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這場長達三個月的殘酷戰爭給上海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同時也影響了在滬西僑的正常生活。大量西僑見證了這場戰爭，其中美國人貝鐵德（Clifford W. Petitt）的《上海紀事》（Shanghai Notes）以日記體傳閱信（Circular Letter）的形式，書寫了從9月初到12月初的上海變局，為后世留下一份以他者視角觀察淞滬會戰的絕佳史料。這份藏于耶魯大學圖書館的珍貴文獻，細致地呈現了西僑眼中的抗戰場景和民眾生活，生動地展示出戰時西僑的社會活動和心路歷程。雖然曾有學者以親歷者日記或回憶錄考察淞滬會戰，也有少量成果涉及戰時在滬西僑，但以西方親歷者第一視角審視和呈現淞滬會戰的成果非常稀缺。對其進行解析，有助于呈現淞滬會戰的歷史細節和多元面貌，有助于揭示國際人士的戰時參與和政治傾向，對于豐富抗日戰爭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意義。

貝鐵德及其《上海紀事》

上海是近代亞洲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之一，1936年在滬外僑約6萬人，其中日僑2萬人、蘇聯僑民1.5萬人、英僑0.9萬人、德奧僑0.5萬人、美僑0.4萬人、法僑0.25萬人。該時期上海外僑數量最多的是日本人，但歐美西僑總數遠超日僑。上海西僑中商人比例最大，而外交官、傳教士、記者等職業群體在社會活動方面似乎更為活躍，本文中的貝鐵德就是一名傳教士。

貝鐵德（1890-1984年）出生于美國堪薩斯州中部的一個農場，早年就讀于康考迪亞師范學校（Concordia Normal School）和鹽湖城商學院（Salt City College of Business），從1911年開始先后供職于堪薩斯州和印第安納州等地的基督教青年會。1918年赴北京學習中文，不久在上海被任命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外籍干事。1924年，貝鐵德轉赴青島基督教青年會工作，1930年返美。1936年再度來華，在上海西僑基督教青年會（以下簡稱“西僑青年會”）工作，三年后回國。此后長期服務于美國的教會和地方社區，直至去世。淞滬會戰爆發后，他經常活躍于一線戰場，對戰爭的細節及其殘酷性有著深刻的體認。

1937年8月7日，貝鐵德夫婦前往青島建立營地，安置100多個上海外國家庭的子弟。然而剛到青島，上海就發生了虹橋機場事件，日軍以此為借口大舉進犯。貝鐵德急于返滬，但從青島到上海的商船停航，從南京到上海的鐵路則危險重重。在美國駐青島領事的幫助下，他們于8月31日乘坐一艘運送物資和郵件的驅逐艦趕赴上海。貝鐵德的《上海紀事》就是從他9月1日抵滬開始撰寫，終止于12月3日。該文本為打印稿，共分為9個部分，約2.5萬字。除文本開篇談及貝鐵德夫人外，其后內容完全不涉及家庭，全部是以貝鐵德為視角的戰爭場面、上海見聞、西僑活動及個人心態等等。貝鐵德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地點位于西僑青年會的會所（今上海市黃浦區南京西路150號附近），故以此為中心的區域是他主要的觀察范圍，而這個范圍恰恰是上海的核心位置。因此，《上海紀事》記述的是上海中心城區，尤其是租界周邊的情形。

貝鐵德撰寫《上海紀事》的目的是供人傳閱，而非個人備忘或抒情，諸多信息均可證明這一點。比如，貝鐵德在1937年10月3日寫道：“我想過在9月28日終止記錄，但記筆記發給朋友遠比寫信簡單，且無論是否這樣做，事態都將以自身的方式發展。”在10月29日、11月12日和19日記錄的結尾，均有“如果這些記錄有人想看且有所幫助，我會繼續寫”的字樣。再如，文本每部分首頁右上角都有收件郵戳，時間各不相同。很明顯，貝鐵德每完成一部分就設法對外郵寄。可見，《上海紀事》本質上是長篇傳閱信，而非私密文本。傳閱信是近代在華西僑，尤其是傳教士交換信息的常見形式，撰寫者會將文本一式多份打印，郵寄給不同的人，而閱讀者通常是母國或中國其他地區的親友和同仁。傳閱信的內容偶爾也會見諸報章。

至于貝鐵德將《上海紀事》具體郵寄給哪些人，又在哪些群體中傳播，目前雖無從考證，但可以推斷，其閱讀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美國傳教士。現藏于耶魯大學約翰·赫西（John Hersey，1914-1993）檔案中的《上海紀事》文本就是其中一例。赫西是美國小說家和記者，曾獲普利策新聞獎。他出生于天津，父母均為在華傳教士。赫西于1936年畢業于耶魯大學，1937-1946年擔任《時代》（Time）周刊駐東亞、意大利和蘇聯記者。他撰寫過多部戰爭紀實小說，198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召喚》（The Call）即為其中一部。該小說講述了一位美國傳教士在華半個多世紀的故事，其原型是包括赫西父親在內的6名傳教士。耶魯大學所藏赫西檔案是他為撰寫這部小說搜集的資料，這些資料來自不同的傳教士。因此，檔案中《上海紀事》的收件人雖難判斷，但可以確定，這份文獻來自上述6名傳教士之一。同樣可以明確的是，貝鐵德曾將《上海紀事》分批郵寄給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該文本現藏于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其閱讀者自然包括該協會的傳教士。

貝鐵德希望通過《上海紀事》，使海內外人士了解淞滬會戰的真相和在滬西僑的經歷。正如他在1937年11月12日寫的一段話：“‘事變’期間的敵對行動可能已經從此區域轉移，因此您在日報上讀到的新聞可能與我們身處其中獲得的信息一樣準確。”這段話的言外之意，是媒體報道在此前的戰爭膠著階段很難做到精準，而《上海紀事》則可以對新聞報道起到補充作用。由于史料的限制，該文獻的讀者群和實質影響尚難判斷，但文本的內容本身卻可以彰顯其歷史價值。

戰況觀察與戰場體驗

《上海紀事》記載最詳者，莫過于日軍的瘋狂轟炸和造成的破壞。在貝鐵德眼中，彼時的上海儼然成為慘絕人寰的修羅場。淞滬會戰于1937年8月13日爆發，經過10天的激烈對抗，日軍于23日在沙河口、張華浜、蘊藻浜等處登陸。貝鐵德抵滬時，兩軍正在羅店、寶山一帶鏖戰。盡管貝鐵德辦公室所在地并非核心戰區，但他依然見證了日軍飛機零星轟炸造成的巨大破壞。

