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石新雨
在洪常秀電影的新階段,一些年輕的面孔正相繼成長:河成國、樸美素、姜素怡、申錫鎬、金承允……從校園到海邊到山上,他們轉換著自己的虛構身份,顯出愈來愈多的可能性,甚至讓人回想起,這位導演剛開始和特定演員組成班底時,也是以一部部電影間微妙的差異,探索著金相慶、劉俊相、李善均、鄭裕美等人,再到金敏喜的出現,給制作和認識電影的方式帶來了新的突破。
而在當下的新時期,隨著他攝影方式的簡化、以鏡頭為單位的劇場,使得景框在成為故事載體的同時,還成為演員們共同訓練的平臺,年輕演員時而相互啟發,也有時,演員們會戴著前輩與后輩的面具,就一張餐桌、一個話題、一組人物或座位間的關系,進行同步的實踐。
《大自然對你說了什么》里的三位年輕人
一如既往的是,演員們所練習的材料,并非所謂的深刻臺本或“靈魂交流”,反而是一些失效的措辭和空白表達,不足以敞開自我,更不具備溝通效應。而且,較之洪常秀早中期那些更清新的“白癡性”臺詞,他近期作品里的語言越發空泛,比如《大自然對你說了什么》里對于詩歌的泛泛雜談,又比如《在溪邊》的酒桌——與其說吐出來的是真言,不如說那只是一種基礎形式的表演探索。
然而,正是在基礎或“笨拙”的外衣下,我們卻看到演員的敏感:其手勢的搖擺、說話時腦袋的運動和那些既為舞臺機關所驅使、也為情感所觸發的失態,它們所召喚的不是共鳴,而是對“愚笨”的靈敏,正如那些最純熟、對自身有絕對支配力的表演者,她們也處在表達困難的夾縫中,以看似自然的節奏,調整著自身的邊界。
洪常秀電影里不會有“自如”的語言,它永遠是一個不穩定的出口,沒有誰是安全的。
《在溪邊》里的一次“即興”詩劇
我們無法脫離劇場來單論真誠,即便演員們,尤其是年輕演員都在流露本真:《在溪邊》的日常情境,成為了一個個形象的劇場,學生們在前輩的帶頭下,以《我最想成為的人》為名,演練起即興的詩劇。臨時的話頭顯得籠統,但當干癟的題目被注入哭泣的動力,所有及時的反應、青澀而準確的小動作,都成為了寄托戲劇的真正形式,語言越扁平,淚水就越沾染靈暈,它的強度恰恰來自人物的模糊,而非她們的獨立。或許,這既是一種合作,也是導演對人物的利用,讓她們在語言和情感表達之間建立微妙的架空,卻又隔著混沌相互感染——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去年的《旅行者的需求》當中。
餐桌上的共同訓練
《大自然對你說了什么》的表演結構更為錯綜,不僅是在場者們的相互訓練,也因關鍵人物的缺席,而制造著隱隱的考驗。影片始于趙允熙飾演的詩人母親,她在廚房里做飯,下個場景,她開車離去,女兒女婿與父親不期而遇。從晌午到午后,斷續的時間里,這位女詩人始終被大家掛在嘴邊,我們看不見她的詩,她也沒有主動介入故事的發展,而她的存在,是一層鋪在場面中的不安。
另一位缺席者,是樸美素飾演的姐姐能熙,她將自己放在情境的邊緣,甚至脫離情境而懸浮著。電影的第一場室內戲,我們就聽著她的伽倻琴聲,它從二樓擴散下來,當父親帶男友東華走后,俊熙走上去瞧姐姐。借用蓮實重彥對小津的形容:“日式房屋的二樓只能說是一個懸浮在空中的奇妙空間”,而本片與小津的異曲同工在于,其對二樓的展現,也只限于“大女兒的房間”,那是她的私人地帶,她搬進去沒多久,因此顯得簡凈,個人用品除了干凈的床褥,還有懸掛在電視機前的琴罩,我們無法從中勾勒出生活的完成態,而她一邊與妹妹聊天,一邊用琴聲制造著空氣。
情景邊緣的能熙
