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該法將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實施。新法中，第八十九條明確指出，違反有關法律法規出售、飼養烈性犬等危險動物，將先處警告；警告后仍不改正，或者致使動物傷害他人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這項新規，標志著我國養寵治理理念的一次重要轉向。它首次明確“出售、飼養烈性犬等危險動物”的法律邊界，推動治理向繁育、銷售等前端環節延伸。

　　這意味著，管理的邏輯不再僅限于末端養犬人的日常行為，而是在法律層面初步構建起覆蓋“銷售-繁育-飼養-管理”全鏈條的寵物治理體系。同時，條文中使用“危險動物”這樣的廣義表述，也從規則語言上實現了從犬類向其他高風險寵物的適度外延，具有重要的行業引導意義。

　　當然，制度的進步也帶來了新的挑戰。比如，“烈性犬”和“危險動物”的認定權歸屬于誰？哪些行為可視為“放任”？如果這些概念在法律和政策層面缺乏統一界定，執行就容易落入模糊地帶，影響治理效果。

　　近日，西安市一份重點限養區內的禁養犬種名單就引發了一定爭議。名單中包括邊境牧羊犬、金毛等常見犬種，令不少犬主擔憂自己的寵物成為禁養犬。警方回應稱，該名錄并非“國家烈性犬名單”，而是基于本地限養區標準制定，其核心依據是成年犬肩高是否超過50厘米。

　　我國目前尚未出臺統一的烈性犬認定標準或權威禁養犬名錄。網上流傳的多份所謂“國家級烈性犬名單”截圖，多為誤傳或未經核實的信息。現實中，“烈性犬”的認定在不同城市之間標準不一、落地方式差異顯著。

　　在許多地方，大型犬常被直接等同為高風險犬。管理者基于一種“防止極端后果”的邏輯，認為大型犬一旦失控，其潛在傷害遠大于小型犬。這與大貨車在密集城區道路受限的管理思路類似——并非認定其駕駛人不守規矩，而是其一旦出事，代價更大。

　　以體型為基礎的限養標準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具有一定現實合理性，但如果長期停留在此類靜態指標，而缺乏針對行為表現、飼養人資質、傷人記錄等多維要素的動態評估體系，也容易引發誤判，進而影響公眾對規則的認同。

　　因此，在新法設定底線的基礎上，還需配套完善地方性條例與行業標準。一方面，地方可以根據城市密度、居民結構等實際情況，對禁養犬種和限養區域進行細化；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制定行業規范，涵蓋寵物繁育、交易、登記、飼養、救助等環節，形成從源頭到末端的全流程監管。

　　未來的養寵治理，不應被困在“哪種狗該禁，哪種狗不該禁”的爭執中，而應將目光投向更宏觀、更系統、更科學的規則建構，補齊制度短板、厘清權責邊界，構建起一套清晰、動態、可執行的法律體系。

　　（作者系江蘇省動物學會理事）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