1937年9月1日傍晚，貝鐵德搭乘的美軍驅逐艦行至距上海90英里處，遭遇了70多艘日本艦船。當驅逐艦駛入黃浦江時，許多日本飛機在頭頂盤旋，還能聽到斷斷續續的槍聲和子彈落水聲。他們發現，河道兩旁的村莊和大型建筑或被炮火徹底摧毀，或千瘡百孔。上海外灘異常兇險，9月3日上午，貝鐵德目睹多人死于炮火，彈片落在西僑青年會大樓前的賽馬場，一塊被炸飛的石頭砸傷數人。4日上午，一架飛機在附近投彈，貝鐵德辦公室的窗戶被震得嘎嘎作響，他下意識地蜷縮成一團。9月5日早晨，貝鐵德在家中又聽到炸彈的驚天巨響，看到7架日機在西火車站和中山大橋上空盤旋，投下至少15枚重磅炸彈。6日早晨，他再次看到幾架日機試圖轟炸鐵路和附近的難民營。西僑每天的工作都會被空襲或槍炮打斷幾小時，飛機不時在貝鐵德辦公室和住所周圍投下炸彈，夜間突襲也時常將他從睡夢中驚醒。

貝鐵德返滬的任務之一是轉運西僑子弟，由于青島的營地在1937年8月26日已經關閉，營中的孩子們將被送到他們在上海、香港、馬尼拉、日本等地的父母身邊。9月8日晚，青島營地中有77名男孩抵達上海外灘。當載滿男孩和行李的卡車離開碼頭時，幾艘日本船只正停在江面，船上裝有防空武器、照明彈和機槍，令人極度不安。9日下午，一艘運送難民的租賃船抵達黃浦江。此時日軍正在對浦東發動猛烈攻擊，這艘船幾乎撞上日本驅逐艦，驅逐艦上的機槍已經瞄準了船上的乘客。為了避禍，這艘船停靠在英美船只的中間，直到晚上7點，乘客才得以下船。下船的難民約有1400人，大部分是蘇聯人。上海滯留了一批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外僑，總數達2萬人。

嚴峻的形勢促使貝鐵德高度關注戰事的發展。他在9月中旬引述外國觀察員的記錄稱，截至9月14日，日本軍力已達到6萬人、300架飛機。中國軍隊數量很多，但沒有船只，且武器有限。中國飛機數量很少，且為保存實力較少使用，但中方飛行員的技術似乎強于日方。據學者考證，9月中旬上海附近的日軍有10萬人、飛機200余架。因制空權缺失，中國飛機只能夜間冒險出動，故不易被觀察員察覺。以上內容反映出局中人很難獲得精準的信息，不過他們目睹的戰爭場景則完全契合史實。比如貝鐵德注意到，9月18日晚，中國飛機向日軍營地、彈藥庫和船只投彈，曳光彈和高射炮的聲音響徹云霄，許多炮彈擦過公共租界的邊緣，偶爾有彈片落到貝鐵德公寓附近。據中方記錄淞滬會戰經歷的《上海血戰記》記載：“今日為‘九一八’六周年紀念日，我軍為紀念起見，特于清晨，集中炮火，向虹口楊樹浦一帶敵軍陣地轟炸，敵受創甚巨。……我空軍飛滬夜襲，敵艦兩艘被我擊中，大批敵軍火盡付一炬。”再如貝鐵德的記錄，9月27日，數架日機在其辦公室1英里外的上海北站上空整日盤旋，并不時投擲炸彈，民眾四散奔逃。至次日凌晨，炸彈仍不斷落在北站附近，中國軍隊依然堅守此地。而《上海血戰記》對該日戰況則有如下描述：“（一）我軍從永安橋乘勝推進，敵兩路反攻擊，均被我擊潰。（二）閘北江灣夜戰，敵三路進攻，未有進展。（三）敵又炮轟浦東，企圖登陸未逞。”

10月1-27日為淞滬會戰第二階段，此時日軍增援部隊全部抵滬并發起猛烈進攻，戰斗主要在蘊藻浜南岸展開。戰火距離貝鐵德工作和生活的區域越來越近，他愈加感受到戰爭的兇險。貝鐵德發現，從10月3日開始，每天交火不少于20起。此后大約10天里，上海北站一帶的轟炸時間相對固定，每天上午6點一次，其余時間又會轟炸幾次。通常3架飛機至少出動6次，每架飛機投擲1枚重磅炸彈后飛走，幾個小時之后再度折返。日軍在10月14日對租界附近的轟炸尤為猛烈，中國人員傷亡和外國財產損失都很嚴重。當日至少有50人遇難，數百人受傷。13枚炸彈落在軍營周邊，虹橋路和鐵路交叉口發生多次爆炸，許多外國房屋受損。中國飛機對日軍陣地和船只的突襲持續了一整夜，貝鐵德聽到最猛烈的空中交火聲，探照燈晃來晃去，彈片在夜空中飛舞，噪音震耳欲聾，散落的彈片蔓延四五英里。據《民報》報道，該日日軍轟炸的重點區域為閘北滬西，公共租界中虞洽卿路、四川路、愛文義路、北江西路等多處西僑住宅遇襲，死傷者甚眾。中國軍隊在當天傍晚5點30分左右奮起反抗，并有浦東炮兵助戰，雙方的戰斗十分激烈。該報道與貝鐵德的描述完全一致。

10月21日，中日軍隊主力發生激戰，中方傷亡嚴重，不得不逐次退守大場、走馬塘一線。這些戰斗同樣引起貝鐵德的注意。10月21日下午，他看到3顆炸彈擊中了1家工廠，煙霧和碎片在巨大的爆炸中躍升到100英尺的高度。貝鐵德公寓北部和東部方向在長時間戰斗，從下午5點持續到晚上10點仍未結束。從屋頂可以清楚地看到大炮的閃光，聽到機槍的轟鳴。10月24日，槍炮聲在他公寓附近咆哮，飛機在天空盤旋，其中11架日機轟炸了上海北站。一架飛機發現了中山路上一輛裝滿物資的卡車，它在車上方盤旋了5圈后開始用機槍掃射，最低不足100英尺，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當天傍晚，3架飛機上升到大約5000到7000英尺的高度，然后俯沖投彈不下50次，同樣造成慘烈的死傷。

