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午后】“老陸，局里現在就靠你了，可得幫兄弟一把。”電話里，毛森的嗓音夾著沙啞，像貓爪在玻璃上刮。陸大公握著話筒，只回了三個字：“馬上到。”

其實，風聲早已四散。一個月前，《約法八章》化作兩千多張傳單，從郵局鉆進警官們的信箱；隨信附上的“個性化”警告直指姓名、職務、住址，像把冰涼匕首伸到每個人后頸。毛森收到那封信時，正端著咖啡站在辦公室落地窗前。他沒吭聲，也沒抖手，但連夜把枕頭搬進書房，燈亮了一宿。

這股無形壓力在警察系統里迅速發酵。有人偷偷把灰色警服改成便裝，有人連夜把小金條藏進暗格，也有人干脆往租界跑。毛森卻咬牙頂著，他自認背景深厚：“上海要守，沒人比我更懂這城。”

就在這時，他想起了陸大公。陸出生格致中學，闖蕩過香港大學，后來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混出了名號。美國人、英國人、日本憲兵、汪偽、國民黨——五套制服剛穿暖就換下一套，他自嘲是“活檔案”。可別看他官階不高，他熟上海街巷如自家后門。毛森打算逃之前，需要一個能擺平殘局又保底的墊背人，于是把陸叫來。

陸大公推門進局長室那一刻，日光正斜，地板映出兩個人影，一胖一瘦，一動一靜。“我奉命轉移，警察局你暫代。”毛森笑著遞上一封任命書，語氣卻帶著卸責意味。陸沒多問，只應了聲“好”。隨后他向內線打了兩個電話：一個給地下黨員肖大成，另一個給義務警察指揮部籌備組。接聽的人都聽懂了潛臺詞——起義倒計時開始。

說起陸與地下黨的交集，還得回溯到前年。警備司令楊虎成立“興中學會”，外頭掛牌共商體育，里頭卻聯絡進步警官。經楊虎牽線，吳克堅與陸談了三次，內容只有四個字——“棄暗投明”。此后陸把局里機密悄悄塞進小皮夾，隔三差五送到肖大成手里。毛森也覺出風聲，曾在辦公室拍桌子恫嚇：“一分鐘內自首免罪，一分鐘后發現全家陪葬！”陸聽罷，面不改色，照常抽煙倒茶，讓對方抓不出把柄。

5月初，南京、杭州相繼失守，蔣介石乘“江靜”號遠遁臺灣。上海成為最后的賭注。毛森下令把義勇防線往蘇州河收縮，暗地里卻備好小艇想溜。為了保證自己走得成，他要先剪掉“尾巴”。一次密會里，他建議干脆槍決陸大公，免得落入解放軍手里“供狀”。秘書應志春勸道：“要殺不難，可咱撤走后總得留個臺階吧。”這才留下了這顆“棋子”。

時間跳回5月24日午夜。毛森剛交班，身體卻像釘在局長椅上。他不敢離開——外頭暗哨密布，哪條路能通吳淞口他沒底。陸大公心里清楚，若不把這尊瘟神請走，起義計劃就會穿幫。于是他編出一條“猛料”：“前線偵察回報，共軍王牌縱隊已沿蘇州河逼近，主攻方向正是警察總局。再晚半小時您就走不脫。”他特意提了“孟良崮”“張靈甫”幾個發麻的名字。毛森臉一下白了，連聲說“事態緊急”，轉身就收拾箱子，把沈香木印章和兩捆鈔票丟進公文包，帶著親信匆忙撤出大門。凌晨一點，兩輛雪弗萊沖進延安路夜色，再沒回頭。

瘟神剛走，陸立刻把機動車大隊調往江寧分局集中。20輛裝甲車、18門迫擊炮——這是市區里唯一能和正規軍較量的硬家伙，落到人民手里就能封住國民黨殘部的退路。大隊長鐘敏一開始猶豫，肖大成靠一句“保上海百姓，保自己”打動了他。命令一下，各中隊動作干脆，油門轟鳴蓋過警鈴。

25日晨，蘇州河北岸不再見成排機槍口，取而代之的是白底紅字的標語：上海市義務警察全體起義。街頭百姓圍觀，高呼“解放軍萬歲”，有人把家里的雞蛋煮熟了端出來，遞給這些剛換臂章的警員。誰都沒想到，兩天之前他們還穿青布警帽維持舊秩序。

26日下午，軍管會公安部副部長李士英派秘書張文炳先到警察局摸底。聽說檔案、槍械、印章都完好無缺，他只說了一句：“不錯。”27日正式接管時，他面對陸大公，開門見山：“留下來幫我們，你熟路子。”陸遞上印章，回答同樣簡短：“聽安排。”

第二天，在淮海中路一座舊洋房里，陸見到了陳毅。三野司令員從椅子上站起，伸手相握，沒有寒暄官話，先詢問交通：“南京東路擁堵癥結在哪？鐵路碼頭日夜聯運行不行？”陸仔細解釋路幅、車種、信號燈間隔。陳毅連連點頭，說：“城市要快治，先治路。”這番技術討論，比表態書更讓陸心里踏實。

后來好友聚會提起那天情景，他常半真半玩笑：“老總沒問我立過幾次功，只關心馬路該怎么劃線。我這條命算是踩在柏油上活下來的。”1950年，他被聘為上海公安局顧問，參與制定第一部城市交通管理細則。那份文件如今藏在市檔案館，封面邊緣已泛黃。

1992年冬，陸大公病逝，治喪通知用的還是當年他親自設計的交通警徽。那晚，淮海路的紅綠燈準點閃換，公交車依舊報站。路口執勤的年輕民警或許不知道，眼前這套秩序，最初是一個在亂世里游走多年、最終選定正道的老警官，用極短時間搏命搶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