熱衷于比較王虹與韋東奕 “誰更厲害”。支持王虹的認為，她解決了百年難題，具備菲爾茲獎潛力，即將成為國際頂尖機構終身教授，全球學術圈認可度高；而支持韋東奕的認為，韋東奕的數學研究更具有工程應用價值，對本土貢獻更大，而在國內未得到高度認可，職級仍是助理教授，不過是國內學術界嫉賢妒能和打壓的結果，著名數學家丘成桐對韋東奕的數學成就評價不高，就是一個老人打壓年輕人的例子。

性別偏見在王虹與韋東奕的案例中以多種方式呈現。最直接的是學術成就評價的性別雙重標準，王虹解決百年難題仍有評論質疑 “女性能否完成如此復雜證明”，而韋東奕的數學能力卻很少受類似質疑。公眾形象塑造也存在性別化差異，韋東奕的 “礦泉水瓶和饅頭” 形象被津津樂道，而王虹因 “儀表堂堂，沒有讓人詬病的地方” 缺乏傳播點。網絡時代還出現將兩人 “拉郎配” 的娛樂化討論，物化女性學者，分散對學術成就的關注。

對具體細節的臆想性解讀。王虹在講解三維掛谷猜想的證明時，引用陶哲軒團隊此前關于多項式方法的成果作為引理基礎。韋東奕在提問環節對此進行細節性的質疑，旨在推動論證嚴謹性。這一互動被網民解構為兩種對立敘事。部分網民將韋東奕的提問視為對王虹學術能力的否定，稱“韋神當場戳破王虹論文漏洞”；另一些人則聯想到陶哲軒與王虹的合作背景，臆測“本土學者質疑國際派系權威”。

另一個細節對社交禮儀的延伸解讀。韋東奕多次參加了王虹的講座，但也有提前離場的畫面。有批評者認為，講座作為正式學術交流場合，中途離場違背了基本的社交禮儀；也有人認為韋東奕此次離場與其樸素形象一脈相承，本質是“對時間效率至上的堅守”；還有人更為過分的解讀，認為“韋神”的數學水平和能力使得他已經不屑于與王虹交流了。

在王虹與韋東奕的輿論場中，民粹主義思潮也表現出典型特征，將復雜現實簡化為“人民”與“精英”“愛國”與“賣國”的二元對立。王虹豐富的國際學術經歷被部分觀點質疑忠誠度，而韋東奕的本土路徑則被塑造為愛國典范。語言政治化也是民粹主義解讀的表現，王虹在講座中使用英語被部分網友扣上 “崇洋” 帽子。有人甚至認為王虹有“間諜嫌疑”，來國內學術交流的目的是來偷竊中國的先進科學技術和數學知識。

當象牙塔內的學術交流通過網絡和自媒體進入大眾視野之后，面對多重維度的過度解讀，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例如：學術界如何守護學術交流的純粹性；如何提升公眾科學素養（包括正確認識并參與學術交流）成為彌補大眾和學術共同體之間嚴重鴻溝的解決方案；公共參與的邊界管理成為學者的新課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