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與哲學家

文 | 卡爾·洛維特

德國的“振興”，一開始在馬爾堡大學的表現形式，就像在各地方一樣，是許多人遭到解雇，以及猶太人被迫害。醫學中心的一位猶太裔助理，在沖鋒隊成員的強迫下，在身上掛了一塊寫著“我玷污了一位德國女孩”的牌子，從城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沖鋒隊的人則在后面驅趕他。街上的行人看到這一幕，一半帶著好奇，一半覺得羞恥，全都讓到街道的另一邊去。我自己并沒有親眼看到這件事，但是拿到了一張照片，上面有這樣的場景。這就是德國人的道德勇氣——而且這之所以不是德語詞匯，是因為德國并沒有這樣的東西。

我的房東仍維持他的禮貌與謙虛，因為他尊敬我是上過戰場、受過傷的人。有幾位年老的教授來拜訪我，告訴我他們感同身受。有一個老實平庸的神學教授是如此的天真，以至于他一直弄不清楚到底我和我太太誰才是異族分子。他到1933 年為止一直擔任一份極左的基督教馬克思主義路線的雜志主編，因此他很害怕會為此而丟掉教職。1935 年，他終于做出了選擇，站到了納粹主義一邊，并對外強調支持納粹主義。于是，對他來說“無產階級”對他來說變成了“民族”。他于 1936 年出版的書《政治的福音倫理學》（Evangelische Ethik des Politischen）也改成以施米特的集權國家理論——一個他從前一直憤怒地批判著的理論——為基礎。

《納粹與哲學家》實拍圖

我身邊較年輕的同事或多或少感到很為難，因為他們聲稱自己反對納粹，卻絲毫沒有積極的作為。只有在雅利安人條款（Arier Paragraph）被強加于新教神學家頭上時，才終于出現了堅定的、匆忙中決定的抵抗。可是過不多久，這由外部壓力形成的抵抗單位也被擊破了。某次我在教師研究室，聽到兩位神學教授的對話，A. 說：“雅利安人條款從基督教的立場來說完全說不過去。”B. 說：“怎么不呢？在紐約的黑人不也享受不到和美國人一樣的權利嗎？”

有一部分人加入了“德意志基督徒”運動，另一部分人巧妙地以各種妥協的方式來應付局面，只有布爾特曼與佐登沒有動搖，繼續堅守宣信會的立場。德國的神學教授里拒絕對希特勒宣示效忠的，就我所知，只有卡爾·巴特一人——他是一個瑞士人。各個學院的教授縱有反對將他們的猶太同事解聘者，這樣的抗議也從未公開進行過，只有柏林大學校長科爾勞施、心理學家柯勒以及哲學家兼教育學家施普蘭格爾敢于公開發表一份反對聲明。他們的反對聲明特別針對“一般德國學生會”的一份呼吁《打倒非德國精神》（Wider den undeutschen Geist）而作；學生會的呼吁包含了下列幾點主張：“……第四，我們最危險的死對頭是猶太人，以及那些聽從猶太人的人。第五，猶太人只能進行猶太思考。如果他寫的是德文，那就是在撒謊……第六，我們要掃除這種謊言，我們要把這種背叛烙上印記，我們要為學生爭取的不是一個思想空洞的場所，而是一個培養紀律與政治教育的園地。第七，我們要注意猶太人是外人，我們要認真面對我們的民族屬性。因此我們要求實施檢查措施——猶太作品必須以希伯來文出版；如果用德文出版，必須標明這是翻譯。……德語只供德國人使用。我們必須把非德國的精神從公共圖書館里清除干凈。……第十，我們要求德國學生拿出意志與能力來，克服猶太的智性主義，也克服與此相連的、在德國精神領域里出現的自由之沉淪現象。第十一，我們要求學生與教授必須經過篩選，以德國精神的思想安全為標準。”這份呼吁里唯一前后不一致的是，他們仍然將猶太人當成外人加以“重視”。這一份呼吁也張貼在馬爾堡大學里，校內除我以外還有四名猶太教師，但沒有一位雅利安的同事想到，或有勇氣把這份呼吁給拿掉，反正這并不牽涉他們。當我請 K. 轉告教師團的領導，他應該安排一下，把這呼吁的海報除掉時，得到這樣的回答：“我們最好還是不要管它，因為以目前的狀況來看，這可能會使學生更加騷動。”大家普遍的反應是靜靜等待，看事情會如何發展，并避免表明自己的立場。而且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煩惱的事情，因為幾乎沒有誰已經入了黨，所以各自都覺得頗為不安。因此這“一體化”的工作便自動完成了，而且是如此成功，差一點連猶太裔的教授也得在大學的慶典上跟著合唱《威塞爾之歌》！

有一位年輕而蒼白、帶有強烈精神病氣質的青年，曾經聽過我的講座課，現在忽然搖身一變，成為所有系學會的“領導”。我們于希特勒掌權后首次舉行的教師會議，就是由他擔任主席，他臂上還佩戴著納粹十字黨章。坐在他旁邊的是新任教師團領導，后者因為入黨的年資還不如那青年，表現得很謙虛。會議的議程以軍事化的效率快速處理完畢，結束的時候，有人要求我們所有教師加入成立不久的納粹教師聯盟。一張表格在眾人之間傳遞，大家一個接著一個在上面簽字表明加入，直到有一位神學家怯生生地舉了手，斗膽地提了一個問題，問在簽字之前是否可以看一下這新的教師聯盟的組織章程，以便了解自己加入了什么組織。我們這位領導先是略顯尷尬，接著表示抱歉，他還沒有從柏林收到這份章程，因此目前他自己也還不知道內容。于是有些人感到猶豫，不再繼續簽字。同樣是這批人，一個月前還在為了許多雞毛蒜皮的小事，僵持討論幾個鐘頭才達成協議。

