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等：第三次分配的理論邏輯、實踐進路與未來展望

鄉村振興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論述中提出，要“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正式將“第三次分配”納入收入分配制度范疇。此后，從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第三次分配成為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性制度。從國家角度看，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與第三次分配“三輪驅動”的收入分配格局已經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目標。

當前學界關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主要側重于慈善語境下的概念闡釋和經濟話語體系下的制度分析。在慈善語境下，相關研究多將公益慈善作為第三次分配的同義表達，強調第三次分配的道德和倫理價值。如王竹君將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公益慈善事業視為第三次分配的關鍵；呂鑫從法律層面探討了如何規范慈善事業以發揮第三次分配的功能；宋周等認為只有養成全社會的“慈善自覺”才能真正顯示出“第三次分配”的力量。在經濟話語體系下，相關研究則將第三次分配視作縮小收入差距、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工具，凸顯第三次分配的經濟功能價值。如楊蕤將第三次分配視為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關鍵路徑；李軍明和李軍認為第三次分配能夠在旅游經濟中發揮先富帶后富的內生作用；王寧則指出分享經濟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組成部分。

學界研究對構建符合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特征的分配制度體系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然而，也需要關注到，現有研究在理論認識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割裂性和離散性，在知識結構與知識體系上也具有模糊性。從公益慈善角度的研究未關注到第三次分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內涵，忽略了第三次分配與一、二次分配的制度配套特征；而在經濟話語體系下對第三次分配的闡釋，往往不自覺地以慈善話語剖析分配的研究為前提，即從慈善倫理的角度來理解分配制度，忽視了分配的經濟功能實質。

本文認為，第三次分配作為以“社會意愿”為分配尺度的分配方式，其內涵既不能單一地從經濟范疇的“價值交換”去理解，也不能簡單地從道德維度將其看作公益慈善，而應將其看作是具有復合屬性的分配形態。發揮第三次分配與初次分配、再分配有機結合的分配功能，需要認識到第三次分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體系的制度創新，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全面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中有著獨特的理論內涵，有必要從理論生成、理論演進和理論指向上厘清第三次分配的理論邏輯，從實踐內涵和基本向度上廓清第三次分配的實踐路徑，進而明確中國式現代化和共同富裕背景下第三次分配的發展方向。

一、第三次分配的理論邏輯

分配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環節之一，是確保社會公平與效率的重要手段。以道德力量和社會責任為動力的第三次分配是“以人為本”的分配形態，能夠從超越市場和政府的角度出發來增進社會福祉，推動經濟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第三次分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土理論，要深刻認識到第三次分配的理論邏輯和理論意涵，以第三次分配的發展來構建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分配體系，進而推動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雙重發展。

（一）第三次分配的理論生成：動因與挑戰

理論來源于實踐的發展，又反哺實踐問題的解決。第三次分配的提出是對過往社會性資源轉移的重新理論認識和邏輯考量，其理論生成的動因和挑戰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和本土性。政治性體現為第三次分配既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分配體系構建的客觀需要，又是牽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演進的重要動力。本土性體現為第三次分配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需要面對具有中國本土特性的分配挑戰。

自現代慈善事業在中國發展以來，紓困濟弱和人道主義一直是社會性資源轉移機制的核心價值所在，盡管伴隨著經濟發展，中國慈善事業的規模和力量不斷壯大，但從西方慈善發展歷史來看，傳統慈善事業并不具有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和推動共同富裕的分配功能，社會性資源也就無法融入中國共同富裕目標“先富帶后富”的偉大實踐中。第三次分配理論生成的歷史動因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對于分配機制調整的內在呼喚和社會主義物質富足后對精神文明演進的現實考慮。從國家治理的頂層設計來看，第三次分配是構成兼顧效率與公平分配生態系統的重要一環和“小政府、大社會”的一種機制性表達，能以廣泛的社會參與激發社會的自治活力，以良善的互助精神鏈接群眾資源所需，以冗余的社會財富提升社會福祉。這一機制的重大意義在于，補齊當前國家治理的發展“短板”并強化治理能力，通過社會行為與國家活動的結合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從精神文明的歷史演進來看，第三次分配滿足了個體精神發展和自我價值實現的需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自我價值實現是人最高層次的精神需要，富裕群體因其物質資源充盈，基本的需求已經得到滿足，尊重以及自我價值實現是他們更為迫切的追求，這些高層次追求為第三次分配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