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日軍對大場鎮發起空襲

10月的最后一周，日軍發起最激烈的軍事行動，租界居民整日焦慮不安。也就在這一周，緊鄰租界的四行倉庫發生了著名的“八百壯士事件”，貝鐵德在西僑青年會會所大樓上目睹了事件的全過程。10月26日晚，中國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400余人在謝晉元的指揮下，奉命死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貝鐵德寫道：“這些天，我們通過大樓的后窗，可以看到這些人和日本人在屋頂的邊緣相互射擊。在其中一座建筑物上，一面巨大的中國國旗在微風中飄揚，……在相鄰的建筑物上，可以看到幾面較小的日本國旗。”貝鐵德希望中國軍隊能夠順利逃脫，也希望倉庫被毀的碎片不會危害租界。10月31日晚上11點，中國守軍仍未放棄抵抗，日軍開始從西北到東南包抄，重炮炸穿了倉庫西墻和北墻。有些炮彈穿越租界落到外灘和黃浦江，有些落在字林西報大樓和匯中飯店。西僑青年會大樓幸免于難，不過里面的居民備受驚擾。雖然最終中國軍隊放下槍支，進入西僑青年會大樓前的賽馬場，但貝鐵德認為他們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軍隊的英雄氣概，將人們的注意力從戰敗的事實轉移到他們的勇氣上。

11月5日，日軍登陸杭州灣。貝鐵德看到重炮、飛機、機關槍一直在滬西轟鳴，圣約翰大學和虹橋路一帶遭受嚴重破壞，中外民眾悉數撤離。11月7日，日本人試圖突破中方軍事防線，在圣約翰大學東側發起猛攻。乍浦附近登陸日軍達數千人，戰斗十分激烈。當晚10點30分，貝鐵德從公寓屋頂看到西邊燃起大火，后來證實是日本東亞同文書院被燒毀。11月9日，中國軍隊撤出城西，但仍有許多日機在貝鐵德公寓南側轟炸。浦東的軍隊也已經撤走，從黃浦江到楊樹浦、虹口、乍浦，再到圣約翰大學、虹橋，到處是斷壁殘垣。11月10日，日軍襲擊了南市。貝鐵德稱，當天下午的爆炸和火災多發生在外灘附近，場面十分恐怖。站在西僑青年會會所的大樓前，肉眼可見翻飛的炸彈。據《時報》報道，日軍大規模轟炸南市始于下午1時，其中2點15分到2點30分投彈量達四五十枚，同時有日艦重炮轟擊。“一時黑煙沖天，聲震屋宇，情況之悲慘，為滬戰以來所未見”。

11月14日早晨，會戰已經結束，戰火開始向蘇州和南京蔓延，但在上海租界仍可以聽到槍炮聲。15日晚11點，黃浦江沿岸以及貝鐵德公寓對面的城區大火熊熊。中國人悉數撤出蘇州河以北地區，徐家匯以南的區域也成為空城，上海東部的中國人繼續向東遷移。此后貝鐵德記錄的不再是戰爭場面，而是民眾劫后余生的艱難處境和救災情形。記錄終止于12月3日，當天下午稍晚時候，貝鐵德目睹七八千名日軍士兵穿過租界和城區，經南京路向虹口公園前進，途中遭遇1枚手榴彈的襲擊。貝鐵德擱筆時，南京路空無一人，如死亡般寂靜。新修的鐵絲網將毗鄰西僑青年會會所的華安大廈與東側街道隔開。日軍正在西僑青年會會所前驅趕人群，刺刀發出閃電般的幽光。

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

困局危境與應對舉措

淞滬會戰深刻地影響了在滬西僑的日常生活。戰火不僅威脅到西僑的生命財產安全，而且導致民生凋敝，給西僑的衣食住行帶來種種困難。《上海紀事》對此有細致描述。

與華界相比，上海租界安全得多。英、美、法、德等國在八一三事變發生前夜就已經增兵上海，并完成了與萬國商團、巡捕警力的聯合部署。工部局也設立各種應急委員會，以維護租界秩序的穩定。這些舉措的確在保護僑民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比如萬國商團在1937年8月22日和26日分批營救了戰火中美籍菲律賓人一家。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西僑的安全真正能得到保障。10月12日，某西僑在一封信中寫道：“兩個月以來，我們不得不在海軍炮火、陸軍炮火、機槍、空襲炸彈和高射炮的轟鳴聲中工作和睡覺——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從未遭受過直接攻擊，但許多人卻因意外爆炸或流彈喪生。”貝鐵德在10月29日也指出：“中外平民是最嚴重的受害者，這是迄今日本對華實施帝國主義侵略的唯一結果。”據《上海紀事》記載，10月14日，日軍空襲摧毀了大量外國建筑，其中1枚炮彈擊穿英國斜橋總會（British Country Club）的屋頂、落入社交廳，蘇州河附近多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也遇襲受傷。10月24日，1架飛機攻擊了駐滬英軍的1處前哨，附近行走和騎車的平民遇襲，其中1名英國公民遇難。10月29日晚，至少4名英國執勤士兵被炮彈炸死，當時他們在兆豐公園門前和鐵路以西守衛租界。《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主編鮑威爾（John B. Powell）曾親眼目睹一對美國商人夫婦被炸彈焰火燒焦的慘狀，《教務雜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主編樂靈生（Frank J. Rawlinson）亦死于戰火。美國記者勃魯司也提及多起日軍侵害僑民案：1937年8月21日，日軍炮彈落在美國軍艦“古阿司達”（Augusta）號上，致1死18傷；8月26日，日軍飛機攻擊英國駐華大使的車輛，致其受傷；9月3日，日軍炸彈炸傷8人，包括1名蘇聯人，勃魯司本人也險些殞命。類似案例比比皆是，中外人士的生命財產均難幸免，故而在滬西僑對上海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