此外，幾個星期以后，文化部部長下達了一道命令，規定大學教員不得加入上述的教師聯盟，若有已經加入者，必須立刻退出！可悲的是校內對這政治的“世界觀”普遍的諂媚與靠攏。新學期的課程表上擠滿了與“國家”一詞沾上邊的課程：《物理學與國家》《藝術與國家》《哲學與政治》《柏拉圖與納粹》等。結果是，到了下個學期，部長寄了一封信來，明令禁止教師們繼續開與政治有關的課程，除非他們專業內原本就有這樣的研究對象。兩年之后，這種傾向發展得如此嚴重，使得部長因考慮到學生慘不忍睹的考試成績，公開宣布他不會再容忍泛政治化的教授。“貼近民眾”的學術所生產的結果，卻引起了反政治化的要求，而且還是基于政治的考量；而極權的國家也矛盾地轉過頭來，支持人文精神領域里的政治中立！

早在1933 年瓜爾迪尼到馬爾堡作一場關于帕斯卡爾的演講時，因為他從頭到尾沒有只字提到當前的局勢，我們便有了一種真正的解放感；不過這演講并不能免于受到批評。信奉納粹主義的心理學家彥許——此時已完成德意志精神之“對立典型”的學術發現——聽完演講極為激憤，并且宣稱，大學在當前的時刻讓一名“異國的”學者（瓜爾迪尼是意大利裔）來做一場關于一個法國人的演講，實在是一樁丑聞。

一開始，各單位發出的命令，公文滿天飛舞又相互抵觸。在這樣的大混亂里，新任的教師團領導也禁止我繼續我的講座課。我并沒有就此屈服，反而立即前往柏林，通過一位當時在文化部里任職的老戰友，得到了協商此事的機會。負責接見我的先生建議我不要理會新任領導的禁令，繼續講課。當時，我預計自己重新開始講課時，大概會有火爆難看的場面，然而這樣的事卻沒有發生。沒過多久，那位教師團領導就來向我道賀，恭喜我已經得到美國大學的“聘請”。然而這只是個謠言。不斷有人散布這遙言，而且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謠言，在當時的情勢下是很正常的。目的自然在于用一種愉快的方式把礙眼的石頭搬開，讓那些安全無虞、已有地位的人減輕良心的負擔：這個猶太人在別的地方已有著落，我們算是擺脫他了。

《納粹與哲學家》實拍圖

在與我交好的教授里最早被解聘的一位，是羅曼語學者施皮策；貝內代托·克羅齊曾把一本論歌德的書獻給他，以紀念此事。施皮策是維也納的猶太人，以極大的熱誠將自己奉獻于教學研究之中，學者的聲譽遠及于德國之外。1933 年 4 月他寫信給我：“我跟您一樣，仍然認為德國對一位在教學中學習的人而言，是最美好的國家。然而我也已為人父，因此只能一面內心淌血一面考慮，無辜的孩子們在這里可能沒有機會接受更高的教育。目前發生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粗糙簡化。這簡化有個小資產階級（kleinbürgerlich）與浪漫想象的基礎，同時也是中產階級（Mittelstand）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德國形式。應該最嚴厲譴責的，是所有地位穩固者那種布爾喬亞的富裕自保——這種姿態在這些日子里特別地鮮明，因為他們當中一個殉道者的影子也沒有。在這些‘他者’里，沒人講過一句異議的話。當然我也自問，我能不能，或者該不該做點殉道者般的犧牲，但是現在是輪到那些‘他者’表現的時候。我最近去聽了一次《馬太受難曲》，這部作品很有時代意義，特別是當它描述受迫害者孤立無援的時候。我說這些話，并不是要否認，這里跟其他地方一樣也有一些善良的、有同情心的人。

但是在我們這里，在安全無虞者與岌岌可危者之間，仍然籠罩著一片根本的缺乏理解與漠不關心；安全無虞者除了打聽一點消息之外別無作為，岌岌可危者則臥倒在血泊之中。”然而也有其他的猶太教授試著跟這些運動保持距離，他們在關鍵的時刻上并不知道自己該屬于哪一邊，因為他們對德國文化與猶太文化的歸屬感是同樣的薄弱。反猶者與錫安主義者對德國化了的猶太人所做的譴責，指其“穿上了保護色”，實際上很適合這些人，但是也只適合于這些人。不過兩個指責的陣營都毫不考慮一個可能性，而這一可能性對我來說，或者就本質而言，卻是最具決定性的——一個人可以是德國人而同時也是猶太人，即便此刻其他德國人的舉止使他無法與他們并肩而行，甚至老遠就得避開。其實施皮策也早就不是堅信不疑的猶太人了，但是他知道他必須站在哪一邊，也很正確地將他的狀態描述為“一種在危急時刻中所生的返祖的團結情感”。他也從一開始就準確地認清了德國猶太人真正的處境，早在 1933 年，他就對我們這些仍保有教職的人作了預告，說我們不過只是“晚一點”才會被對付的人，很快也會步入最先被迫害者的后塵。而且多數人（包括我在內）還會繼續誤解局面許多年，以為這反猶太人的手段終于會緩和下來。一位性情溫厚的同事 1935 年在羅馬還對我說：“最多再等一年，他們就會重新請您回去了。”同事 T. 的信上，也寫了類似的話：“我很高興您沒有屈服，也堅守您的工作崗位，您堅持留在德國大學的決定是正確的，有一天大家又會明白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