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與哲學家：一個人的流亡史》，[德] 卡爾·洛維特著，區立遠譯，廣東人民出版社丨萬有引力，2025年5月版，316頁，78.00元

近日讀德國著名哲學家卡爾·洛維特（Karl L?with，1897-1973）的《納粹與哲學家：一個人的流亡史》（區立遠譯，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5年6月），先看到的新書推介語就很有吸引力：“歐洲文明崩潰前夜，知識分子身體與心靈的流亡”“《極權主義的起源》親歷版，見證納粹掌控社會的過程”“當知識分子‘穿上沖鋒隊隊服’，揭示‘納粹與哲學’的深層糾纏”“納粹如何利用尼采思想合法化自己的獨裁統治，‘一體化’政策如何一步步滲透到德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德國大學精神在極權主義下如何崩塌”……我也知道該書就是十幾年前我讀過的學林版《納粹上臺前后我的生活記憶》，那時也在“一周書記”專欄寫過一篇很短的書評。現在重讀該書中譯本的新版本，正好有機會再補充談一些閱讀心得。因此應該先談談這部書的前世今生。

洛維特這部寫于1940年、出版于1986年的個人回憶與思想錄的原書名是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直譯是“1933 年前后我的德國生活”。1940年是洛維特夫婦流亡到日本的第四年，埃達·洛維特在該書首版的“補記”中說不記得洛維特是在什么情況下收到來自哈佛大學的一份有獎征文廣告，當時他們正計劃于次年移居到美國麻州，那里的哈特佛神學院（Theologisches Seminar in Hartford）聘請洛維特去任職。考慮到移居美國之所需，這份頒發獎金的寫作計劃頗有吸引力。這份以德文書寫的征文廣告值得重視，其標題是：“一千美金征文廣告給所有在希特勒上臺前后熟知德國的人！”，下面說明征文的目的是供研究納粹對德國社會與民族所造成的社會與心理影響所使用，征文的題目就是《1933年1月30日之前與之后我在德國的生活》。因此，洛維特這部書的原書名就是由征文廣告所決定的。評委會要求作者簡單、直接、完整地描述自己的生活經歷、真實發生的事件，評委的興趣不在于對過去的哲學思考，而是對個人經歷的報道，如能引用書信、日記等私人資料則更有可信度和完整性。“就算您從前從未寫作過，只要您有好的記憶力、銳利的觀察力，擁有對人與人性的了解，您就應該勇敢參加。”這份征文廣告還要求字數不短于兩萬字，截稿日期是1940年4月1日。洛維特在平日就有把想法、與人交往以及每日的事件翔實記錄下來的習慣，也很喜歡附上適當的照片、明信片或剪報等圖片，因此很快完成寫作，在截止期限之前把書稿寄出。但最后的結果是沒有被選用，這事就這樣過去了。直到1973年洛維特去世之后洛維特夫人在整理遺物的時候才重新發現這部手稿，終于在1986年出版。

因此哈佛大學的這個征文活動是洛維特這本回憶錄的前世起因，這事有著特別的意義：美國學術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年多就如此敏銳地意識到通過納粹德國的流亡者的親歷敘事研究德國的重要意義。美因茨大學教授德特勒夫·加茨（Detlev Garz）于1994年在哈佛大學的檔案館里重新發現了這批應征稿件，所以現在知道當初共有兩百七十份報告參加應征，文章長度介于一百二十至三百頁的打字稿之間。其中有些精彩的報告也已經出版。（譯者導言：關于洛維特與這部自傳，15頁）

該書第一個中譯本就是《納粹上臺前后我的生活記憶》（區立遠譯，學林出版社，2008年12月），根據德國J.B.metzler出版社1986年版單行本譯出。廣東人民出版社的這本《納粹與哲學家：一個人的流亡史》是同一譯者根據同一德文版譯出，匆匆對照了一下，新譯版本在一些文字上有修訂。如果從歷史文獻的角度來看，《納粹上臺前后我的生活記憶》這個書名當然符合原書和原來的征文題目；但是從今天的閱讀與傳播需求來看，《納粹與哲學家：一個人的流亡史》則顯然更有吸引力，而且也更突出了書中的一個核心主題：作為哲學家的作者所思考的核心主題的確是納粹與哲學家的關系問題。而且這也正是當年投稿沒有被選出的原因，因為在征文廣告中已經說了評委的興趣不在于對過去的哲學思考。