第三次分配作為我國本土化的概念，其孕育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脈絡中，并不等同于西方社會的第三部門，也不等同于傳統的公益慈善，因此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構筑起新的實踐經驗和知識脈絡，這必然面臨著諸多挑戰。第一，第三次分配面臨著價值觀念抵牾的挑戰。中國傳統文化中含有“愛有差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等觀念，這些傳統觀念使得行善者主要關注與自己有血緣關系或者有關系的人，也讓社會大眾認為慈善是富人的事而與普通人無關。同時，在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的背景下，現代社會的經濟理性正使“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觀念加深，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慈善文化傳統式微，人們在陌生人社區中變得冷漠，這也有悖于第三次分配所需要的互助理念。第二，第三次分配面臨著分配失靈的挑戰。這種失靈表現為第三次分配更加注重社會力量在分配中的作用，而在社會化的分配過程中，第三次分配遞送資源中的過程導向和機會主義，容易造成“養懶漢”和“靠拿要”的問題。慈善的特殊主義以及家長作風也會導致第三次分配失靈或無序分配，從而陷入“飲鴆止渴”的困境。第三，第三次分配面臨著分配“供不應求”的挑戰。這一挑戰表現為中國社會慈善事業的欠發達狀態，包括社會組織發育不充分、能力不足、自主性缺失以及慈善捐贈規模小等問題，這些問題滯礙著第三次分配作用的發揮，使得第三次分配難以與“市場化”的初次分配和“制度化”的再分配并駕齊驅。

（二）第三次分配的理論演進：三次理論嬗變

第三次分配的理論發展反映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協同演進。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初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中具有基礎性和決定性地位。一方面，第三次分配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支撐，無法超越經濟發展階段；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也為第三次分配開辟了空間和場域。因此，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時期呈現出對第三次分配不同的理論認識，第三次分配的理論演進映射出與宏觀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的階段性理論特征，經歷了強調道德力量發揮的理論萌芽期，關注慈善事業培育的理論發展期和聚焦分配機制調整的理論深化期三個階段。

從第三次分配概念被提出到2005年可看作是第三次分配的理論萌芽期，第三次分配道德力量的經濟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肯定。其經濟價值在于，人的需要的滿足使道德激勵產生作用，從而使第三次分配的行為得以順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而實際發生。這一時期中國加入了WTO，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的起步階段，GDP總量剛剛突破9萬億元，因此第三次分配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發展缺乏相應的客觀條件和經濟基礎，以提升效率為主的市場分配是當時更為迫切和亟待發展的分配方式。2006—2019年是第三次分配的理論發展期，公益慈善作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在這一時期蓬勃發展起來。2008年中國發生了汶川地震，在抗震救災中，民間的慈善組織在救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大強化了社會對慈善事業的關注；另外，2016年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這標志著我國慈善事業步入了法治化、規范化的軌道，為第三次分配的實踐提供了更加堅實的法律保障。同時，中國GDP總量在2010年突破39萬億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在隨后的幾年也保持高速增長，這為第三次分配的理論深化起到了重要蓄勢作用。2020—2023年是第三次分配的理論深化期，此階段黨中央多次提到第三次分配，強調第三次分配在分配體系中的作用，極大地激發了學界對分配機制的研究，推動了理論層面對于第三次分配認識的不斷深化。這一時期，中國完成了脫貧攻堅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GDP總量突破100萬億元，社會性財富資源和富裕群體大大增加，也為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和實踐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三）第三次分配的理論指向：社會共富與人的復歸

黨的二十大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要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第三次分配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底色，是兼具物質與精神雙重屬性的概念建構和社會實踐，反映了對資本主義“見物不見人”現代化模式下按資分配的揚棄，其理論依歸蘊含著人類發展過程中互利共生的社會價值和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個體價值。