日軍侵略嚴重摧殘了上海經濟，而經濟凋敝又直接殃及民生，西僑生活頗受影響。貝鐵德稱，1937年9月的第一周，外國小企業遭遇滅頂之災，大企業也岌岌可危。9月下旬，上海商業幾近停滯，原本要運往上海的貨物被卸在馬尼拉或香港，甚至原路運回。9月，上海的進口額僅為7月的1/10。支票凍結也延緩了業務的開展，但這是防止資金外流的必要手段。10月初，上海天然氣公司損失了60％的設備，電話公司的損失為25％，電力公司業績下降了50％。從外灘到靜安寺，大部分店鋪已經關閉，只有一些小商店還在營業。和6月相比，10月的卷心菜、胡蘿卜、菠菜、熏牛肉、豬排、羊排價格翻番，其他食品漲幅約在20%-60%之間。10月13日出版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則指出，此時各類食品總體供應充足，但價格普遍上漲且極不規律，少量蔬菜漲幅超過400%，只有幾種略有降價。11月7日，租界食品價格進一步上漲、蔬菜開始出現短缺，人們非常焦慮。此時海輪仍被允許進港，但三個月來只有1艘在美國注冊的輪船來過。上海被日軍侵占后，物資供應情況繼續惡化，水路成為唯一的物資運輸方式。14日，徐家匯集市已經買不到蔬菜；16日，米店尚可買到價格不高的大米，但民眾對可能出現的米荒都很焦慮。此后每天，每家米店都有數百人搶購，很多人甚至無法擠到店門口。部分集市有少量蔬菜供應，但非常昂貴。貝鐵德在12月2日寫到，至少有200萬人被困上海，雖然周邊田地中并不缺乏土豆、卷心菜、稻米等農產品，但因日本設置的路障而無法運至城內。

面對紛飛戰火和經濟困境，是否撤離成為在滬西僑必須直面的問題。貝鐵德在1937年9月4日稱，戰爭爆發以來，已經有1.8萬外國人離滬，很多人一去不返。此時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要求所有美國人離華，至少應該先撤離婦孺，這引起在滬美僑的不安。他們認為，如果希望美中關系繼續，這一聲明既不明智也不切實際。比如，大通銀行和國民城市銀行規模很大，不可能立即撤走；貝鐵德負責的西僑青年會有200多名員工，想要放棄亦非易事。9月26日，貝鐵德稱，撤離中國的西僑已經增至2萬人。隨著局勢日益惡化，很多當初不肯離開的人也出現動搖。尤其是10月初，有從日本返回上海的人稱，在日美國人有被捕風險，且在赴滬的法國船上遭到虐待。這讓在滬西僑深感憂慮，許多人轉而覺得美國當局提出的撤走婦孺的建議是正確的。當然這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看法，比如11月26日，西僑青年會在感恩節晚宴后，兩位辯手圍繞“是否應該讓女性永久撤離上海”的議題展開辯論，最終反方贏得了多數人的支持。可見很多西僑并不贊成女性僑民撤離。不過，西僑撤離人數逐漸增加是大趨勢。貝鐵德在11月18日稱，每天都有之前撤離的人返滬，但又因對局勢失去信心而再次離開，而許多人首次離開后就再未回來。11月26日，貝鐵德在送友人離滬時指出，他從未見過離滬船只如此擁擠和混亂，成千上萬的中外人士都在嘗試離開。他期盼租界能夠保持穩定，同時也希望美國人在局勢進一步惡化時可以安全回國。

選擇留守的西僑只能勉力維持，確保食品供應是其首要任務。1937年9月4日，貝鐵德的一位朋友在炮火中冒險渡江，為西僑青年會買足了大米。西僑青年會餐飲部經理則在另一位美國朋友的陪同下，購買了一車新鮮豬肉。貝鐵德在9月20日稱，如果物資供應被切斷，他們冷藏的儲備可以滿足西僑青年會成員和外國兒童一個月的需求。即便上海發電廠被毀，他們也有備用設備保障飲食安全。同時，他們將部分牛肉腌制起來，以備不時之需。雖然10月物價上漲，但基本食品供應尚能滿足。11月，飲食危機開始顯露時，貝鐵德等人已經備足了糧食，即便沒有任何物資補充，也可滿足上百人一個月的需求。

在滬西僑還不得不應對其他問題。比如健康問題，1937年9月初，每天經過貝鐵德辦公室的救護車超過35次，隨之而來的霍亂疫情令人憂心忡忡。再如通訊問題，貝鐵德在9月24日才收到8月10日的美國來信，且彼時已經有近6周沒有美國船只來滬。交通問題也很麻煩，西僑為躲避戰火大都遷入租界，但很多物資存放在華界的家里或庫房。日軍當局只是偶爾才允許他們返回華界，取回食品、有限的貨物和個人物品，風險自行承擔。勃魯司指出，9月18日，日軍曾允許西僑前往楊樹浦區取回物品，但需要持有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簽發的通行證。當日，各搬運公司的汽車絡繹不絕。《抗敵畫報》展現了9月26日西僑到虹口區取行李時，車輛堵塞的大幅照片。貝鐵德稱，10月初，雇傭卡車運送貨物的費用為每天130元，且不斷上漲。然而，一個月后西僑便被剝奪了這項權利，除11月底的一次例外。當時，20名西僑獲準回到虹橋的家和工作單位，時長僅為1.5小時。他們在日本兵的監視下前往，只允許查看住房和帶回個人物品。

除了衣食住行，兒童教育也是在滬西僑的特別關注項。上海原有5所面向外國兒童的國際學校，其中3所位于華界，另外兩所被英美軍隊占用，淞滬會戰爆發后均處于關停狀態。5所學校中的美國人學校，1936年在讀人數達500人，學生規模居東亞地區同類學校榜首。為保障學生的課業，貝鐵德等人決定將西僑青年會會所改成校園。開學時間為1937年9月28日，學生包括之前返滬的孩子，以及9月23日抵滬的40名難民子弟。劍橋高級班首先開課，因為高級班學生在12月份有考試。10月19日，在校學生共147人，約占前一年入學總人數的三成，不過之后還有學生陸續加入。貝鐵德希望美國的托事會能夠籌集到足夠資金，幫助學校撐過這一年。西僑青年會會所規模有限，難以滿足在滬西僑子弟的讀書需求，故而學校住宿委員會要求德國人學校、美國人學校和社區教會協助西僑青年會尋找其他辦學地點，并開辟更多私人住宅用以住宿。10月17日，住宿委員會決定開放原來的美國和德國學校，西僑中的男孩入讀前者，女孩入讀后者。11月1日兩校正式開學，但因故每天只能在下午上課，因此貝鐵德等人提議男生在上午開展體育鍛煉。然而由于戰爭，開學后僅10天就被迫再次關閉。