學林版的《納粹上臺前后我的生活記憶》（2008年）收入了德國當代著名史學家克澤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為該書撰寫的“編者前言”，克澤勒克強調這不是一部事過境遷的往事追憶錄，而是一份流亡日本時期所寫下的中途報告。“這份文獻征引了許多書信，也附上一些與國社黨的獨裁統治相關的印刷資料。洛維特帶著警覺的好奇心與壓抑著的憤怒，以及對國社黨逐漸轉強的鄙視心情，搜集了這些資料。洛維特的親身經歷在這份文獻里處處都留下了鮮明的痕跡，這也就是此書具有無以復加的現場感的原因。”在他看來，該書有兩種切入方式，描繪了兩個不同的層面：“一方面，洛維特以1933年的巨變當作敘事聚焦的核心，報道了他在之前與之后的親身經歷；另一方面，他也深入思索這些經歷、思索當前的歷史發展帶給他的挑戰，而這些挑戰改變了他的人生，并強迫他作出回應。”（《納粹上臺前后我的生活記憶》，“編者前言”）應該說第二方面的思索更重要的是以存在哲學、現象學的思考為內在核心，是把“當下”與“歷史”的存在性與時代的關系作為安身立命的根本問題。

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應該時刻想到的是作者寫下這些回憶與思考的那種現實語境：距離發生巨大歷史轉折的1933年只是七年的時間，直至寫作之時仍然身處這一歷史巨變所造成的個人危厄情境之中，親身經歷中的許多人與事仍然在生活中產生影響——只要我們注意到書中有不少人名是以縮寫字母來書寫的，就不難體驗到一種深切的警惕與憂慮氛圍。這也就是克澤勒克所講的那種現場感，而不是事后之見成為這部回憶錄的基本底色。毫無疑問的是，該書的寫作本身就是應對雙重壓力——流亡中的生存壓力與因社會巨變而產生的精神壓力——的產物，因此它充滿了現場感、見證感和思想的敏銳性。可以說，這種短時段之中的親歷敘事在類似洛維特這樣的德國著名哲學家的著述中是很少見、很珍貴的，具有相當獨特的意義與精神品格。

洛維特自己對這本自傳式思想文稿的性質和意義當然也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說該書完全只是根據自身經歷的回憶以及一些書信和從1933年起開始收存的其他第一手文件寫出，這些文件既有殘缺也帶有偶然性。“不過，這份記錄的優點也正在于，它沒有什么不得了的事件，它所傳達的，不多也不少，正是一幅平凡的景象：一個不涉政治的個人，在有限的活動范圍內真實遭遇的事情——這份記錄只有一點不符合實情，那就是語氣；人的回憶具有一種力量，即便最痛苦的往事也能加以轉化。一個人隔了六年再來敘述，那些往事早已走進了他的人生，成為一種收獲，而原先遭受損失時所經歷的痛苦，因此也鎮靜了下來，被掩蓋過去。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那些經歷本身仍然歷歷在目，足以讓我以一種方式描繪那些事件中的人物，使人明白：他們跟我們仍然息息相關，而其程度更勝于我們所希望。有些評判下得嚴厲，但我無意改得緩和些，因為這些都是新近的往事。”（引言，1-2頁）

