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深邃的歷史眼光和宏闊的文明視野，親自擘畫了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宏偉藍圖。202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龍門石窟時作出的“要把這些中華文化瑰寶保護好、傳承好、傳播好”重要指示，與此前在敦煌莫高窟強調的“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云岡石窟提出的“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一脈相承，共同構成新時代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理論基石與實踐指引。

龍門石窟始建于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際（493年），歷經多個朝代400余年營造，現存窟龕2345個、石刻造像近11萬尊及碑刻題記2800余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中國石刻藝術的最高峰”，2000年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作為習近平總書記四大石窟考察的收官之站，其特殊價值在于，這部以斧鑿鏗鏘寫就的千年史詩，不僅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見證和古代治理智慧的鮮活檔案，其蘊含的融合基因、治理密碼與共生理念，更能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歷史支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古老智慧，并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深刻借鑒。

民族交融的歷史見證

龍門石窟是由鮮卑、漢、粟特、新羅等多民族共同參與營造的藝術寶庫，見證了佛教藝術中國化的進程，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生動縮影。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全面推行包括改漢姓、禁胡服胡語、胡漢通婚等漢化政策，由此帶來的深刻變革直觀體現在龍門石窟造像風格的轉變上。以賓陽中洞為代表，佛像面容清瘦、衣飾寬博，摒棄了云岡早期“胡貌梵相”的犍陀羅風格，轉向符合漢族士大夫審美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帶”。著名的《帝后禮佛圖》浮雕，生動描繪了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率隊禮佛的場景，人物皆著漢服、行漢禮。這種視覺符號的系統性轉變，宣告著新政權的文化取向，是政治認同塑造文化認同的典范。

古陽洞等窟的題記，清晰記錄了多民族共建的史實。題記中出現的鮮卑姓氏“拓跋”“尉遲”、柔然族姓氏“閭”、氐族姓氏“楊”、大夏族姓氏“赫連”，印度高僧“寶思惟”、吐火羅僧“寶隆”以及新羅僧眾所鑿像龕的描述，共同構成一幅壯闊的民族交融畫卷。尤為重要的是，這些題記均采用漢文書寫，內容多含“忠孝節義”“祈福報恩”等儒家倫理，體現了參與者對中華主流文化的認同與融入。

跨越數百年的營造歷程中，不同民族、階層的藝術風格在此交匯融合。唐代奉先寺盧舍那大佛，面相豐腴圓潤、儀態雍容華貴，既吸收印度佛教“三十二相”特征，又融入盛唐審美風尚。大佛兩側的弟子、菩薩、天王、力士等造像，在恪守佛教儀軌的同時，亦呈現出鮮明的本土化特征，生動詮釋了唐代“兼容并蓄”的大國氣度。

國家治理的智慧結晶

龍門石窟的營造，不僅是藝術壯舉，更是古代政權高超系統治理能力的展現，其“國家主導+社會協同”的模式蘊含著寶貴的治理智慧。

北魏政權在石窟工程中展現了卓越的治理藝術。《帝后禮佛圖》中孝文帝率百官禮佛的場景，既彰顯皇權威嚴，又體現“以孝治國”的儒家倫理，實現了佛教儀軌與儒家政治理念的有機融合。帝后及侍從服飾、儀仗的完全漢化，正是北魏統治者主動利用佛教這一超越民族的文化載體，將自身塑造為華夏正統繼承者、強力推行儒家倫理的有力證明，旨在彌合胡漢差異，塑造超越族群的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

在制度層面，北魏構建了一套環環相扣的治理體系。依托均田制，朝廷通過減免工匠租調力役確保其長期投入。同時，頒布《僧制》四十七條及永平二年等詔令，設立昭玄寺嚴格監管寺院土地規模、僧尼財產及度牒發放，以遏制宗教勢力膨脹，維護經濟秩序與政治穩定。在管理層面，特設官職“石窟丞”統籌工程、物料及工匠管理，并協調佛教僧官系統，形成國家監管與僧團自主管理的協同格局。這種“因俗而治”的制度創新，成功將國家意志、宗教傳播與社會動員有機結合，為工程的持續進行提供了堅實保障。

龍門石窟的營造模式突破了云岡“皇家獨造”傳統，呈現出鮮明的“多元共治”特征。皇室主導核心工程，如孝文帝、宣武帝分別為父母祈福建造、代表國家意志與藝術巔峰的賓陽三洞，耗時24年完成。貴族官僚階層積極參與，如古陽洞題記記載的北海王元詳、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等通過開窟造像表達政治忠誠。平民百姓廣泛參與，典型如由比丘尼智運主持、大監姚神表等女性信眾捐資開鑿的萬佛洞，內刻小佛像多達1.5萬尊；蓮花洞、藥方洞等中小型洞窟題記，也清晰顯示普通官吏、商賈及個人的普遍參與。

文明互鑒的當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要把這些中華文化瑰寶保護好、傳承好、傳播好”的殷殷囑托，賦予龍門石窟新的時代使命。其深厚的歷史底蘊與治理智慧，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乃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深刻的文明啟示。

在促進民族交融方面，龍門石窟彰顯了“文化浸潤”的現代價值。北魏通過《帝后禮佛圖》的漢服革新將政治認同轉化為文化符號，唐代在盧舍那大佛中融合域外儀軌與本土審美，這種“以文化人”的智慧當代民族工作可汲取其精髓，一方面，系統化重構文化符號，如將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的盛唐氣象、反顧龍紋的精妙造型等融入現代設計，使“多元一體”理念可觸可感；另一方面，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紐帶，挖掘各民族文化中共通的“忠孝節義”“和諧共生”等價值，在尊重差異中增進共性，厚植“中華民族一家親”的情感根基。

在治理模式現代化方面，龍門石窟提供了“協同共治”的歷史參照。北魏由“石窟丞”統籌、《僧制》規范、“均田制”激勵構成的“嵌入式治理”體系，展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治理藝術。這一歷史智慧為當今社會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鑒。

在文明交流互鑒方面，龍門石窟貢獻了“和合共生”的全球智慧。古陽洞題記中鮮卑、漢、氐、印度、新羅等多民族工匠的名字，與盧舍那大佛融合多元文明的藝術實踐，共同詮釋了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天下觀。

從北魏的斧鑿雕琢到當代的數字虛擬復原，龍門石窟昭示著深刻的文明真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強大凝聚力，根植于文化認同的深度構建。我們應以歷史智慧啟迪現實，在保護傳承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根基，在文明互鑒中貢獻中國治理方案，使古老的龍門智慧在新時代煥發新的時代光芒。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李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