文娛方面，《上海紀事》指出，1937年9月，上海的公園和游樂場接待游客只有3萬人，而1936年9月，游園人數達43.6萬人；1937年9月，上海租界公共圖書館借書者不到300人，不及平時的1/10。租界的舞廳在八一三事變后短暫停頓，但幾天后就重新開張。據稱，大都會等大型舞廳的老板是外國人，打著救濟失業樂師的旗號才得以開業，此事經報界披露后頗遭非議。至12月中下旬，上海舞廳已經恢復到戰前水平，只是生意大不如前。大多數電影院在11月初仍在營業，其中大光明和國泰電影院的上座率很高，但一些知名的夜總會業已關閉。租界各西僑俱樂部的體育活動并未因戰爭而中斷，該時期的《北華捷報》幾乎每期都有相關報道。比如11月3日的“運動與消遣”專欄，介紹了上海足球、板球、曲棍球、網球、羽毛球等比賽情況，以及各俱樂部的活動。這些運動的參與者幾乎全部是西僑。西僑青年會偶爾也會舉辦一些類似的活動，以緩解人們的焦慮情緒。比如，貝鐵德等人在11月中旬策劃了系列講座和辯論會，所涉內容大都與戰爭和救濟有關；舉辦了系列音樂表演，向市民介紹一些來自各國的青年藝術家；組織國際籃球聯盟邀請賽，從26所高校的球隊中召集新人參賽；推動中學生開展體育運動和討論會，以豐富學生的日常生活。隨著圣誕節的臨近，西僑青年會決定給1500名兒童過圣誕節，其中500名是外國人，1000名是中國人。外國兒童集體參加西僑青年會圣誕派對，并得到一些玩具和1件冬衣；每位中國兒童得到1件冬衣。這類活動帶有一定的公益性質。

1937年9月的上海街頭

是非評判與戰爭反思

面對日軍的侵華暴行，以貝鐵德為代表的在滬西僑政治態度十分鮮明。他們認定日本是上海慘劇的罪魁禍首，并對日軍的謊言和罪惡予以深刻揭露，堅信日本終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他們認定中國是受害者和正義的化身，在高度評價中國軍民斗爭精神和英雄氣概的同時，對中國大眾的悲慘遭遇寄予深切同情。

貝鐵德認為，淞滬會戰的責任完全在日方。中日關系本可以改善，但日本越來越傾向于迫使中國屈服，導致充滿希望的進展戛然而止。日本故意制造士兵失蹤事件，釀成盧溝橋事變；接著，兩個日本兵擅闖虹橋機場被擊斃，導致淞滬戰爭爆發。貝鐵德稱，沒有哪國人會冒險進入中國軍方控制區，意指虹橋機場事件是日本人故意挑釁。日本人宣稱：中國秩序混亂，需要接受教育，日本將承擔起教育中國人的責任；日本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維護東亞和平、打擊共產主義。貝鐵德怒斥說，這完全是一派胡言，日本人顛倒了因果邏輯，正是日軍的侵略導致了中國的混亂和災難。

貝鐵德在11月2日繼續對日本侵華的借口予以批駁。日方辯稱，日軍之所以侵華，其一是因為國民政府煽動民眾抗日，其二是因為中國正在共產主義化。貝鐵德指出，關于第一點，中國人民日漸激昂的抗日情緒與國民政府毫無關系，相反，政府時常因對日妥協而遭到民眾的抗議。中國人民反日恰恰是日本人一手造成的：日本強占東三省和熱河，迫使3000萬中國人成為奴隸；日本開展政治宣傳和毒品販賣，試圖消沉中國人民的意志；日本在華北建立傀儡政權，試圖破壞中國領土完整；日本鼓勵走私，不斷破壞中國的金融結構；日本特務制造各種事端，在中國各地制造混亂；日本讓整個中國陷入流血沖突和毀滅性戰爭，至今仍不承認戰爭的侵略性質。關于第二點，中國正在共產主義化的問題是中國內政，中國人無須、更不希望借助外力解決。日本侵華使中日兩國面臨崩潰的風險，反而可能促使大眾接受共產主義。

無獨有偶，傳教士龔斯德（E. Stanley Jones）在1937年10月發表《致日本人民的公開信》，從另外幾方面駁斥日本的侵華借口。第一，日本聲稱中國排斥和拒絕的態度妨礙了中日合作。事實上，這種所謂的合作是一種主仆式的支配關系，接受這種合作意味著失去國家。第二，日本聲稱人口過剩，需要向中國移民。事實上，涌入東北的3000萬移民是中國人，人口過剩的壓力在于中國而非日本。第三，日本聲稱中國混亂腐敗，恢復中國的秩序是日本的使命。事實上，中國的改革已經取得顯著成效，混亂比之前大幅減少，日本的干涉只會延長混亂與破壞。第四，日本聲稱侵華帶來的動蕩只是暫時的，之后則會長治久安。事實上，日本已經不允許中國存活，日本不得不面對中國人火山般的仇恨。第五，日本借口日僑被殺事件向中國發起進攻。事實上，這類事件是日本侵華造成的結果，是中國人對日本傷害中國的反擊。嶺南大學教授梁敬敦（C. N. Laird）批駁日本的借口是無稽之談，認為獲取中國原料和市場、將東北作為日本人的出路、防止中國成為亞洲領頭羊、利用中國人力物力挑戰歐美地位才是日本侵華的真實目的。龔斯德和梁敬敦的見解與貝鐵德既有相似之處，也有諸多互補。

雖然上海戰局對中方不利，但貝鐵德堅信：“無論勝敗，日本都將成為最慘的輸家。”戰爭摧毀了大眾的購買力，中斷了中日貿易，更兼轟炸平民帶來的消極影響，日本不會從戰爭中得到任何好處。日本侵華固然重創了中國經濟，但日本自身也付出了沉重代價。日本向上海運送了20萬士兵和裝備，派往中國其他地區的士兵也在不斷增加，各項開支驚人，需要多年的財政收入才能彌補。隨著各地學校、醫院、工廠等不斷遭到轟炸，成千上萬的民眾失去生計，人們對日本的仇恨越來越深，將日本人趕出中國的決心也越來越堅定。對于日本，時間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戰爭持續時間越長，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人民的承諾就越難做到，對外侵略戰爭就越難推進。龔斯德也指出，日本選擇武力注定意味著身邊將長期生活著一個巨大的敵人。即便中國暫時很弱小，但日本不可能永遠控制4億人，遲早會被中國拖垮，乃至中國強大后會反過來征服日本。

