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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0年年初，杜魯門和艾奇遜先后公開宣布放棄保臺后，對華形勢并沒有如艾奇遜等溫和派期待的那般逐步穩定下來，反而日趨緊張。

就美國國內而言，共和黨發動了對民主黨政府中國政策的猛烈抨擊。不久，關于艾奇遜不顧五角大樓反對、勸阻總統不要阻止共產黨人奪取臺灣的消息泄密，更是火上澆油，新聞媒體大加炒作，公眾輿論對艾奇遜和國務院一派譴責之聲。

1、國務院的“大換血”

1950年2月9日，謀求參議員連選的威斯康辛州共和黨人麥卡錫又跳將出來發表演說，譴責國務院的叛徒應該對把中國出賣給共產黨人負責，并尤其點名攻擊了國務院的中國問題專家謝偉思和杰塞普，在2月20日參議院要求舉證時，麥卡錫提供了一份名單，指控81名國務院雇員過去或現在有共產主義傾向。

盡管麥卡錫指控多為無中生有，但卻正好迎合了公眾要求追究中國政策失敗原因的心理需求，為期四個月的國會聽證會搞得民主黨政府狼狽不堪，由此導致了對政府機構雇員廣泛的忠誠調查，民主、共和兩黨的外交路線也在中國政策上迅速走向分化艾奇遜當時窮于應付，被中國問題弄得焦頭爛額。

他后來回憶那時的情形時曾以夸張的筆法不勝感慨地寫道，共和黨人正在調制巫師的魔藥以供公眾享用，并準備在國內進行血腥的黨派混戰，而當此之時，新成立的中共政權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反應又給艾奇遜和對中蘇分裂抱有期待幻想的溫和派們“澆了一瓢冷水”。

北京方面并沒有重視美國對華政策所留的相對余地。相反，百年飽受帝國主義列強凌辱的深刻記憶，開天辟地開國立業的壯志豪情，與蘇聯意識形態的天然聯系，加之對美蔣沆瀣一氣的痛恨，凡此種種，都促使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堅決地選擇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路線。1月，毛澤東到莫斯科訪問。2月14日，中蘇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條約的訂立，無聲地宣告了艾奇遜離間中蘇關系的政策遭受重大挫折。

此時，艾奇遜正面臨共和黨的攻擊和麥卡錫的指控，而北京政府又沒收了美國領事館財產，以顯示中蘇共同的對美立場。艾奇遜無從再做選擇。國務院撤回了所有在華外交人員，由此也斷絕了中美直接溝通的一切渠道。3月15日，艾奇遜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稱美國反對任何“在其國境之外的冒險”威脅到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同時允諾將為韓國和東南亞非共產黨國家提供大量援助。艾奇遜此聲明的目的在于警告中國，它標志著壓力之下國務院等待與觀望的溫和對華政策的結束，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對華立場日趨強硬。

迫于各方壓力，國務院進行了人事改組。由于中國政策的失敗，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巴特沃思成為替罪羊。3月28日，主張對國民黨采取容忍、同情態度的臘斯克取代了巴特沃思，成為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為向共和黨超黨派外交要求作出妥協，4月6日，杜魯門和艾奇遜又任命共和黨外交政策的首席發言人杜勒斯，為國務院的高級顧問，參與遠東政策的制定工作。此二人均為反共強硬派，認為保臺對美國在亞洲的安全至關重要。

此外，政策設計組也進行了改組。凱南由于與艾奇遜等人在北約和重新武裝西德問題上的分歧而離職，取代他的是保羅·尼茨。新人物的登場，也意味著適應新形勢的新觀念隨之產生。

2、日本國內的媾和主張

1950年4月25日，日本大藏大臣池田勇人訪美，與美方討論關于道奇改革以來日本的經濟狀況，以及由日本建立出口融資公司，籌措相應基金以爭取美援貸款等問題。

5月3日，池田通過道奇向美國政府方面傳遞了日本首相吉田茂的秘密口信，表示：

（1）日本政府希望早日媾和，愿意接受一個即便不包括蘇聯的分離的和約；（2）由于在野黨倡導全面媾和論攻擊政府，因此如果能早日締結一個內容妥當的和約，可以期待輿論的支持；（3）為減少美國軍方反媾和的阻力，日本可以向美軍提供基地，如果美國政府不方便公開此項條件，可以考慮采取由日本政府請求美軍駐留的形式；（4）需要研究如何使美軍駐留而不違反和平憲法的問題，此外吉田還隱晦地提到蘇聯可能先于美國提出和約，并可能以庫頁島和千島群島歸還給日本作為誘惑，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

池田傳達的日本政府的信息引起了道奇、巴特沃思、臘斯克、杜勒斯等人的重視。

吉田何以如此主動？歸根結底，當然是希望能盡快結束美國政府內部分歧，實現媾和，早日恢復日本的主權國家地位。由于美國遲遲未就何時可能媾和作正式表態，他感到此時日本政府有必要采取主動，為打破美國政府內部的安全僵局創造些條件。