哈佛大學的征文廣告所給出題目明確規定了“1933年1月30日之前與之后”這個時間段，首先促發了洛維特關于“前”與“后”的思考。因此該書“引言”一開頭就是由“前”與“后”來切入：“從一戰中誕生的獨裁政權，跟從前的法國大革命一樣，正開啟整部歷史的新紀元。而事實上，不可否認地，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樣了，變化已成事實，這在德國沒有人能爭辯。而在這一點上，希特勒的黨人跟那些注定只能緘默的反對者，意見是一致的——正如一位朋友前些日子從德國的來信上所說：‘一切都過去了。’”（1頁）我們曾經和一直以來也都對類似“……前”“……后”這樣的時間修飾語非常熟悉，而對于“一切都過去了”更是心有所思所感，這也正是閱讀洛維特這部回憶錄的時候一直縈繞于心的時間敘事。但是在洛維特心目中的“前”與“后”并不是輝格歷史觀的時間敘事，而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種“時間開始了”。從觀念系譜來說，來自尼采的思想。洛維特在1923年以關于尼采的研究論文拿到博士學位，后來在布拉格的哲學家會議上（1934）提出要把尼采視為“時代的哲學家”，把尼采對于德國的意義放在“革命前”與“革命后” 之間的鴻溝之上來理解，由此來理解德國的演變。（15頁）

對于作者和無數德國人來說，1933年都是一個巨大的創傷切口，一個掉進深淵的轉折點。在六年之后作者描繪了從個人生活的變化折現出來的歷史巨變的陰影及其發展邏輯。書中以大量的生活細節、人與事的交往精準地記錄了在一體化運動來臨之際知識分子的“觀望、被動、茍且、逢迎，以及學生的激進與膚淺，……整個大學體系毫無抵抗，怯懦地接受一體化運動……”（譯者導言，6頁），記錄了德國知識分子如何在“歷史巨人面前棄械投降”的前兆與進程。

關于納粹推行的“一體化”意識形態的嚴重后果，洛維特的親身體驗是非常微觀和非常敏銳的。比如關于“前線條款”，一個猶太人必須用參戰的經歷來換取免受剝奪普通公民資格的“優待”，在他看來這根本不是榮譽而是一種恥辱。但是旁人對他的這一看法卻完全無法理解，于是他馬上想到這個人“是這么理所當然地讓自己被‘一體化’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他根本毫無知覺。而他的這種無法理解，直到今天仍然使我震驚，因為這說明了一件事：即便是跟他們這些自以為對納粹的宣傳保持冷漠與超脫的人溝通起來，也是如此令人絕望。”（29頁）這些人對于猶太人普遍遭受的悲慘命運采取了完全無所謂的態度，竟然毫無顧慮地同意只有納粹政府所臨時規定予以優待的那些人才可以不受迫害，實際上就是以“前線條款”來平撫自己良心的不安——你看，我們的政府還是有人情味的！直到后來納粹連這一條款都廢除了才讓他感到生氣。在洛維特身邊有不少這種人，他們并非心性兇狠的納粹，但是他們不知為什么能夠把不義、罪惡的底線升得那么高，完全超出了普遍人性所能忍受的程度。這是所有“一體化”社會對人性的最大扭曲，在二十世紀歷史上，甚至在直到今天的種族政治、戰爭行動中仍然延續下來。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洛維特以羞恥之心回想起 1933 年抵制猶太商店的那些日子里，馬爾堡的猶太商店櫥窗上掛著店主的“鐵十字勛章”——這是向馬爾堡市民充滿苦楚的訴求，也是馬爾堡的市民之恥。這時候他說：“今天，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將毫不遲疑地站在德國的敵軍這一邊，為他們提供軍事與政治上的支援。因為這個德國已是一切人性之敵，也因為這個德國堅決地否決了讓我們的生活有價值的一切。如今卷入戰爭的德國人，他們任何的困境與死亡，都不能使我對這套體系產生的結果感到同情，因為這套體系根本毫無同情之心，而且正狠狠地踐踏著人類的尊嚴。”（31頁）

洛維特在思想上和情感上都深受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影響和感染，他說“在德國只有一個人憑借著他的洞見與人格，還能說出意義重大的、使我們感受到號召的話，他就是韋伯。”他和一群學生請求韋伯于1918／1919年冬季學期在他的演講廳里作了《學術作為一種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演講，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震撼。“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著的面紗，但是每個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處，有著深刻而真誠的人文理想。”（38-39頁）韋伯預計到在我們眼前的不是繁花盛開的春天，而是一個幽暗到不可穿透的黑夜。他說在這個已經祛魅的世界上，繼續等待先知來告訴我們該怎么行動是沒有用的。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應該動手去做我們的工作、做好“當前的要求”——當前的要求總是簡單而平實的。對于當時的洛維特來說，他的“當前的要求”就是完成學業，不被政黨之間的爭斗所干擾。應該說，1933年之前的洛維特對于政治斗爭的確不感興趣，他說1918年托馬斯·曼發表的一篇《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給他提供了某種程度合理的立場。（40頁）

