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喬納森·羅森鮑姆

譯者：易二三

校對：鳶尾花

來源：New Lines

（2023年6月28日）

賈法 · 帕納西是伊朗 仍在世的 最重要的電影 導演 ，在我看來（至少在我所熟悉的電影 導演 中），西方 觀眾 對他的 尊敬 似乎更多是因為他受到的迫害，而不是他的 作品 ，這既令人遺憾，又自相矛盾。

他的 首部 長片《白氣球》（ 1995） 是 第一部在戛納電影節上獲得重要獎項（金攝影機獎）的伊朗電影， 而且 之后的四部長片《 誰能帶我回家 》（ 1997）、《 生命的 圓圈》（ 2000） 、 《深紅的金子》（ 2003）和《越位》（2006）都在 西方的各大 電影節上 有所斬獲 。

《白氣球》

但直到帕納西于 2010年被捕，被判處六年監禁，并被禁止在 接下來的 20年里從事任何電影制作活動，他才受到西方主流媒體的關注。 （ 他被指控犯 有「 反體制宣傳 罪 」 ，因為他參加了 2009年綠色運動抗議活動中一名遇害學生的葬禮，并試圖拍攝一部同情這 次 活動 的電影 。 ）

此后，帕納西不顧禁令，奇跡般地又拍攝了五部電影，并在每部影片中都親自上陣。盡管這些影片在資源和拍攝條件上都受到嚴重限制，但卻比他被捕前于1995年至2006年期間拍攝的五部影片更受關注——早前的這五部電影都由國家出資制作，但其中幾部在伊朗當地影院都曾被禁。

賈法·帕納西

帕納西被捕后拍攝的第一部影片《這不是一部電影》（2011）完全是在他被軟禁時在自家客廳里拍攝的。而帕納西最近的作品《無熊之境》（2022）則在伊朗和土耳其邊境附近拍攝，故事情節復雜得多，獲得了去年威尼斯電影節的評審團特別獎。

遺憾的是，與帕納西于2010 年之前拍攝的那些成就更高、更細致入微的影片相比，公眾對這些逃亡式的作品要熟悉得多。值得補充的是，《生命的圓圈》和《越位》都對伊朗婦女的境遇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而《白氣球》和《深紅的金子》則對階級關系及階級差距進行了深刻的探討。

《無熊之境》

帕納西迄今為止拍攝的10部電影都有兩個十分突出的美學特征：一是以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和帕納西的主要導師伊朗電影大師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的電影中常見的紀錄片式手法為基礎；二是將電影本身視為每部影片主題的一部分，具有自我反思和現代主義的視角——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追溯到基亞羅斯塔米，而且經常給人一種影片是實時發生的印象。

這一點在《越位》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該片大部分鏡頭都是在2005年6月8日伊朗隊與巴林隊進行世界杯預選賽時，在德黑蘭的阿扎迪體育場內外拍攝的。

《越位》

需要補充的是，基亞羅斯塔米在開始自己的電影生涯時，曾為國營的兒童與青少年智力開發中心（又簡稱「卡努恩」[Kanoon]）創立了一個電影部門，這使他擺脫了通常的商業限制，但也使他的早期電影帶有某種教育性質。

帕納西繼承了這位前輩的一些說教或教育基調，以及后者的現代主義風格——正如《誰能帶我回家》中所呈現的那樣，該片徘徊于一個小女孩與女演員的虛實冒險之間，前者試圖獨自找到從小學回家的路——后者恰恰是為了講述這則故事而扮演小女孩，并且最終想要罷演回家。

《誰能帶我回家》

更具有教育意義和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可能是《生命的圓圈》，在許多方面，它都是帕納西最偉大、最大膽的影片（也是他在伊朗被禁的影片之一），它講述了從一個女嬰在醫院出生到一個中年女人被關進監獄等多位女性在一天之內發生的故事，是對伊朗社會中女性遭受的殘酷待遇的持續且憤怒的吶喊。