自1949年9月貝文訪美，英美準備共同推進媾和以來，日本國內關于媾和問題的討論變得活躍起來。局勢的發展使得討論的核心集中在單獨還是全面媾和的問題上。

1949年11月8日，日本第六屆國會開幕，當天，吉田在眾議院發言中表示，日本要么選擇單獨媾和，要么就根本沒有和約。11月12日，吉田在回答無黨派參議員太田敏兄提出的單獨媾和不能算是真正恢復和平時，又更進一步明確表示：

現在問題不是單獨媾和或全面媾和，哪一種好，這是要根據國外的情況，即外交的國際關系來決定的，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但就盟國的希望來說，恐怕愿意全面媾和，如果不能全面媾和，對不愿意全面媾和以及不能對日媾和的國家也不能強制非要全面媾和不可。因此也有可能單獨媾和，可并不能肯定就是單獨媾和。對于假設的問題，我們今天在這里不能隨便發言也可以這樣來考慮，從單獨媾和走向全面媾和過程中作為一種途徑，可能產生單獨媾和。不論如何，即使能同少數國家媾和，也比不媾和要好。我抽象地認為如果它是導致全面媾和的一條途徑，更應當高興地予以響應。當面臨具體問題時，政府將決定方針和進一步闡述。

12月，在野的社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對日媾和問題的一般態度》聲明，提出“全面媾和、中立和反對軍事基地”的主張。

1950年1月，以“和平問題談話會”的召開及其聲明的發表為契機，左派和獨立知識分子再度提出全面媾和的口號，主張日本在冷戰中應保持非武裝中立，也不向任何外國提供基地，對上述全面媾和論，吉田領導的保守黨內閣認為不現實而予以反駁。

1月23日，吉田在第七屆國會的施政演說中又強調，盡管所有人都希望全面媾和，但這必須取決于國際上的客觀形勢。此后在日本國內，早日實現單獨媾和與全面媾和成為執政與在野黨尖銳對立的分歧點，并因此使各黨政治立場變得旗幟鮮明。

當時的日本仍然處于動蕩中，經濟、政治和社會狀況均不太穩定。

自“道奇路線”下超均衡預算改革實施以來，日本國內中小企業蕭條，大量倒閉，輿論對此強烈不滿，受其影響，公眾對吉田內閣的支持率也在下降。

根據《朝日新聞》社的輿論調查，自1949年秋到1950年4月之間，吉田內閣的支持率從43%下降到31.7%，執政自由黨的支持率也從40%下降到32.3%。從執政黨在議會的議席占有率上看，此時吉田內閣執政地位也不穩固。在1950年5月2日第七屆議會閉幕之時，執政的自由黨在參議院中僅有61席，議席占有率僅為24.4%。經過6月第次參議院大選后，自由黨增加了16席，達到77席，但在野社會黨的議席也從42席增加到62席，兩大黨議席的差距在縮小，自由黨的議席占有率也僅為30.8%。

由于執政黨的議席占有率低，吉田內閣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公眾輿論的支持。不過，對吉田而言，相對有利之處在于：

其一，同一調查也顯示，對執政黨支持的下降并不意味著對在野黨支持的上升，在野各黨的支持率變化不大，持觀望態度的人數在增加，這給了政府以爭取民意支持的空間；其二，盡管執政黨地位不穩固，但在野的社會黨也無法組織強有力的攻勢推進其政治主張，因為該黨內部面臨左右兩派的分裂，使其影響力大為下降。

當時一些新聞機構也對與媾和相關的一些問題作了民意調查，1949年8月《讀賣新聞》的輿論調查顯示，希望媾和后美軍繼續駐留的人占46.4%，希望日本永久中立的人僅占3.4%。自1949年11月全面媾和論登場后，《每日新聞》也做過一個輿論調查，根據該調查，有49.4%的被調查者支持早日媾和，而認為即便推遲媾和也要采取全面媾和方式的人只占33.9%。

從這些調查來看，希望早日媾和并且不反對美軍在日駐留在公眾輿論中占據壓倒性優勢。

由此不難想象為什么吉田把爭取早日媾和視為關鍵。到1950年4月，吉田已經把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視為獲得主權不可避免的代價，而決定要做出努力以推進媾和了。

3、臺灣問題上的“交易”

日本政府的表態使國務院感到興奮，當時正負責對日媾和事務的巴特沃思向代理國務卿韋伯表示，這是日本方面第一次正式表示可以接受一個不包含蘇聯并向美國提供基地的和約，艾奇遜正在倫敦參加美英法三國外長會議，尚不知情。

在倫敦會議上，當面對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和遠東事務負責人丹寧對日本問題的詰難時，艾奇遜承認美國政府內部的分歧使他無法向貝文說明美國的立場。

