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亞

民族認同在發展中國家既重要，又存在諸多問題；印度尼西亞和坦桑尼亞成功建立起民族認同，尼日利亞和肯尼亞卻沒有；民主或專制，哪個更有助于民族認同的建立？

印尼開始時像尼日利亞一樣，但在隨后幾年中有非常不同的發展。20世紀之前，印尼的國家根本不存在。這個地域涵蓋超過一萬一千個島嶼的群島，曾有各種不同名字，如印度群島、東印度、熱帶荷蘭和荷屬東印度群島。它包括各種各樣的蘇丹王國、部落和貿易站，以及說幾百種不同語言的種族群體。很少原住民知道自己村莊之外的世界，或自己島嶼之外的世界。

這一切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發生改變。其時，荷蘭向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的巴達維亞（Batavia，即今天的雅加達）之外擴展政治控制和貿易網絡。定期的輪渡給人帶來群島是一個整體的感覺，更使朝覲麥加變得可行，讓印尼穆斯林與更廣大的穆斯林共同體相連。接觸到歐洲教育的少量本土精英涌現出來，開始接納西方概念，如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到了20世紀的第三個十年，這個殖民地有了十分多樣的認同定義。由于大部分人是穆斯林，他們可把自己當作伊斯蘭國家，如巴基斯坦。印尼共產黨要發動階級革命，讓自己與共產國際掛鉤，就像中國和越南共產黨已經做的那樣。還有很多區域和地方的認同，本來是可以支持當地的單獨政治體的，特別是在較大島嶼的爪哇和蘇門答臘。

相反，名叫印度尼西亞的單一國家的全新理念，出現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其時，印尼全國協會、印尼全國政治協會代表大會和青年印尼（Young Indonesia，民族主義的青年團體）先后成立。 1928年10月在巴達維亞召開的第二次印尼青年大會，通過國歌《偉大的印度尼西亞》（第一次公開使用“印度尼西亞”一詞），并宣布印尼語為民族語言。

對新生國家來說，采用印尼語為民族語言是認同形成的重要因素。印尼語是經典馬來語的標準化版本，好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群島的貿易商和旅行者的通用語。但把它當作第一語言的印尼人很少，絕大多數繼續使用爪哇語（Javanese）、巽他語（Sundanese）和荷蘭語（受過教育的精英）。爪哇語是殖民地中掌握政治優勢的種族群體的語言。相比之下，印尼語更平等，也沒有反映講話者和聽話者相對地位的復雜標志。許多早期的青年民族主義者不會說印尼語，或說得不好。采納印尼語，提倡多民族的印尼，合在一起就戰勝了20世紀初流行的其他認同概念。區域性的獨立運動，曾在爪哇、蘇門答臘和西里伯斯（Celebes）出現，在更廣泛的印尼團體成立之后，決定自行解散。由于荷蘭耍弄分而治之的伎倆，許多新民族主義精英認識到，形成最廣泛的聯盟是贏得獨立的關鍵。

在印尼的理念背后，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是印尼獨立后的首位總統蘇加諾。1927年，他出版名叫《民族主義、伊斯蘭教和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討論當時的三大思潮，認為當中不存在根本矛盾，不會阻礙反荷蘭統治的廣泛政治戰線的成立。蘇加諾聲稱，伊斯蘭教和馬克思主義的啟示是相似的，因為它們都反對高利貸。他批評追求神權國家的“狂熱”穆斯林，理由是他們會引起與印尼其他宗教團體的沖突。同樣，他反對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因為它敵視宗教。蘇加諾不愿將西方自由主義納入到他的綜論里面，因為這種學說沒有為強大國家提供理由。在他看來，強大國家在塑造民族認同和實施再分配上，將發揮整合作用；而為了取得“社會正義”，再分配是必不可少的。

蘇加諾

這些思想后來被蘇加諾在1945年的講話中闡述為“五大支柱”，成為支撐印尼獨立國家的“潘查希拉學說”（Pancasila）的基礎。蘇加諾是個極其混亂的理論家，想把實際上是相互矛盾的各種思想綜合起來。不過，他的目的不是哲學，而是實用。他想創建綜合性的民族認同，可以讓自己把盛行于印尼的各種政治潮流匯合在一起，同時又能予以牽制。他以盡可能寬泛的術語來為印尼民族下定義，不提及其中任何一個種族。他接受宗教，但是使之中性化，只字不提伊斯蘭教，只提泛指的一神教。

