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遵義雨水格外的多，這年的1月在共產黨的歷史上是決定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也正是這一年我黨重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領導階層，只不過這場遵義會議的召開也并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么一帆風順。

事關黨未來百十年的長久發展，黨內同志自然要慷慨激昂的辯論一番，尤其是先前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讓紅軍陷入如今關系存亡之秋的關鍵時候，在會議進行到討論激烈的關鍵時刻，在角落里一個沙啞的聲音傳來:“我支持毛澤東同志擔任紅軍最高指揮官。”

眾人回頭看向這個佝僂著身子的男人，會場突然的安靜后，這次討論才算作罷，毛澤東也正式確立了在黨內的核心地位。

而為毛主席發聲的這個人則是25歲就做到中央軍委副主席的王稼祥，本有著光明前途的他建國后卻僅僅擔任部長一職，這其中又有什么隱情。

王稼祥的革命情懷

1906年王稼祥出生在安徽一帶，父母都是當地小有名氣的商人，家庭也比較富裕。

但對于王稼祥來說，從小他的生活好似一眼望到頭的田地一般，從小他都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和要求過日子，他們讓他去學堂，他就要做私塾里最好的那個學生；他們要他做一個善良的孩子，王稼祥時不時就帶著飯菜去救濟那些孤寡老人。

如果說什么是王稼祥真正喜歡的，那恐怕還是新興思想和革命斗爭，為了改變命運，王稼祥在18歲那年破格升入蕪湖圣雅高中，在入學前夕，王稼祥就說:“革命是我一輩子的追求?！?/strong>

也正是懷揣著這份信念，王稼祥在學校發動了第一次罷考學潮，消息傳回老家，父母都為王稼祥擔心的要命，他們怎么也想不到，一向聽話的孩子怎么能干出這么出格的事情，這要讓他們一家決定給王稼祥娶親，把他束縛在家庭的牢籠中。

王稼祥的英語老師聽說他的父母要給他找妻子，于是便把自己的閨女介紹給了他，但父母的包辦婚姻讓王稼祥非常反感，在他心里他不喜歡這個姑娘。

一方面是因為兩人沒有共同語言，另一方面則是兩人所追求的東西也不一樣，王稼祥覺得兩個人日后在一起也只會徒增苦痛。

在他和父親促膝長談后，他本以為父親能夠考慮他的意見，卻沒想到父親不過只是一句:“自古以來，孩子的終身大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對你的婚姻我和你母親自有考慮?！?/strong>

王稼祥終于認清了現實，只不過這段婚姻終究還是鏡花水月一場夢，兩個人很少交談，王稼祥越來越不想回去那個壓抑的家庭，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為他生完孩子之后，因為嚴重的產后疾病離世，這番經歷也讓王稼祥十分痛苦。

后來王稼祥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給姐姐照看，一個人遠離了這個讓他傷心的地方，就這樣他來到了他人生的第二個地方——蘇聯。

在蘇聯的日子過得很快，王稼祥在這里了解到了共產主義，懷揣著對共產主義的向往，王稼祥加入了共產黨，學習了很多革命知識。

1930年回國后，他本想著用外來的經驗開辟我國的革命力量，但在調研中王稼祥發現我們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蘇聯的道路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說是獨特于外國的種種經驗。

在一次談話中，王稼祥和毛澤東深入的探討著我國的革命:“蘇聯的革命是穿皮鞋走出來的，我們要探索出一條穿草鞋的革命道路。”

遵義會議的撥亂反正

1930年之后，共產黨和紅軍走上了一條極為艱難的道路，在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與會者們激烈討論要求更換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職務，王稼祥義憤填膺的站了起來:“我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指揮能力是經過實踐證明的，現在換成別人太過草率。”

博古氣急敗壞的站起來拍著桌子:“王稼祥同志，你是否要跟國際共產主義走兩條路?！?/strong>盡管王稼祥的堅持沒有改變會議的結果，但是他的仗義執言還是讓不少人記住了他。

1934年，在多次戰役的失敗后，紅軍隊伍由原來的近10萬人銳減到3萬余人，因在戰場負傷坐在擔架上被運往后方接受治療的他十分痛心，在3年前，剛從蘇聯留學回國的他承載著眾人的期望擔任了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職務，那時的他還不過25歲的年紀正是意氣風發。