貝鐵德對中國軍隊誓死保衛祖國的精神充滿敬意，同時也對中國人的堅韌精神深感欽佩。貝鐵德在1937年9月24日寫道：“中國的團結和決心隨著每一次平民遭到轟炸而變得更強大，中國士兵的奉獻精神和堅強意志值得稱頌。”10月29日，他又寫道：“我們之前就已知道，軍隊必須進一步撤出黃浦江上日艦的攻擊范圍。無疑，日軍之前估計中國軍隊在戰爭最初的幾天就會撤離，但實則花了76天。我有點擔心撤退會削弱中國人的士氣，但事實并非如此。頑強的耐力和中國軍隊的愛國主義通過了一次最為巨大的考驗，不僅為自己贏得了勝利，也為國家贏得了新的尊重。外國軍事部門對中方的精神和品質感到驚訝，并質疑，是否有任何一支西方國家的軍隊，能夠在經歷了如此漫長而嚴苛的戰斗之后依然頑強不屈。這一撤退絕不是失敗，反擊行動也將持續，持續到何時我們不得而知。”他對上海的重生也充滿信心：“上海很偉大，這座城市在悲劇中具有不可動搖的樂觀精神，她一定會再次綻放自我。中國人強大的恢復能力一直激勵著我。他們忍受困難，表面上卻不顯露出來，這種方式總是讓我感到驚訝。戰爭終將結束，而這些偉大的品質將再次證明自己的價值。”11月12日，貝鐵德再次表示：“焚燒房屋、摧毀城鄉無法毀滅一個民族的靈魂，相反，當前整個民族共同承受的可怕痛苦將使他們更加強大，他們因其耐心、克制和勇氣而更令人敬佩。”貝鐵德的這種認識，同樣也是眾多在滬西僑的共識。比如，《字林西報》在1937年9月3日發表社論，盛贊中國軍隊忠勇抗戰、不畏犧牲的精神，并指出日本侵略反而促成了中國的團結。而守護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更是得到在華西文報刊如潮的好評。

淞滬會戰也讓貝鐵德產生了若干更深層次的思考，以下問題就頗具代表性。其一，面對日本的瘋狂侵略，歐美國家應該做些什么？正如1937年9月28日貝鐵德指出的，很多西僑都認為，如果英美聯合為中國提供經濟援助，戰爭很快就可以結束，否則所有國家都將面臨危險。還有人認為，如果英美不施以援手，蘇聯一定會介入。貝鐵德在10月19日提及兩周前羅斯福發表的《防疫隔離演說》（Quarantine Speech），稱羅斯福反對孤立主義的立場得到中國人和西僑的強烈支持。因為如果某一人群遭遇了巨大的不公，那么所有國家的福祉都將受到威脅。在此條件下，保持中立是否有助于維護和平值得懷疑。事實上，這一觀點在各地西僑群體中非常普遍，許多西僑甚至比貝鐵德更加激進。比如，1937年10月，廣州西僑建立的廣州外僑對華正義會堅決主張西方停止對日貿易。1938年10月，上海美僑建立的美國情報委員會同樣主張美國斷絕對日經貿往來。其他西僑個體的類似呼吁也此起彼伏，并引起歐美國家大眾的共鳴。

其二，可否通過武裝斗爭以外的方式阻止侵略？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在華西僑，尤其是傳教士群體中出現一股和平主義思潮，反對以暴制暴，尋求其他方式解決中日沖突是這一思潮的核心。貝鐵德記錄了1937年11月18日晚上海西僑辯論俱樂部的一場辯論，主題是“只有武裝部隊才能成功阻止侵略國嗎？”最終支持武裝抵抗的一方取得了勝利，因為之前提出的和平方案迄今被證明毫無成效。貝鐵德對此評論說：“我們建立的基督教信仰原則，在該問題和其他類似的問題上都遭遇了嚴峻考驗。”對此，傳教士李勞士（Ronald D. Rees）也深有感觸。他在1937年10月撰文稱，絕大多數基督徒均放棄了和平原則，轉而支持國家立場，但在此過程中很多人深感苦惱。李勞士雖然仍舊反戰，但對主戰者帶有一種理解性的同情，認為只要他們能夠堅持基督教標準，即可自主選擇。

其三，淪陷區人民將如何與侵略者相處？日本人無疑會在淪陷區建立一個新政府，如果強迫中國人在新政府中擔任職務，中國人應當如何抉擇呢？這一問題在華北各地已經出現，很快也會成為其他沿海和內陸城市的現實問題。反對或不合作意味著災難乃至死亡，而接受或合作又難免有漢奸之嫌，貝鐵德認為這是淪陷區人民面臨的最嚴峻的靈魂考驗。對此，貝鐵德也無法給出答案，因為如果美國人民遇到這種情況，可能同樣無法通過考驗。貝鐵德的這一思考很快就在淪陷區傳教士身上得到印證，在特定的情形下，他們不得不與日本人合作。北平淪陷后，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為確保學校的運轉只能對日本人低頭，但他暗中保護學生，并積極營救被捕者。南京淪陷后，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Miner S. Bates）為確保教會的生存也被迫向日本人妥協，但他在基督教教育和難民保護等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這些都反映出淪陷區西僑的政治態度。

貝鐵德的上述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與在滬西僑群體頻繁的思想碰撞中形成的。貝鐵德是國際服務性社團組織扶輪社的成員，扶輪社每周的例會都圍繞當時的局勢展開深度探討。貝鐵德還經常與朋友聚會或討論時政，此類記述在《上海紀事》中比比皆是。比如，1937年11月11日下午，他就與3名日本人（包括1名日本國會議員）、2名中國人、1名英國人和1名美國人就上海局勢坦率地交換了意見。這些史實表明，貝鐵德的政治觀點在西僑群體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非孤立的存在。

1937年12月21日，日軍在國際營地和法租界交界的愛德華七世大道上

難民救濟與人道關懷

正是基于對日本侵略者的強烈憤恨和對中國大眾的深切同情，在滬西僑積極投身難民救濟和傷兵救助工作。他們或通過華洋義賑會等國際慈善組織實施救濟，或與中國紅十字會等機構聯合開展工作，相關史實大量見諸《上海紀事》。

