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當北約邀請韓國新總統李在明出席峰會時，其果斷拒絕。

隨后沒多久，韓國國會議員率團飛赴中國上海，展開了一場行程緊湊且目標明確的訪問。

這樣前后呼應的舉動，讓人很難不看出其中蘊含的戰略信號：李在明政府，態度很明確。

北約慣例

長期以來，北約峰會對外宣稱主打“集體安全”，但自美方主導推動“亞太化”以來，這一論壇的議題越來越多地落在了所謂“中國威脅”“朝鮮導彈”這類話題上。

對于韓國而言，參與這樣的討論，意味著幾乎無法逃脫被迫站隊的命運，尤其是在尹錫悅時期，首爾屢屢配合美方發聲，讓本已脆弱的中韓、朝韓關系更加緊張。

李在明此番缺席，不是一時情緒的反應，更不是外交疏忽，而是深思熟慮下的戰略選擇。

他沒有選擇在一個被預設立場的場合“被動發聲”，而是以安靜的方式做出最明確的表態：韓國的對外政策，正在嘗試走出慣性與從屬。

更重要的是，李在明并非簡單地“缺席”北約峰會，而是立刻轉身、迅速行動。

在宣布不赴海牙參會之后，首爾議員組成的代表團即刻現身中國，行程覆蓋科技公司、高校機構，華為、商湯等中方重點企業名列其間。

這種從“冷處理”西方峰會到“熱接觸”中國市場的速度與明確性，釋放出清晰信號：與其將資源浪費在缺乏實質意義的集體合影中，李在明更愿意將有限的外交籌碼用在實際能產生合作成果的方向上。

韓國政府并未將這一轉向表述為“親中”或“遠美”。事實上，李在明一再強調，美韓同盟仍是韓國外交基礎。

然而他也深知，同盟不能等同于順從，合作也不應意味著犧牲自主權。

尤其在當前局勢下，美國對亞洲盟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從駐軍費用到軍費提升，甚至有智庫公開提出“韓國必須在中美沖突中無條件支持華盛頓”。

這樣的語氣，早已超出傳統同盟的范疇，更像是一種以“安全承諾”為代價的主權施壓。

特朗普近期提出的“GDP 5%軍費占比”要求，更讓這一趨勢愈發明確。這不僅僅是數字上的翻倍，更意味著一國財政資源的大規模軍事傾斜。

對于剛剛上任、正面對國內經濟壓力的李在明而言，這無疑是一項無法輕易答應的“硬命題”。而以缺席北約峰會的方式，規避這類尷尬與沖突，也不失為一種務實的處理方式——畢竟，不在場，就可以暫時不表態；不表態，就有更多談判余地。

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李在明對中國展現的靈活姿態。

在與中美日三國領導人的通話中，只有中方收到了明確的正式邀請——前往韓國參加APEC峰會。

這樣的細節，在韓聯社等本土媒體看來，并非偶然。在無法在短期內實現高層訪問的現實下，李在明通過邀請中方出席多邊峰會，為推動雙邊會談提前鋪路，也釋放出愿意修復關系的善意。

韓國外交要自主

這種善意不僅體現在話語上，更體現在行動上。

上海之行的核心并非外交禮節，而是實打實的產業對接。近年來，韓國經濟面臨巨大壓力，尤其在芯片出口、汽車制造等領域，對華市場依賴極高。

而在中美技術脫鉤趨勢強化的背景下，韓國又被推入“選擇陣營”的兩難境地。

李在明不愿徹底陷入美國打造的“小院高墻”，也不想讓本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被迫“出局”。

他試圖為韓國探索出一條在關鍵技術領域保有余地的合作通道——這也是代表團此行選擇高科技企業的戰略考慮。

當然，李在明深知，韓國無法脫離美國安全體系；但他也清楚，韓國若在中美之間沒有戰略自主，只會成為“最危險的緩沖國”。

因此，他正試圖打造一套新的平衡機制——安全上維持盟友框架，經貿上保持多元接觸，政治上避免選邊站隊。

這并非容易之舉，卻可能是當前地緣局勢下，唯一可行的“現實主義外交”。

除了對外的微調，李在明真正的“硬仗”還在國內。

他上任之后并未立即將全部注意力投入外交舞臺，而是迅速啟動對尹錫悅時期留下的問題進行整肅，從“戒嚴陰影”到軍方干政疑云，李需要在有限時間內構建屬于自己的權力秩序，避免遭遇前朝反撲。

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缺席北約，不僅是回避外部不必要的風險，更是在為國內整頓贏得時間與空間。

可以說，李在明對外的克制與對內的果斷，正構成一種新型的執政風格。他不像前任那樣將全部外交牌壓在美日支持上，也不試圖盲目重啟“陽光政策”。

他的每一步布局都體現了對局勢節奏的精準拿捏——緩解壓力而不妥協原則，爭取合作但不輕易表態，主動出擊又不放棄平衡。

或許，韓國仍無法徹底擺脫大國博弈的牽引力；但從這場“缺席峰會”與“現身上海”的連貫動作中可以看出，李在明希望韓國不再只是地圖上的被動棋子，而成為影響半島格局的一個真正變量。

他的態度已經很明確了：韓國要穩、要活，也要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