作為一名大學“青椒”，1933年之前的洛維特過得挺順的：1928年完成就職論文，在馬爾堡大學取得“編外講師”的身份，1929年與柏林女孩埃達（Ada）結婚，1931年得到固定教職，可以妥妥地過上哲學教授的職業生涯。但是1933 年希特勒上臺后，一切都被改變了，就因為他是猶太人。在納粹帝國語境中這種“就因為……”看起來很無理、很殘酷也很自然，因為納粹黨的意識形態的核心之一就是反猶主義，但是這種理由話語卻不是獨此一家，經過各種話術包裝的“就因為”史不絕書，荼毒生靈。接下來就是對猶太人的殘暴迫害，對民主原則、自由精神、人格尊嚴等所有普世價值的公然踐踏。洛維特堅信如果韋伯能活到 1933 年，“這場令全德國的大學教授蒙羞的一體化運動，一定動搖不了他，而且情勢再怎么極端也是一樣。廣大膽怯、懦弱、冷漠的同事們，一定會發現他是一個不留情面的反對者。他的言論也或許能夠扭轉德國知識分子可悲的命運：這命運是知識分子（Intelligenz）自己招來的……他一定會不計任何代價，反對對猶太同事的污名化——不是出于對猶太人的喜愛，而是出自高尚英勇的騎士精神以及一絲不茍的正義感。”（39頁）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我不敢相信光憑他的言論能夠扭轉德國知識分子可悲的命運，我們畢竟比1940年的洛維特看過更多、知道更多一些。

著名德國詩人斯特凡·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 1868-1933）在當時德國文壇影響很大，洛維特認為格奧爾格的圈子成為納粹主義意識形態精神上的開路先鋒，為納粹主義鋪好了道路。“不過話說回來，在大戰中成長的一代里較為激進的那些人，又有誰不曾為納粹主義鋪過路呢？他們不都確認了舊價值的崩解，也都對當前還存續的一切加以批判嗎？”（52頁）這是從一戰之前就已經出現、一直蔓延到戰后的流行思潮：虛無、衰敗、絕望，知識分子以各種不同的身份、目標共同推動著毀滅性而不是建設性的行動。直到納粹黨取得了政權，以強迫統一思想為手段，所有的批判性都被納入統一的納粹意識形態需求之中，同時提出的規訓是停止破壞、建設“新德國”。洛維特說這是一種相反的崩潰——他們稱之為“崛起”。（55-56頁）這也不是二十世紀上演的第一次國家力量的“崛起”，知識分子為摧毀自己的力量鋪路也不是第一次。很典型的事例是在1933年曾經發表抵制信的著名學者斯普蘭格爾（Eduard Spranger）在納粹掌權幾年后也完全臣服于專制思想，搖身一變成了納粹帝國的代表，令洛維特一開始對其前后變化感到難以理解：“這還是同一個人嗎？”（223頁）接著他分析了對生存之道的依賴、從眾心理、缺乏政治上的洞見等等原因。在另一個例子中，一位受迫害的藝術史學者對內心的剖析更為令人動容：“我也無法忍受他們用那種無恥訕笑的姿態在那里撒謊、欺詐、污蔑與損害正義。”（143頁）