淞滬會戰期間，開展難民救助的機構數量繁多，這些機構雖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因力量過于分散，效率亟待提高。有鑒于此，中國紅十字會前會長顏惠慶多方奔走，促成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以下簡稱“國際委員會”）的建立，貝鐵德見證并參與了該過程。他在1937年9月24日寫到，中國紅十字會組織25人在上海國際飯店開會，會議由顏惠慶主持。與會者希望由紅十字會協調租界內外所有的醫院和難民營工作，以及難民遣返事務。據中文檔案記載，此次會議召開于1937年9月18日，實則是國際委員會的籌備會議，會議選舉16名中外人士為執行委員會委員，其中大部分是西僑。10月2日，國際委員會成立大會在上海國際飯店召開，會議討論了章程和人事安排，推舉顏惠慶為主席，饒家駒、鐘斯（J. R. Jones）、普蘭特（W. H. Plant）為副主席，施思明為秘書，貝諾德（C. R. Bennett）為司庫，貝鐵德、朱友漁為執行干事。《上海紀事》對此也有記載，并特別強調新機構的募款職能。貝鐵德稱，國際委員會迫切需要資金，其中很大一部分要靠外援。因為中國人的銀行存款難以流通，且他們的捐贈大都被用于抗日。

《上海紀事》中多次提及的美國顧問委員會（American Advisory Committee）就是一個典型的資金中轉機構。這個由美國華災協濟會成立于1930年的下屬機構，一度是華災協濟會與華洋義賑會的聯絡站，主要負責接收前者募集的資金并轉交給后者，后來則負責接收和分配美國多種來源的救濟金。貝鐵德指出，1937年10月2日中午，美國顧問委員會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決定在該委員會的指揮和紅十字會及其他基金會的協助下，由華洋義賑會總干事貝克（J. E. Baker）及其同仁承擔救濟職責。美國顧問委員會手頭有一些可用資金，另有美方10萬美元的撥款，其中5萬美元在上海和廣州可以立即拿到。該委員會要求貝克確定美國教會醫院的需求，協助他們抗擊霍亂等危險傳染病和救助轟炸中的受傷平民。

10月16日中午，美國顧問委員會召開的另一次會議同樣至關重要。會議決定設立5個分管不同事務的委員會：1.難民委員會，負責人饒家駒；2.流行病委員會，負責人鄧恩（T. B. Dunn）；3.平民醫院委員會，負責人勞白生（R. C. Robertson）；4.藥物供應委員會，負責人安獻令（George F. Andrew）；5.傷兵委員會，負責人施思明。隨著寒冷天氣的逼近，每月需要數十萬美元才能滿足5個委員會的需求。霍亂正在消退，天花和腦膜炎又成為新難題，這些都需要大筆資金。會議還決定向蘇州難民救助單位和醫院撥款1萬元，向上海的國際紅十字委員會撥款4萬元。同時，貝克及其同仁同意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國際委員會的工作，貝克的新身份是該會總干事。這些外僑的參與提升了募集資金的效率。根據貝鐵德的記錄，國際委員會在10月26日決定募集1000萬元救濟金，孔祥熙和施思明稱，中國政府將為此撥款100萬元。截至1939年3月31日，國際委員會共收到中外捐款和國民政府撥款近313萬元，其中超過200萬元來自中外民間捐贈。海內外捐款對于戰時難民救濟發揮了巨大作用。貝鐵德是華洋義賑會籌款委員會成員，他在1937年11月7日指出，近期該會接管了國立交通大學八九千名難民的食物供應工作，還在渡口路上建造了一個可以容納4000人的難民營，耗資可想而知。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難民委員會負責人饒家駒，他曾多次與中日雙方交涉，最終于1937年11月9日在上海南市建立了著名的饒家駒安全區，為20多萬人提供庇護。《上海紀事》中多處提及該安全區的運作情況，并在11月7日如是寫道：“饒家駒神父是我們委員會的成員，他是在上海地區活動的軍事政黨之間的首席談判代表，他是一個出色的人，即使在上海敵對行動最嚴重的時期，也會給難民帶去信心，給予雙方保證。”12月3日，他再次對饒家駒發出贊譽：“他因為南市的工作而赫赫有名，是我共事過的最優秀的人物之一。”

貝鐵德還留下了許多關于難民生活的記錄，對自身管理或參與的難民營著墨尤多。比如1937年9月4日下午，貝鐵德與英美圣經公會經理王樹德（W. H. Hudspeth）、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外籍干事李勞士一起視察了西僑參與較多的幾個難民營。此時上海建立了100多個難民營，他們首先視察的難民營位于社區教堂附近。營地之前有難民3000余人，現在已經翻倍。該難民營隸屬于華洋義賑會，西僑青年會參與救濟工作，效率很高。他們視察的第二個難民營在法租界附近，難民約有1100人。他們還去了中西女塾，該校最大的建筑改成了扶輪社開設的康復醫院，為受傷平民提供200張病床。醫院由中國人管理，在4名北平協和醫學院護士的指導下，由大學生志愿者提供服務。最后他們順帶考察了靜安寺難民營，700名難民被安置在寺廟里，由佛教協會照顧。

10月27日上午，貝鐵德等5位教會人士重點視察了西僑青年會難民營。貝鐵德寫到，那里有1200名忙碌的難民。老人們正在打井，或者協助年輕人打井。營地的24個房間有幾個開辟為教室，一些中國女性志愿者在教學。還有一些女性在醫院負責看護，或者為士兵織毛衣。貝鐵德對她們予以高度評價，認為其中不乏出色的管理者。因10月26日有3萬多名難民涌入租界，空間日益狹小，睡墊和日用品既稀缺又昂貴。上海南部一處難民營極為擁擠，但日本人幾乎不可能批準擴容要求。

貝鐵德對交通大學難民營的描述更為詳盡，他在11月25日與國際性宗教及慈善組織救世軍的一位同仁考察了該難民營。此時這里的難民已達16300人，每個房間都擠滿了人，他們盡可能緊湊地躺在地墊上。一棟樓里住著1000名赤貧難民，另一棟建筑的數千難民條件稍好，但同樣需要救濟。難民營醫院的200張病床已經住滿，中國醫護人員輪流照顧病人。婦產醫院約有20張病床，前一晚剛有3名嬰兒出生。服裝部的工作人員在分揀和分配各地捐贈的服裝，一些裁縫在制作醫用墊子。幾十名難民志愿者在臨時廚房里幫忙做飯，由于爐灶和木材奇缺，他們在趕工建造燃煤爐。初時，難民只能吃到劣質面包，現在每天已經可以吃兩頓飯。人們計劃在校園外的空地上種菜，并到處尋覓農具。在一間工作室里，大約100名女青年在練習縫紉衣服和縫合傷口。一對退休商人夫婦負責照看衛生設施，難民營的衛生條件日益改善。難民們的健康狀況總體不錯，但不少人得了痢疾，也有一些霍亂病例。麻疹比較嚴重，許多兒童感染者難以存活。醫務人員正在盡一切努力，為難民提供保障。