縮小收入差距、推動共同富裕是第三次分配理論發展的重要意義，這一意義表現為其致力于促成社會發展的命運共同體，實現“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明發展愿景。第三次分配倡導社會成員間的守望相助和同舟共濟，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理念開拓了共同富裕的道德價值實現路徑，深刻反映了人類社會的道義精神和共贏價值，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體現。這一實現路徑有利于分配主體與分配客體實現共贏，使得個人與集體的意志趨于融合，個體和集體的利益趨于統一，不斷接近“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提到的“真正的共同體”。因此，第三次分配是新時代最好的文明實踐工程，在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的過程中，其所追求的不是少數人的發展和利益，而是基于共生、共榮的社會命運共同體。

第三次分配的個體價值在于其通過資源分配推動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而人的發展既構成了復歸或實現人性的動機之一，也是馬克思主義人的發展之價值訴求的理論依據。在馬克思看來，“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共產主義的根本特征，其對人類未來社會發展具有根本原則意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了共產主義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個人參與社會分工進行重復性的勞動與機械性的生產工具融為一體，人與人之間形成“物”的依賴關系，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使得人及其勞動片面化和工具化，人的類本質和潛能受到了極大的壓抑，因而對社會生產和社會穩定埋下了隱患。而第三次分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致力于實現共同富裕，其蘊含著對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物”的依賴關系所造成損害的消解，旨在推動每個人潛能的發揮，即通過分配行為的實施加強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實現資源的互通有無和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在此意義上，第三次分配是“利他主義”和“美美與共”的中國式表達，體現了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其本質是在推進財富升維的社會過程中實現人的升維，在實現財富解放的同時最終實現人的徹底解放，這必將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人的復歸”創造有利條件。

二、第三次分配的社會實踐進路

第三次分配政策話語的提出，不僅反映了分配方式在中國新的發展形態，而且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公平正義矢志不渝的追求。在分配領域，分配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存在，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對克服市場機制弊端、彌補政府調節機制不足、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以及構建起更加科學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具有重要實踐意義。

（一）第三次分配的實踐內涵與基本向度

全面準確理解第三次分配的實踐內涵，有助于明確實踐開展的“著力點”，從而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發揮提供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第三次分配既凝聚著人類發展的道德意義，又蘊含著經濟發展的理性意義，因此其實踐內涵可從感性認識、理性認識和應然認識多維度進行理解。從感性認識來看，第三次分配是道德驅動的分配行為，慈善捐贈、志愿服務、志愿活動等社會資源的無償轉移可看作第三次分配的主要方式，這些方式反映了社會的互惠表達與互助心理。因此，第三次分配有別于市場效率導向下的“無形之手”和政府公平導向下的“有形之手”，是社會道德導向下的“溫柔之手”。從理性認識來看，第三次分配是具備調節“分配”功能的分配，是“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之外的“社會調節”，其能夠彌補現有分配機制的不足，并發揮對公平和效率的平衡與矯正功能，從而實現社會資源與財富分配的帕累托最優。從應然認識來看，第三次分配反映了人類精神文明的發展，其實現了對公益慈善的超越，不僅僅囿于紓困扶弱的范疇，而且具備了造福人類、推動世界更加和平和諧等深刻意蘊。在應然認識下，第三次分配反映的是社會發展的精神演進和個體精神的文明升華，是物質富裕后推動精神富裕的理想狀態?？梢钥闯?，前兩種認識賦予了第三次分配倫理內涵和治理內涵，而第三種認識則給予了第三次分配更多的想象空間。

第三次分配既有著與初次分配、再分配在分配范疇內的同一性，又有著作為分配體系的一環其自身所具有的獨特性，其實踐內涵包含在分配主體、分配動力和分配效果上社會性、道德性和雙能性三個向度的統一。從分配主體來看，第三次分配具有社會性。社會性是其區別于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重要特征，社會的產生并不一定會產生市場和政府，但是卻能帶來社會內生的特性，比如利他性、自愿性等親社會性特征。因此，從原始社會的“互幫互助”到現代社會的“集體道德觀念”都可以看作第三次分配社會性的體現，使得第三次分配表現為內嵌于人作為群體性動物的社會交往與情感維系的本能需求。從分配動力來看，第三次分配具有道德性。道德是約束社會行為主體的重要準繩，這意味著社會只要存在一定的約束力，第三次分配就可能存在于社會中。因此，當這種道德性作用于社會活動中，局限于熟人之間的互助關系將得到拓展，社會成員參與慈善互助事業的意識也會明顯提升，第三次分配也就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從分配效果上來看，第三次分配具有雙能性。其既是物質的分配，又是精神的分配。第三次分配不僅為低收入群體帶來了發展的空間和條件，還引導著富裕群體精神層面的豐盈，而由此形成的精神文明和物質資源的雙向流動構成了第三次分配雙能性的重要現實表征。第三次分配的社會性、道德性和雙能性三重維度的實踐內涵相互交織、相互促進，共同構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以生產性慈善發揮第三次分配的分配功能