在這部回憶錄中談得最多的哲學家無疑是引導他進入哲學世界，使他的學院生涯成為可能的導師海德格爾，他在學術上對洛維特有極大的影響。洛維特對海德格爾既心懷感激，同時也對其政治行為和哲學思想猛烈抨擊。哈特·克澤勃克指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洛維特日后出版的《貧瘠時代的思想家》一書中對海德格爾的批判，在本書的自傳敘述中也已經略具雛形。洛維特對他的老師海德格爾無疑十分肯定，但卻又堅決地與他保持一種距離，把這兩種態度連起來看，就構成一個難解的謎。這個謎不能光從心理學、社會學或哲學的角度來破解，因為不管你從哪一個角度看，總會有一個角落是看不到的。洛維特明亮的眼光穿透每個角落，他對海德格爾誠實地懷著感謝，但又不受這份感謝誤導。”（《納粹上臺前后我的生活記憶》，“編者前言”，3-4頁）在“海德格爾的人格”這一小節中，洛維特對他的“人格側寫”是只有最熟悉他的學生才能寫出來的：他身穿的介于市民的常服與納粹沖鋒隊制服之間的衣著，他的很難描述的面容與總是不坦然的目光，自然流露的表情則是謹慎、狡獪且猜疑的，他講課的時候只是看著稿子不停地說話，完全不考慮聽眾。他在生活中將自己封閉起來，遁逃到工作之中使他的本性變得剛硬與僵冷。

在洛維特對海德格爾的論述中，有兩個議題很值得思考。一是海德格爾作為哲學老師所獲得的超乎尋常的成功、他的難以理解的著作產生不尋常的巨大影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洛維特提供了他個人的視角和感悟：“起初，他之所以能夠對我們產生影響，并不是因為我們期待他會提出一套嶄新的哲學系統，而是因為他的哲學意志所具有的內容的不確定性與純粹的召喚性，以及他智性之強度與對于那‘唯一的要務’之專注。一直到后來我們才明白，這個‘唯一’其實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一個純然的決心，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這個面對著虛無的赤裸裸的決心，將虛無主義甚至‘納粹主義’隱藏在內。然而這決心一開始卻也帶有一些特征，使人以為它帶有宗教意味的憂慮，因而將它的虛無主義與‘納粹主義’掩蓋了起來——事實上海德格爾當時也尚未能堅決地從他的神學源頭脫離出來。”（66頁）決絕的意志、專注的決心以及帶有宗教意味的精神光影，這是在虛無中產生的意志影響力和精神感染力。

二是存在于他的存在學說中的政治可能性，這是很復雜、微妙但又是有跡可尋，甚至在洛維特看來是證據確鑿的一段認知探險。從認識海德格爾的難度來講，洛維特說“我們學生之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從存在主義的角度去理解，在他個人的悲壯之情（Pathos）與這種概念的熱情（Leidenschaft）之間到底有怎樣的聯系。最能了解這一點的，大約是天主教神學家如普日瓦拉與羅馬諾·瓜爾迪（Romano Guardini），他們比我們更能看穿海德格爾依恃的前提是什么。”（67頁）對于我們這些普通讀者就更不用說了，但我還是力圖在洛維特的解讀中思考海德格爾哲學與納粹黨意識形態究竟是如何契合的。洛維特從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本體論有一句不曾明講的箴言講起：“愿每一個人在自身存在之內堅強。”這是從路德那里來的，海德格爾對此的理解是“重要之處僅在于‘每個人只做他能做的事’，在于‘每個人自己的能夠存在’（Sein-K?nnen），或者在于‘將個人實存地框限在本有的、歷史的事實性之內’”。洛維特說他同時將這種“能夠”當作“必須”或“命運”，接著引述了海德格爾在1921年給他的一封信上的話：“我只做我非做不可的且必要的事，而且我只做到我所能做的程度。……我之所以工作，是來自我的‘我在’，是來自我精神上的、全然事實性的根源。存在（das Existieren）緣此事實性而爆發著怒火。”（68頁）什么意思呢？洛維特把它放置于與日后的事實聯系起來的語境中分析：“誰要是把海德格爾日后對希特勒行動之擁護跟這段時期連起來看，就會發現，早在這最初的、對歷史性存在的表達方式里，便已經種下了他后來的政治抉擇的根源，所欠缺的只不過是接下來的一步：從半宗教意味的孤離狀態走出來，然后把‘每個人本有的’此在（Dasein）及其‘非如此不可’，應用到他‘德意志的此在’及其歷史的命運上，以便將這些存在范疇（‘決定回到自己’、‘面對虛無站在自己之上’、‘愿意接受自己的命運’以及‘將自己交到自己手上’）充滿力量地空轉，過渡到德意志存在的普遍行動中，然后在政治的地板上加以摧毀。因此，如果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正好跟施米特提出的政治‘意志決定論’（Dezisionismus） 互相呼應——施米特把海德格爾的‘每個本有的此在’的‘能夠完整存在’（das Ganzseink?nnen）轉用到‘每個本有的國家’的‘極權整體’（Totalit?t）之上——那么這種呼應并非巧合。本有此在之自我主張對應于政治存在的自我主張，而‘死亡之自由’對應于在戰爭（作為嚴峻的政治情境）中的‘犧牲生命’。在這兩種情況里，原則都是一致的，即‘事實性’。換句話說，這也就是當人把生命的‘內容’清除干凈后，此生命所能剩下的東西。”（70頁）哲學概念的深度沒有改變，但是經過與施米特的政治意志決定論連接起來之后，海德格爾存在哲學的出口就逐漸呈現出來了。