貝鐵德對上海難民的整體情況也有介紹。他在12月12日寫到，上海新居民中有80萬貧困人口，其中約15萬人沒有親友，需要慈善機構救濟。11月11日，國際委員會提到難民主要有7項需求，分別是食物、住房、衣物、醫療服務、傳染病防治、難民遣返和技術培訓。食物方面，有4.2萬人需要靠中國慈善協會救濟，但該協會的資源已經耗盡，美國顧問委員會被要求提供食物。住房方面，無數難民只能蜷縮在小巷和建筑物門口，一些辦公樓甚至將每個樓梯都開放給難民容身。衣物方面，那些夏天逃離家園的難民衣衫單薄，亟需冬衣御寒。醫療服務則是病患的迫切需要，與之相關的是傳染病防治。麻疹是當時嚴重的威脅之一，迫切需要更多的防疫藥物。難民遣返方面，雖然已經有40萬人被遣返，但還有更多的人需要回鄉。有些回鄉的農民需要種子和農具方面的幫助，另一些人則需要得到手藝方面的技術培訓。

除了救濟難民，貝鐵德等人特別注意對傷兵的救助。他在1937年9月24日指出，當時戰地服務較為薄弱，他相信紅十字會將穩步推進此項工作。他在11月2日又寫到，傷兵救助是10月29日中外團體會議的重點議題之一。與會者認為，中國軍隊在此之前最大的弱點之一是在傷員救治方面準備不足。陸軍醫療隊、紅十字會和世界紅卍字會都存在這一缺陷。雖然傷員救治設施在當時已經有所改善，但因為戰斗太激烈，這些設施已經不堪重負。在會議上，傷兵委員會已經安排人手，到中山醫院照顧1000名傷兵。貝鐵德在11月16日補充到，當時租界醫院接收傷兵共15700人，還有5000多人無法收治。因食物和設施匱乏，上海租界對傷兵進入有嚴格限制，大量傷兵缺乏治療，貝鐵德對此憂心忡忡。

結語

淞滬會戰親歷者留下的文字并不鮮見，但因其社會身份、所處位置、政治立場等不同，觀察的角度和思考的問題存在差異。《上海紀事》的特色，在于它記錄了戰時在滬西僑群體的經歷與心態，為后世留存了一份特殊環境下特定人群的集體記憶。它代表了淞滬會戰研究相對不足的一個維度，填補了某些以往學界忽略或缺失的史實。當然，身處局中的西僑只能憑借自身的觀察記錄事件的某些片段，有時難免會以偏概全，也難免會出現以訛傳訛的表述錯誤，不過這并不影響其文本的史料價值。這些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貝鐵德筆下的戰爭場面極具現場感和沖擊力，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在細節上補充和完善了學界對淞滬會戰的既有研究。以往研究成果多關注戰爭進程及其重要事件，從整體考察戰事的進展，而《上海紀事》則從特定角度，以西方視角考察戰爭的細節，從而使歷史變得更加鮮活和豐滿。比如，貝鐵德對“八百壯士事件”的記載，完全是他近距離直接觀察的結果，實屬難得；再如，文本對日軍進城場景的描繪同樣非常細致。此外，文本對日軍轟炸的場景著墨尤多，對日軍暴行的揭露入木三分。

第二，貝鐵德對戰時西僑處境、活動和心態的描寫，揭示了該群體諸多鮮為人知的史實。貝鐵德從自身經驗出發，較為細致地記錄了淞滬會戰期間的中外貿易、物資供應、物價糧價、民眾生活等情形，對戰時上海經濟狀況研究具有一定借鑒意義。《上海紀事》中關于在滬西僑的撤僑爭議、物資供應、衣食住行、子弟教育、日常娛樂等內容，則多為學界較少關注的史實，不失為戰時日常生活史研究彌足珍貴的一手史料。文本字里行間也投射出西僑群體的所思所想，這些記錄對于會戰期間民眾心態史研究頗具參考價值。

第三，貝鐵德等人猛烈抨擊日本的無恥讕言和殘酷暴行，盛贊中國軍民的英雄氣概和犧牲精神，彰顯了在滬西僑的公義立場和國際主義精神。《上海紀事》引經據典，逐一批駁日軍侵華的種種借口，指出戰爭的責任完全在于日方。貝鐵德指出，日軍無差別轟炸中國平民和西僑的行為違反了國際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暫時處于劣勢的中國終將戰勝日本。

第四，《上海紀事》關于中西人士聯合救助難民和傷兵的記錄，補充了若干學界極少注意的重要內容，進一步豐富了淞滬會戰救濟史的基礎史實。其中，關于國際委員會成立過程、饒家駒安全區等記述，與既有研究成果互相印證、互為補充；關于若干重要難民營具體運作和生活場景的觀察，彌補了前人相關討論之不足。此外，美國顧問委員會是學界極少關注的重要機構，該機構在戰時美國民間援華過程中扮演過關鍵角色。

貝鐵德對美國的孤立主義、淪陷區政治應對等問題深感困惑，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因為這反映出該時期西僑在西方與東亞沖突關系等關鍵問題上正在發生思想轉向。長期以來，英國奉行綏靖政策，美國秉持孤立主義原則，均在遏制日本侵略方面作為有限。淞滬會戰期間，雖然1937年10月召開的國際聯盟大會和羅斯福的《防疫隔離演說》均對中國予以道義聲援，但11月《九國公約》簽字國召開的布魯塞爾會議卻行動軟弱，英、美等國都擔心與日本發生沖突，拒絕對日施壓、促成和談，并反對在外交、經濟和軍事上制裁日本。雖然英美政府遲遲不愿放棄對東亞局勢的固有立場，但隨著日軍侵略的加劇，列強利益確如西僑預言的那樣不斷被侵蝕，英美切實感受到隨時可能到來的危險，綏靖和孤立政策也悄然松動，直至最終實現對日本貿易禁運，并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后正式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英美東亞政策的改變固然是出于國家戰略的考量，但包括在華西僑在內的民意的力量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以上史實表明，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不能僅憑西方的正義感和同情心，更重要的是雙方在共同利益方面達成一致。就列強而言，反法西斯同盟的本質是利益共同體，而對西方利益受損的先知先覺者、切身體驗者和最初發聲者則是在華西僑。

（本文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25年第1期，原題為《淞滬會戰前后在滬西僑的經歷與心態——以貝鐵德〈上海紀事〉為中心》，作者徐炳三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徐炳三（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