蘇加諾的民族綜合，只能在日益專制的國家的框架內獲得實施。1950年獨立后的原本憲法規定，印尼是多黨制的民主政體，蘇加諾總統只是裝飾性首腦。在1955年的第一次大選后，蘇加諾開始向現行的議會民主政體發起攻擊。由于少數種族的叛亂在外島爆發，1957年3月頒布了戒嚴令。蘇加諾在軍隊和印尼共產黨的支持下粉碎了自由反對派，又以納沙貢（Nasakom）為基礎建起全國陣線。納沙貢是一個縮寫，代表他小冊子中的三股勢力，即民族主義者、穆斯林和共產黨人。他越來越依賴共產黨的支持，以及來自中國和蘇聯的外援。他還利用國家機器，在潘查希拉思想的基礎上，調動廣大群眾的支持。 蘇加諾最終還是歸于失敗，因為他事實上無法綜合這三大支柱，尤其是其中的兩個，即以軍隊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和以印尼共產黨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兩個支持來源，對彼此越來越持懷疑的態度。在蘇加諾總統警衛隊發動政變未遂之后，一些將領被謀殺，這導致軍隊在蘇哈托將軍領導下的反撲，蘇加諾被迫下臺，隨后引發血腥清洗，印尼共產黨因此遭到摧毀，喪生人數高達五十萬到八十萬。 由此產生的蘇哈托將軍的新秩序，放棄蘇加諾綱領中的馬克思主義，仍依靠中央集權的強國作為民族團結的保障，還依仗潘查希拉思想作為民族認同的來源。印尼的華人少數民族，曾是印尼共產黨的主要發展對象，現被迫改用印尼名字，融入廣泛的大眾中去。這場危機暴露了穆斯林多數民族和華人少數民族之間的激烈對抗，而印尼共產黨的失敗又使穆斯林組織得以加強。但新秩序政權繼續使用潘查希拉思想，抵制使印尼國家更伊斯蘭化的要求。甚至，蘇哈托越來越依靠華人商界，視他們為政權的支持者。

文化同化的機制是教育，印尼語從一開始就是公立學校的教學語言。國家推出培訓教師的方案，讓他們去自己省份之外的地方工作（常常也在那里結婚）。印尼復制的這個行政體系，類似于中國皇帝和奧斯曼帝國用來治理行省的方式。在蘇哈托新秩序時期，比較重要的成就是小學教育的擴展，接受過小學教育的人口比例從1971年的55.6%增至1985年的87.6%。學校體系使用印尼語已有兩代多人的時間，說印尼語的人日益增多，今天已接近人口的100%。

弗朗西斯·福山

印尼的民族認同變得根深蒂固，所用方式是尼日利亞永遠也無法借鑒的——綜合思想的明確闡述、民族語言的確立、基于全國軍隊的專制政權的支持。然而，這一綜合過程的極限在東帝汶（前印尼屬東帝汶）、西巴布亞（原西新幾內亞）、安汶（Ambon）和亞齊（Aceh）等地暴露無遺，它們從未接受出自雅加達的民族敘事。西巴布亞和東帝汶分別在1963年和1976年被印尼正式吞并，其種族大體上是非穆斯林的美拉尼西亞人。蘇加諾在1927年的小冊子中引用歐內斯特·勒南的定義，認為民族是享有共同歷史、以同一共同體的方式行事的群體。根據這個標準，這兩個地方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印尼民族的一部分。它們不屬于印尼皈依伊斯蘭教之前的滿者伯夷（Majapahit）印度教王國，即現代民族主義者想象為印尼認同源泉的歷史時期。它們自有與美拉尼西亞之根更近的認同源泉；在東帝汶的情況中，還存在葡萄牙宗主國的歷史。當早期印尼民族主義者訪問群島的東部時，發現那里是全然陌生的部落居住地，有人甚至稱當地人為“食人族”。印尼政府將爪哇和其他地區的移民遷入這兩個地方，以改變種族平衡；推廣印尼語的教學；通過學校促進潘查希拉思想的傳播；依靠武力對付當地武裝叛亂，以維持主權。盡管有親印尼民兵的可怕暴行，東帝汶仍在1999年的全民公決中投票贊成獨立，在2002年成為獨立國家。西巴布亞留在印尼中，只是仍有低水平的持續叛亂和獨立運動。 盡管印尼國家實施的民族認同仍然有局限，但在這個百年之前遠遠不是單一國家的區域，政府已取得相當了不起的民族融合。事實上，印尼認同在20世紀90年代已變得非常安全。在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整個國家過渡到民主政體，向各省和地區大幅下放權力，無須擔心分裂傾向。印尼仍是個斷裂國家，針對華人、基督教社群和其他少數民族社群的暴力仍在繼續。腐敗程度仍然很高，但所有的成功都是相對的。考慮到印尼建國初的種族、宗教和區域的分裂，它的國家建設成就還是相當出色的，印尼本來可以看起來更像尼日利亞。

盡管有區域、宗教和人種上的明顯差異，坦桑尼亞在民族建設中的記錄非常類似于印尼。坦桑尼亞在種族上高度多樣化，分為一百二十個不同族群。像印尼一樣，多年來執掌統治的是強大的一黨制國家，把民族建設定為明確目標，并在很大程度上獲得成功。它采用自上而下的專制權力來實現這一目標，也像印尼一樣。

本文節選自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全球民主化 · 第22章 共同語》，注釋從略；僅供學習之用，版權歸原出版社所有；欲了解更多，請購買原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