在下一幕出場的就是1933年被選為弗賴堡大學校長的海德格爾。“這是一件大事，因為所有其他大學在這段關鍵的時間里，都缺乏一位不僅掛著納粹黨章，還能憑借學術成就而真能勝任此一職務的領導者。”（74頁）在校長就職典禮上，他發表了題為《大學的自我主張》（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Universit?t）演講。洛維特對這次演講的評價很精準、很深刻：“政變之后，思想被一體化了的教授們發表了不計其數的小冊子與演講；跟這些比較起來，海德格爾的這場演講具有很高的哲學性與深度，在措辭與構思上都算是小小的杰作。然而以嚴格的哲學標準來衡量，這篇演講充滿了模棱兩可之處，因為在演講中，海德格爾竟然有辦法把存在主義本體論范疇的概念拿來為歷史的‘此刻’（Augenblick，見《存在與時間》，第七十四節）服務，而且手法巧妙，使人產生某種印象，好像其哲學目的跟當前的政治局勢先天就能夠也必須合而為一，而學術研究的自由也同樣先天能夠也必須與國家的強制措施合為一談。‘勞動服務’與‘兵役服務’被等同于‘知識服務’，以至于人們聽完演講后，不知道應該開始研究赫爾曼·第爾斯（Hermann Diels）的《前蘇格拉底哲學家殘篇》（Vorsokraktiker），還是應該跟著沖鋒隊去游行。”（75頁）因此他說既不能純粹用政治眼光也不能完全從哲學角度來評價這一演講，重要的是要看它所闡釋的“大學的自我主張”究竟是什么？

其實這個問題在演講的開頭就已經講出來了：一方面反對國家侵害大學的獨立性，強調大學的“自我主張”；另一方面又否定學術自由與學院自治的“自由”（liberal）形式，以便將學院無條件地納入納粹的“領導者”與“追隨者”的框架里。洛維特說這是“一種奇特的矛盾”，其實我們知道一點也不矛盾，關鍵是對話語的解釋權在誰的手里，既反對又否定與既要又要在修辭手法上也是一致的。海德格爾也解釋了自己作為校長的義務既是在精神上領導全體教員與學生，同時又是被“人民交付的精神任務”所領導。這就是德意志的共同命運交付給大學和人民的任務，因此他號召學生作為一名意欲求知者（Wissenwollender），要“挺進”（vorrücke）到“最危險的崗位上”，要大步向前，下定決心承接德意志的命運——也就是要與元首與人民團結在一起，這樣才能看到和完全了解“這場崛起（Aufbruch）是多么壯觀與偉大”。（77頁）