公益慈善作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不僅是社會道德風尚的體現，也是經濟發展的衍生產物和內在動力。作為樂善好施、濟貧幫困的社會行為，公益慈善與第三次分配關系密切。隨著國家話語的轉向和社會條件的變化，推動公益慈善轉型以助推第三次分配功能的發揮是構建第三次分配實踐的應有之義。傳統認識往往將慈善行為界定為非營利的公益活動，過于強調行為本身的非營利性反而將慈善資源局限在了發包式福利供給，這極大地限制了慈善資源功能的發揮。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資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產要素?！毕啾扔谶^去的公益慈善方式，第三次分配背景下的慈善應當聚焦于國家共同富裕戰略抉擇中的“后富”階段，將慈善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類型，以生產性慈善提升受助者的生活質量，彌補再分配的福利空缺并助力受助者重新進入初次分配系統中，從而發揮出作為分配的慈善應有的調節收入差距、平衡社會矛盾的作用。以生產性慈善發揮第三次分配的分配功能需要厘清捐贈和分配的區別，捐贈式的慈善既無法改變由分配造成的收入失衡和階級分化，也無法真正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生產性慈善需要構建以“分配”為主要功能的新的模式和理念，從慈善受眾的長遠發展和實際獲得感出發來構建慈善的行為模式，從而為受益者帶來持續的產出和收益。

（三）以多元主體激活塑造第三次分配的源動力

第三次分配是社會主體在自愿原則下對社會財富進行分配的方式，相較于初次分配的市場動力和再分配的國家動力，第三次分配的社會動力明顯不足，因此需要充分挖掘社會資源以擴充和加強第三次分配的源動力，而多元主體激活是第三次分配區別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實施向度。多元主體的激活一方面需要突破過往窄化的分配主體認知，認識到第三次分配并非殺富濟貧，也并非社會少數富裕群體才能實施的分配行為，而是有意愿有能力的中等收入群體都能參與的普遍性行為，通過形成普遍的富裕群體對普遍的后富群體的先富帶后富，推動第三次分配的分配主體由“分眾”走向“大眾”，培塑社會廣泛參與的分配行為；另一方面需要暢通第三次分配的參與渠道并形成有效的分配激勵機制。其中，暢通參與渠道需要充分利用新興技術的互動性、開放性、共享性等激發新媒體凝聚網絡社會資本的優勢，推動公眾在參與慈善活動中開展互助、共享的生活實踐，進一步促進第三次分配過程中社會資源和財富供需匹配的精準性提升。

（四）以系統性視角推動第三次分配的機制構建

在市場經濟起主導作用的分配機制下，第三次分配不是一個孤立的分配分支，而是與初次分配、再分配形成了有機的分配機制，這一分配機制關系著第三次分配在實踐中的解構和在未來發展中的重構，并從系統向度上提供了審視第三次分配的視角。構建與分配形態協調配套的分配機制需要厘清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之間的邏輯關系，并從頂層設計出發進行法律規制和制度保障。從不同分配方式的邏輯關系看，初次分配與再分配是最基礎的分配方式，對于經濟效率的提升發揮著引領性作用；第三次分配需以市場經濟和國家雄厚的財富基礎為運行前提，從而實現不同分配方式科學、循序發展。從法律規范角度看，法律作為最低限度的道德在第三次分配開展中能起到重要的評估、規范與催化作用，法律規則能賦予第三次分配制度持續性、權利義務明確性與福利遞增性特征，使得第三次分配能夠體現國家意志，繼而能構建出國家所需的三次分配制度。法律規范也意味著制度化，并給予第三次分配合法化、常態化的保障，第三次分配作為一種基礎性制度安排，其制度化過程需要激勵機制、承諾機制和信念機制發揮作用，從而賦予第三次分配剛性的規范與分配角色。