換句話說，這是一次從一個監牢到另一個桎梏的循環之旅。最重要的是，《生命的圓圈》預示并闡明了二十多年后震撼整個國家的以「婦女、生命、自由」為口號的運動的許多方面。影片的大部分故事都是在環形地點的環形鏡頭運動中展開的。

在《白氣球》和《越位》中，前者講述了一個小女孩（由阿怡迪·莫哈曼德哈尼扮演，她是《誰能帶我回家》的女主演米娜·穆罕默德·漢妮的妹妹）為了在伊朗新年買到一條幸運金魚而付出的努力；后者講述了德黑蘭的女孩們為了能在阿扎迪體育場觀看一場足球比賽而偽裝成男孩，卻因此被抓。（在伊斯蘭共和國，女性被禁止出席觀看男性的體育比賽。）

可以肯定的是，這兩部喜劇都有其啟發性，甚至是說教性的一面。在《白氣球》的結尾，中產階級女主角不假思索地冷落了幫助她的工人階級男孩。

和《生命的圓圈》一樣，《越位》的結尾也是在一輛載著被捕女性的警車里，將同情的目光投向了那些不得不逮捕這些女孩的看守——這兩個群體都被視為嚴苛法律的受害者。

帕納西是一位信奉機會均等的諷刺作家，他的大部分喜劇都是在這種前提下創作的，因此他可以在這兩個群體之間自由穿梭，而不失去諷刺的重點。事實上，影片的最后，女孩們和士兵們都帶著煙花離開了押送車，加入到狂歡的人群中，高唱伊朗國歌，慶祝國家足球隊的勝利。

在2016年一部名為《此刻你站在哪里，帕納西？》的紀錄短片中，帕納西開車送一位同事去德黑蘭郊區的阿巴斯的墓地，同時講述他被捕前的所有電影都是如何描述他在街頭親眼所見的伊朗社會，而他被捕后的所有電影都只能描述遠離社會的他自己的境況。

簡而言之，這解釋了為什么他早期被忽視的電影比他最近的電影更有持久的價值，盡管后者也證明了帕納西的堅韌不屈和聰明才智。

《此刻你站在哪里，帕納西？》

要欣賞帕納西的早期作品，就需要了解非西方社會，在那里，女性可以吸煙的意義與西方不同；女性的著裝要求由當局強制執行——有時甚至是粗暴地強制執行；關于結婚和離婚的法律對女性施加了嚴格的限制。忽略這些問題可能會讓人更容易將帕納希視為一位殉道者，而不是一位社會分析家或批評家。

《深紅的金子》講述了一個令人震撼且魂牽夢縈的傳奇故事：一名曾參與兩伊戰爭（1980-1988年）的披薩外賣員試圖搶劫一家珠寶店，最后開槍打死了店主，并吞槍自殺。該片的靈感來自阿巴斯發現的一則報紙故事——他也是該片的編劇。

影片的核心是社會階層的差異和受傷退伍軍人的怨恨——這比《生活的圓圈》和《越位》中所涉及的問題更接近我們西方人自己的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連伊朗和伊拉克之間的差異都不了解，那么我們對帕納西更感興趣的可能是他這樣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行為，而不是他那些充滿生命力的藝術作品。

《深紅的金子》

賈法·帕納西是誰？1960 年，他出生在伊朗米亞內鎮的一個阿塞拜疆工人家庭，家中有四個姐妹和兩個兄弟。他曾在兩伊戰爭中擔任過兩年的軍隊攝影師，隨后在阿巴斯的電影《橄欖樹下的情人》（1994）中擔任副導演，在此期間，他拍攝了多部短片和紀錄片。

西方人對伊朗的無知簡直顯而易見，以至于我們傾向于將伊朗視為一個簡單的整體，而事實上，伊朗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多民族、多語言的社會。雖然波斯人占多數，但大約40%的伊朗人屬于其他民族——阿塞拜疆人、庫爾德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盧爾人和土庫曼人。帕納西從小在自己家里講阿塞拜疆語，與其他伊朗人則講波斯語。（《無熊之境》全片用的都是波斯語和阿塞拜疆語。）