洛維特還從話語措辭、語言風格上揭示了海德格爾哲學話語的真實要害：“納粹式的政治論述與海德格爾哲學所使用的語言，兩者都貫穿著暴力的表達方式。納粹政治的獨裁風格，與海德格爾激烈的、絕對化的措辭方式互相呼應。在兩者所發出的挑戰里，都有某種冒犯他人感受的陰險興趣。只有程度的差異，方法卻是一樣的——最終都是‘命運’使一切意志得到合法性，并為其披上了一件歷史哲學的外衣。”（79頁）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接著還是語言的問題：德國的大學在被強制一體化之后，“優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數人則學會講兩種語言：一種是在私人空間里的真實的語言，另一種是在公共領域里所說的虛假的語言——這種虛假的語言從四面八方將公共領域的一切組織給包圍起來了。”（78頁）在這種政治語境之中，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整套的此在概念（Daseinsbegriffe）便鮮明地顯現出特定的德意志意義，并且在所有這些反復出現的語匯中傳達出來：生存與堅決、存在與能在，“能在”與“本已”、“命運”和“必然”，在更常用的層面上就是規訓、強制、艱苦、無可轉圜、嚴苛、堅定、銳利、堅持、自立、投身、直面危險、變革、崛起、侵入……洛維特指出：“基本上所有上述的概念與語匯所表達的，是一個面對著虛無，而仍自我堅持著的意志所展現的痛苦而強硬的決心，是一個不與人和平、自己也不快樂的此在——它蔑視幸福與人性，并為此而感到驕傲。”（80頁）洛維特說當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在1927年出版的時候，誰也想不到書中的那個“本已的”和極端個體化死亡的概念在六年之后竟然可以如此改頭換面，被拿來宣揚納粹“英雄”的榮耀。1933年10月，納粹德國宣布退出國際聯盟；11月希特勒下令補辦一場公民投票。海德格爾把弗賴堡大學的學生集合起來，以行軍的隊形帶到投票所，讓他們全體一起投下對希特勒決定的贊成票。他以校長身份發布的投票呼吁完全是納粹風格的，同時也是海德格爾哲學里一個媚眾取寵的例子。他呼吁“……元首給了人民一個最直接的機會來展現他最自由的決定：全體人民究竟想要本已的此在（sein eigenes Dasein），還是不想要。……元首之所以要求退出‘國際聯盟’，不是因為虛榮心，也不是戀眷名望，不是盲目地剛愎自用，更不是追求暴力，而完全是因為他有清晰的意志，要無條件地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去承受與掌握我們民族的命運。……元首已經在全體人民的內心里徹底地喚醒了這意志 ，并將其凝聚為唯一的決心。在表明此意志的這一天，沒有誰可以置身事外！”（83-84頁）在這次投票呼吁的一周之前，海德格爾號召學生要以戰斗的精神奉獻自己，要堅信的法則就是相信元首：“元首本人，而且唯有元首本人，才是當今與未來德國的現實及其法則。”（86頁）無論如何，作為德國的哲學家和大學校長而能夠發出這樣的號召，這是難以想象的。

作為海德格爾的學生和哲學家的洛維特深刻地指出：“海德格爾之所以追隨納粹的心態與思考方式具有實質上的原因，因此，若把他的政治選擇單獨拉出來批判或者美化，是不恰當的。比較正確的做法，是從他哲學的基本原則中尋求其政治選擇的原因。”（88頁）“海德格爾充滿哲學意味的政治活動能到達什么程度，并不取決于某種意外的、讓人惋惜的偏離正軌，而是源自他對‘存在’的理解的思想原則，在這樣的思想原則里，“時代的精神”是具有雙重意涵的。”（89頁）法國當代哲學家菲利普·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1940-2007）在他的《海德格爾、藝術與政治》（劉漢全譯，漓江出版社，2014年 2月）中也明確表示必須“因為海德格爾的政治態度”而對其思想保持“無限的懷疑”；同樣曾是海德格爾學生的維克托·法里亞斯（Victor Farias）在他的《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時事出版社，鄭永慧等譯，2000年12月）中從海德格爾一生的各個時期尋找其思想根源，證明海德格爾之追隨納粹并非一時的投機，而是他畢生的信念。其實，自從海德格爾的日記《黑皮書》于2014年初出版以后，這個問題本身已無懸念，海德格爾自己在日記中明確表達出其反猶主義與納粹立場與他的哲學思想是不可分割的。

這就是在歷史反光鏡中映照出來的納粹帝國統治下的哲學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