三、第三次分配的政策實踐及理論展望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第三次分配作為收入調節的手段，是中國式現代化推進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建構。第三次分配的政策實踐和理論研究應該著眼于中國的國情基礎與發展階段，聚焦新時期中國收入分配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機遇，在第三次分配的分配形態、慈善方式、經驗總結和與新質生產力的結合等方面不斷拓展深耕。

第一，深化對第三次分配內涵的理解，構建以生產為導向的第三次分配形態。對概念內涵的理解不同，其產生的效用可能大相徑庭。對第三次分配的理解不能脫離其作為分配類型而滿足社會實際需要和國家戰略需求的時代價值，也不能背離其作為理論觀點來源于實踐而回歸于實踐的應用價值。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認為生產決定分配，而分配則直接影響著居民收入。顯然，若將第三次分配看作傳統慈善的捐款捐物，其作用浮于表面且極為有限，形成了“分配越發達，貧困越加劇”的悖論，正如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慈善的批判所言，“他們不會白白地施舍，他們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筆買賣”。因此，未來第三次分配的發展要回歸到社會資源分配的邏輯起點，以社會財富的總體遞增為前提，而不拘囿在現有社會財富資源的靜置轉移上。這意味著需要將第三次分配視為一種動態且持續的過程，它不僅是對既有財富的分配，更是通過激發社會創新活力、促進產業升級、增強經濟內生動力的方式。

第二，明晰慈善與第三次分配的關系，推動構建以分配為內核的新慈善體系。慈善被認為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載體。但是慈善如何發揮“分配”的作用，或者說什么樣的慈善才能實現第三次分配的功能，這一問題關系到第三次分配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起點。因此，必須正本清源地厘清第三次分配與慈善的關系，才能討論第三次分配如何在新時代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和作用，從而從“分配”的角度推動第三次分配的實踐落地。發展以分配為內核的新慈善體系，一方面，需要認識到以“捐獻”為特征的傳統公益慈善的有限性和突破資本主義社會將慈善當作買賣或沽名釣譽的工具的局限性，構建有鮮明人民立場的慈善觀，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慈善形態和慈善模式，從而真正地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另一方面，需要一脈式地傳承以人民為中心的分配理念、科學式地把握慈善事業的發展規律、漸進式地化解掣肘慈善事業發展的內外部矛盾。

第三，推動第三次分配經驗的總結和推廣，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探索中國方案。雖然第三次分配的提出在中國已有幾十年，但是作為一種社會分配機制其高度依賴于社會資源的多寡和精神文明的發展。而隨著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物質基礎和精神文明持續提升，第三次分配依賴于社會機制而帶來的負面性正逐漸消解，“先富帶后富”社會實踐的不斷涌現正為第三次分配提供了豐富和多元的實踐經驗。在此基礎上，必然存在先于理論存在的社會實踐等待挖掘和歸納。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發展過程中，共同富裕的推進賦予了第三次分配極大的延展性和可塑性，基于可塑性和延展性特征的第三次分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時空里具有無限的想象空間和發展前景。因此，未來應加強對第三次分配經驗的提煉和總結，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探索中國方案。

第四，發揮數字技術的賦能作用，以新質生產力塑造第三次分配新形態。在以數字化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數字技術已經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發展和生活形態。在此背景下，第三次分配與新質生產力在供需兩側能夠形成良性互動，一方面，運用信息技術，第三次分配可以更精準地定位鄉村需求、更有效地動員社會資源、更透明地監管慈善資金流向，從而打造全新的分配生態。例如，利用大數據分析，可以深入了解鄉村的發展需求、貧困狀況以及資源分布，為慈善資金的分配提供科學依據；人工智能技術則可以幫助慈善機構實現智能化管理和服務，提高慈善主體的滿意度和受益者的慈善效用。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也能為新質生產力的研發和應用提供資金支持，推動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從而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例如，人工智能企業OpenAI在ChatGPT建立之初就以捐贈資金為財務來源，并以技術平權和造福人類為初衷。由此可見，未來第三次分配與新質生產力實際上可以形成雙向的資源流動，從而塑造出兼顧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第三次分配新形態。

【作者：溫鐵軍、逯浩、田浩陽。其中 溫鐵軍系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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