一旦能熙被放進了不自由的場合,她就容易被架空,午飯前,她被架空在那輛小藍破車外;晚飯時,大家都坐上了餐桌,能熙的位置卻還空著,她在房間里逗留了一會兒。如妹妹俊熙所言,姐姐聰明而抑郁,她要么沉默,要么在沒有臺階的情況下,插一句犀利而“過重”的話,而且她總是卡在自己的觀點上,脆弱而執拗。于是,不倒翁似的餐桌群像,總被這個暫時未開口的女孩分走壓力,她是缺失的聲部,你不知道她何時會響起。
在這些更年輕的演員身上,再次出現了反射弧的錯位、被按下的刺撓,以及格外斷裂的自我表達,這是洪常秀一貫以來的戲劇手法,但它激發著新的身體性。低頭不語的能熙、總是被晾在小角落里的東華,以及俊熙——她明明是話題的焦點,卻必須承擔起傾聽和調節的責任——三人各有各的運動規律,從未達成一致。對話中,人物除了桌上的食物和自己不協調的身體,沒有任何可依傍之物;當她們來到外景中,唯一的幕布,就是白亮而無名的大自然,某段帶刺點的回憶,一次沒有水平且中斷了的自白,都由于實體的缺席,而成為了日光般的“過曝”。
能熙的房間
是的,人物們正在過曝中塑造當下,他們給出的自白如此干澀,不為對方所理解,甚至不被需要,像一份只能揉在手里的尷尬,時而被拿起來拋擲,再通過多動的姿勢收回手心,餐桌分成兩邊,中間是一個主位,當東華繞進了死胡同,偶爾會回過頭來同俊熙私語,與她形成一個更小的單位,像個溫柔的氣口,遮蔽著外在的大圈。
《大自然》比《在溪邊》更明凈,它并未從笨拙中提取感動,而是在滑稽的外衣下,保留著自我感受的小角落:所有人加起來,也組織不出一首詩,作為示范者的東華最終失控;俊熙為了哄他,不顧家人在場而輕輕說出“我愛你”,這些沖動與“超出”不至于填滿我們的呼吸,人物不會因此相融,而是一邊被粘在座位上,一邊與整張餐桌形成區隔,哪怕兩個人簇成一團,也很難避免身體和情緒上的勉強、或者說差別,對此,長輩與年輕人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洪常秀的演員之所以神奇,是因為他們會陷入“愚癡”,卻不曾停止感受,河成國所飾演的東華,是被動與主動的典型。許多個段落的開頭,他都被晾在一個陌生的空間,滑稽地獨坐著,身邊或許是一把黑色按摩椅,襯得人分外局促,又或許是滿桌的空盤子,用“過白”定住了他,其余的人物暫時隱蔽,他不清楚畫外正發生著什么,只能在被動中,保持著對不知情的敏感——這種敏感不導向任何結論或發現,僅是讓坐著的人不安;深夜,當“岳父岳母”在山上小倉庫里討論起東華,而他在別墅里走錯房間時,我們也會因門的錯置、因景框的不密閉,替這位被動者感到一絲恐慌。
夜里的亮光
但更顯愚癡的,是東華那些自發的感知,基于一棵樹、一塊石碑、一個關于“你為什么愛俊熙”的問題,他都能展開創作,時而有效時而無效。他在夜里外出,觀察了花朵之后,路過小倉庫,聽見吉他聲。從客房到山頂,一扇扇明亮的窗戶遮蔽了批評與促狹,只透出這陣旋律,叫路過的人緊張,卻也是感觸的良機。下個鏡頭,東華躺在石凳上抽煙,情境響起了音樂,仿佛是對前一支旋律的轉化,就像影片的段落體——每一段都是對先前的重構。夜里花朵的光芒,多么莫測的東西,主動的感受者一路摸索,換來鏡頭外的摔倒,一串驚呼聲,好似思考的標點。
思考不一定有著落,但它發生著,以一次踉蹌、或一支煙的節奏,隨段落的發展而接力,斷裂又延續。那么,如果以“主動”為人物的切口,我們還會發現更多無法安放的東西,比如能熙送出的筆記本,俊熙的“我愛你”,它們不也是懸置的勇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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