我們還必須問的是：帕納西的政治主張和政治膽略如何？2023年2月，是什么樣的動蕩局勢最終迫使他在獄中絕食？為什么兩天后政府決定讓他回家？我與帕納希的短暫接觸、我對伊朗的兩次訪問以及我所了解到的伊朗電影制作環境和審查制度，大致提供了一些關于伊朗2023年2月之前幾年的見解。

例如，帕納西在第一次被捕后，要求獄卒不要因為他電影導演的名人身份而給予他任何特殊待遇，這可以算是他的膽略。事實上，成為一名電影導演是當今伊朗工人階級唯一可以實現階級攀升的方法之一。（這個事實甚至也是阿巴斯開創性的早期長片《特寫》的關注重點，該片遵循、重述甚至延伸了侯賽因·薩布齊安的真實故事——侯賽因是一個貧窮的伊朗電影愛好者，為了獲得德黑蘭一個富有的土耳其家庭的認可，他假冒真實生活中存在的電影導演 穆赫辛·馬克馬爾巴夫，聲稱他想與他們一起拍攝一部關于他們的電影，直到他被捕。在影片最后的情節中，阿巴斯安排了一次馬克馬爾巴夫和重獲自由的侯賽因的會面，然后讓他們兩人一同去拜訪那個土耳其人的家。）同樣的緊張關系導致了《深紅的金子》結尾處毀滅性的暴力事件。

《深紅的金子》

多倫多電影節放映《生命的圓圈》時，我通過翻譯的幫助簡短地采訪了帕納西，我驚訝地發現他堅稱這部電影不帶政治色彩——我覺得這無異于說豬肉是一種蔬菜。但在另一次關于這部影片的采訪中，他更準確地解釋了自己這么說的理由：

「一位政治電影導演往往致力于某種意識形態，試圖通過作品來宣傳這種意識形態，并攻擊敵對的意識形態。在《生命的圓圈》中，我沒有攻擊或支持任何人。我沒有說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我試圖從人文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每個人，用一面鏡子來反映社會現實。觀眾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從不同的政治角度來解讀這些現實。我拍攝的是一部帶有抗議信息的藝術電影，而不是一部顛覆性的政治電影。」

《生命的圓圈》

對于我們這些北美人來說，這其中的區別可能聽起來很玄乎，但如果考慮到我2018年在德黑蘭遇到的另一位伊朗電影導演的最新事例，大概就會明白這件事是很合乎邏輯的。那位導演每天都在拜訪伊朗的審查人員，試圖說服他們，在他的最新作品中出席女主角抽煙的鏡頭，并不具有政治顛覆性。

甚至早在2001年，當帕納希從香港的一個電影節飛往南美的其他電影節，在紐約肯尼迪機場轉機時，他就對每次通過美國海關時都要被當作罪犯而接受指紋采集感到非常厭惡，因此他當時拒絕了再次經歷這一程序。

結果呢？他被銬在長椅上長達十幾個小時，房間里擠滿了 「非法移民」，不被允許給任何人打電話，即使他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證明和行程的證據，還是被手腳捆綁著遣返回了香港。

縱然《生命的圓圈》在前一年勇奪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但這也并不意味著作為伊朗人的他可以在香港偷偷帶著手榴彈安全通過金屬探測器。甚至可以說，美國海關官員無理的排外行為最終迫使這部作品違背他的本意，而染上了政治色彩。

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9年后，帕納西在自己的國家也被當作罪犯對待，而此時距離他拍攝《越位》已經過去了3年——這是帕納西最輕松的喜劇片，也是他最通俗易懂、最具娛樂性的電影。

但是，將美國海關和伊朗審查人員對帕納西的不寬容并置，表明這兩個多元文化國家之間存在著我們不愿看到或承認的相似之處。

盡管伊斯蘭共和國法律嚴苛，鎮壓手段令人窒息，但伊朗仍然貢獻了堪稱世界上最具人文精神的電影。

帕納西以他作為一個反叛者的勇氣，以及拍攝偉大電影的才華和想象力，可以說是伊朗最偉大、最具典范意義的電影人之一，當然，他不僅是伊朗、更是全世界范圍內最優秀的電影導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