現如今看著身邊的戰士一個接著一個的倒下，王稼祥找到了張聞天等人說:“作為軍委副主席，仗打成這樣我有責任，不能再這么繼續下去了，李德博古必須換掉，我需要你們的支持?！?/strong>

這次談話發生在遵義會議召開前的一段時間，他的想法執行實現難度很大，但正是王稼祥的覺悟和黨性，才扭轉了紅軍隊伍的不利局面。

真正讓王稼祥下定決心的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遵義會議召開之時，天氣陰雨綿綿，會場內的眾人十分壓抑，誰也不知道未來紅軍究竟要走向何處。

隨著一個人敞開了話匣，各位黨代表們也展開了交談:“我們不能再這么下去了，一定要扭轉局勢，一定要選一個執行的路線方針堅持走下去?！?/strong>

未來走哪條路、未來要聽誰的，與會人員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不少保守派認為臨陣換將是大忌，但也有很多人認為現在紅軍到了如此境地，李德博古是肯定不能再用的了，那不用他們兩個，誰還能擔當的起這樣的重任。

此時在角落里傳來了一個沙啞的聲音:“毛澤東同志可以，我支持他擔任紅軍最高指揮。”說這話的不是別人，而是剛剛受了傷的王稼祥同志，他一說完，張聞天、周恩來等人火速響應。

“我同意”“我也同意”，盡管博古等人進行了激烈的反駁，但仍難以改變最后的結果，王稼祥的支持毫無疑問再度確立了主席在紅軍隊伍中的領導地位。

鞠躬盡瘁的共產黨員

王稼祥選擇支持毛澤東不是一時的沖動，作為一個25歲就擔任了軍委重要職務的領導人，王稼祥在和毛澤東的深入交流中對他的人品、能力都有著全方面的認可，這也是為什么他在多次會議上冒著被革職的風險都要堅定不移的站在毛主席這邊。

在后來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王稼祥依然在自己的崗位上作著不同程度的貢獻，直到1949年建國后，王稼祥被委任為駐蘇大使，同時擔任著中聯部部長一職。

對于王稼祥的職務，有很多人為他叫屈:“10多年前都是軍委副主席了，怎么建國才擔任了個部長，這不公平?！?/strong>

有很多人認為王稼祥在后期可能逐漸淡出了黨內一線領導，變得不太受重視。

其實不然，早在新中國成立的半年前，毛主席就曾找到他進行談話:“國家成立在即，要想站穩腳跟，必須和蘇聯搞好關系，思來想去只有你擔任蘇聯大使最好?！?/strong>

毛主席的這番決策正是基于多年前王稼祥在蘇留學經歷。可以說這項工作如果不是王稼祥，別人恐怕還沒有這個能力。

后來在去蘇聯的20多天中，王稼祥和對方火速達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不僅為新中國建設籌措了資金，更獲得了盟友支持。

要說王稼祥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就連當時我國外交部和蘇聯的日常聯系，很多時候都要通過王稼祥進行中間對接，李克農以及外交部的同志更是說:“稼祥同志打開了中蘇關系的大門?！?/strong>

很多黨內同志都明白，王稼祥為了黨和國家的事業奉獻了很多，最后其實明明有更好的職務和待遇但是都被他婉拒了，對于自己的選擇，王稼祥也不止一次的說到:“職務高低不是衡量貢獻的標準，我在這個崗位上就要為國家做事?！?/strong>

1950年之后，王稼祥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容樂觀，他向組織申請逐漸退居二線，但仍心系國家建設，1962年拖著病重的身體研讀國際資料還留下了數萬字的分析筆記。

1971年之后，王稼祥在主席指示下曾有過短暫的復出，在中共十大擔任了中央委員，周總理更是和他多次商談希望他能擔任外交顧問一職，只不過在1974年初，王稼祥終因病痛折磨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這番未完成的事業也成為王稼祥一生永遠的遺憾了。

結語:

在王稼祥身上真正體現出了一名共產黨員應有的意志品質，早年間他就憑借獨特能力做到了軍委副主席的職務，但在時光荏苒中，他仍然能堅守自己的初心使命。

順境不驕傲、逆境不氣餒，面對選擇時堅守自己的道德和底線，職務和榮譽對于他這樣的共產黨員猶如過眼云煙毫不在意，這樣的精神和品質屬實值得無數共產黨員學習和尊重。

史料來源：［1］水新營:毛澤東對王稼祥的倚重和關懷［J］.湘潮,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