但在國內，國務院的臘斯克、杜勒斯等人卻已致力于謀求打破美國遠東政策的僵局了。

他們選擇的突破口是臺灣問題。長期以來，國務院與軍方在對日媾和問題上主要的僵持點是媾和所涉及的太平洋安全問題，而臺灣問題是國務院與軍方及麥克阿瑟分歧的一大關鍵。五角大樓宣布，除非政府在亞洲其他地方，尤其是臺灣采取更積極的遏制政策，關于日本的分歧才可能被解決。

5月18日，上任不久的杜勒斯提出了一份秘密備忘錄，要求把日本的安全問題和臺灣的防衛問題聯系在一起考慮。該備忘錄指出，由于中國成為蘇聯的“小伙伴”，對美國在全球的利益產生了巨大的威脅，如果美國繼續在蘇聯侵略面前表現出如在中國那樣“撤退”的傾向，將會對所有歐洲和拉丁美洲以外的地區產生“不斷惡化的影響”，這些影響包括：

“日本的情勢可能不堪一擊并且菲律賓也可能如此。印度尼西亞，其大量的自然資源，可能失去。中東的石油也會處于危險中”。

而這一系列災難，只能通過美國堅決站在一些“爭議點”上才能阻止。在這些爭議點中，“臺灣具有無可爭議的優勢”，因為它接近美國的海軍和空軍力量，并被非共的有道義責任的朋友和盟友所占據，不會很快屈從于蘇聯大陸勢力的影響。

如果美國不準備為阻止臺灣陷入“中國和蘇聯的聯合擴張”而不惜一戰，那么世界會認為“我們正再次后退”。杜勒斯的建議是，美國應托管臺灣，并以美國的海軍力量阻止大陸對臺灣的進犯。

總體上，杜勒斯備忘錄將臺灣視為需要美國向盟友顯示其反共“信心和決心”的特殊地區，認為美國對臺灣的防御實際代表了一種對盟友的承諾，最終可以防止日本和東南亞陷落于共產主義之手。該備忘錄顯示了國務院內部在保臺問題上的新動向，并為重新承諾支持國民黨開辟了新戰線。

一直代表國務院與軍方打交道的臘斯克則更為積極。5月21日，他召集了一次特別會議，匯集了杰塞普、麥錢特、斯普魯斯、豪以及政策設計組新任組長尼茨等人。會上，臘斯克表示，美國應以武力保衛臺灣，并應以包括準許中國加入聯合國、增加給韓國和東南亞的援助以及加速對日媾和等一攬子解決方案，與其配合。

他要求與會者支持他向艾奇遜提出上述建議。

5月底，臘斯克將其設想匯總成一份名為《美國對臺政策》的秘密備忘錄，提交給了艾奇遜。

臘斯克的備忘錄指出，自從1950年1月關于對臺政策實施以來，形勢已發生變化，溫和派的政策已經失敗，中蘇條約的簽訂、共產國家集團承認胡志明政府等，均表明中共政權完全是克里姆林宮的衛星國、軍事力量的基地以及莫斯科的代理人，共產國家集團對其他東南亞國家具有侵略的危險性。

目前就美國而言，由于不能確定中國的未來行為，以及臺灣地位未定的現狀，使美國對日本、菲律賓、印支等關鍵地區和其他受威脅國家的政策也無法確立，因此，美國必須改變先前對支持或參與臺灣事務限制的規定。

備忘錄提出，美國對臺應采取的必要具體措施包括：讓蔣介石退休，由聯合國托管臺灣，以第七艦隊阻止大陸侵略臺灣等等。

臘斯克也將臺灣問題與日本問題聯系在一起。他提到了日本對推遲媾和與共產黨力量在西伯利亞、北韓、滿洲等地區的強化所產生的不安，并特別引述了池田給道奇帶口信時所提到的關于吉田對美國未明確做出對臺灣、印支、南韓和印度承諾的不安，臘斯克借此強調，如果美國要把日本作為未來的盟友，就必須做出堅定支持日本的承諾。

杜勒斯、臘斯克關于臺灣問題的基本觀點已與軍方的觀點趨向一致，5月20日，麥克阿瑟也向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交了一份報告，把臺灣比作“處于對蘇戰略理想位置”的“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和潛艇補給船”，稱如果臺灣落入共產黨的控制，則整個太平洋周圍的防線將陷于危殆。布萊德雷對此極為欣賞，要求將其呈總統親覽。同時，麥克阿瑟也在東京向英國人大談臺灣是“不沉沒的航空母艦”。

他告訴蓋斯康因和布蘭特海軍上將，控制臺灣將決定日本和東南亞的未來安全。整個5、6月間，臘斯克都在政府各部和國會奔走游說，謀求各方對其關于臺灣問題新計劃的支持。他建議艾奇遜與共和黨參議員做交易，以政府承諾保臺為條件，要求參議院同意接納北京政府成為聯合國會員國。

盡管艾奇遜本人在臺灣問題上仍然猶豫未決，但是，6月8日，在臘斯克的敦促下，艾奇遜廢除了國民政府以過去剩余援款購買武器的幾乎所有的限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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