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9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原副主席李贛騮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李贛騮曾連任五屆民革中央副主席，分管過民革中央聯絡部和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簡稱“祖統委”）。民革中央聯絡部原副部長章仲華曾在他的直接領導之下工作，跟隨他赴臺參訪，也隨同他出國拜訪海外的僑界僑領。

章仲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民革大家都親切地稱呼李贛騮為“贛公”，他沒有一點官架子或知識分子的清高，善交朋友。他一直格外重視民革的“祖統”工作，即便在他分管之前也是如此。無論是做中國臺灣島內工作，還是做海外工作，他都強調一個原則：“不忘老朋友，結識新朋友，其中也包括一些對我們持成見、偏見的社團和人士。要了解他們的想法，向他們耐心介紹黨的政策和國家發展成就，努力爭取化敵為友。”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原副主席李贛騮。圖/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網站

將門虎子

在章仲華的印象中，李贛騮總是笑容滿面，幽默健談，同時身上有一種英氣，外柔內剛，讓了解他身世的人不免感嘆，“將門出虎子”。

李贛騮的父親李烈鈞是辛亥革命元勛、國民黨元老，曾任安徽都督、江西都督、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總長、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職，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推行過一系列改革。孫中山曾稱贊他是“上馬能武，下馬能文，誠不可多得之當代儒將”。

李烈鈞有兩個綽號：“硬頭蠻子”和“南方騾子”。1913年7月，他就任討袁軍總司令，發布討袁通電，呼吁“寧做自由鬼，不做專制奴”，在江西湖口打響了“二次革命”第一槍，后因力量懸殊以失敗告終。1915年袁世凱稱帝后，他又在云南與蔡鍔、唐繼堯發動了護國戰爭，最終推翻了洪憲帝制。

“九一八”事變后，李烈鈞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的態度非常不滿，抱病奔波，呼吁各方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李家輾轉到重慶，蔣介石為其安排了住處，被李烈鈞謝絕，全家寄宿在歌樂山上的馮玉祥宅。李贛騮曾回憶，從他7歲剛記事起，就感覺到父親與馮玉祥都很反感蔣介石的獨裁。父親曾預言：“安中國者，必共產黨也。”

抗戰時期，除了在香港學醫的長子李贛鵬和正讀小學的幼子李贛騮外，其他五個兒子都被李烈鈞送去參軍。蔣介石為此送了題有“五子從戎”的匾額。

李烈鈞要求子女背誦《滿江紅》《正氣歌》，教導他們為國效力，保持民族氣節。他從不為子孫置產業，認為那會害了他們：“養兒不如我，要錢做什么？養兒勝過我，要錢做什么？”

1946年，李烈鈞病逝，重慶舉行了國葬，蔣介石主持追悼會，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到靈堂祭奠。李贛騮記得，當時他和兄弟姐妹們身著孝服跪在靈堂行禮，董必武手撫棺材說：“李老先生，您的‘寧為烈士魂，不做亡國奴’的遺言我們銘記在心，將付諸行動。”

抗戰期間，李贛騮也想像哥哥們一樣當軍人，他高中畢業后同時報考了海軍、炮兵和坦克兵幾個專業，但因近視100度未能如愿。

新中國成立后，他進入哈爾濱醫科大學俄文醫學系學習，畢業后在北京中蘇友誼醫院給蘇聯專家做翻譯。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進修兩年后，他到急需醫務人員的新興城市河北邯鄲做了22年內科醫生。

命運的急轉始于1980年。李贛騮申請去香港探親，因為當時一些人赴港后滯留，醫院有所顧慮，未予批準。后來申請報到市里，市委書記岳岐峰批準了申請，給了半年探親假。李贛騮只在香港待了兩個月就提前返回。他說，留在內地的機會更大，也要對得起岳岐峰的信任。

李贛騮成了有教育意義的“海歸”典型，被安排在邯鄲、張家口、保定、石家莊等地作報告。李贛騮發言風趣，河北省電臺把報告錄音以《李贛騮香港探親記》為題反復播放。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提出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九條方針政策，后被稱為“葉九條”。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播出這條新聞之后播放了《李贛騮香港探親記》。李贛騮由此名噪一時。

當年10月，李贛騮加入民革。隨后，他當選邯鄲市人大代表，不久后成為邯鄲市副市長候選人。

李贛騮曾在接受民革中央主辦的《團結》雜志采訪時回憶，當時中央的政策是鼓勵吸收黨外人士參加政府工作，尤其是符合這四項條件的：知識分子，有文化；社會關系復雜，以體現不注重階級成分；歷史背景復雜，以體現既往不咎；在過去受過委屈，但是依舊任勞任怨工作的。他恰恰全部符合。

1982年5月，李贛騮出任邯鄲市副市長，后又擔任了河北省政協副主席。李贛騮曾戲言，自己因戴了幾頂“帽子”而無意間從政，地方知名度又無形中助推了自己的“官運”。

當時社會上很多人還不了解民革等民主黨派，提起民革就以為是國民黨。他當邯鄲市副市長讓公眾認識到，民革和以前的國民黨并不一樣，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民主黨派。

不久后，經民革中央副主席賈亦斌考察，1983年12月，李贛騮當選第六屆民革中央副主席、秘書長。

李贛騮為人低調謙和。他開玩笑說自己就是父親用“邊角料”拼出來的，哪個方面都無法與幾位優秀的兄長相比。人們卻發現，李贛騮不僅相貌神態酷似其父，也繼承了父親的烈性子，敢啃硬骨頭。

當時民革新疆委員會有一位秘書長，“文革”結束后處境困難。因涉及復雜的背景，很多人都不敢碰這件事。李贛騮說：“我想就自己做吧，有事我自己負責。”他組織調查后，向國家領導人反映了情況，給予恰當處理，恢復了那位秘書長的級別和待遇，但不再當秘書長之職。

2006年8月15日至16日，李贛騮在河南鹿邑太清宮參觀，拜謁先祖老子遺址。圖/中新

“哪怕反對我們的人，也要做他們的工作”

20世紀90年代后，李贛騮主抓“祖統”工作。祖統工作是中共中央賦予民革的專項職責，是民革的工作重點和主要特色，其核心目標是通過參政議政、對臺交流等方式，推動兩岸關系發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李贛騮連任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兼任過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多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針對祖統工作進言。

隨著兩岸形勢的變化，民革的祖統工作由關心大陸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后代的政策落實情況、促進兩岸“三通”，逐步轉移到直接與臺灣人士聯系。

出于家庭背景的關系，李贛騮做祖統工作得心應手，也很容易獲得信任。除了接待來大陸探親、訪問者，民革還主動邀請退休國民黨軍政人員到大陸訪問交流。李贛騮還帶團到臺灣，向各方介紹大陸情況和方針政策，解除誤解顧慮，和蕭萬長、梁肅戎、李煥、許歷農等臺灣各界著名人士接觸。

2005年，李贛騮到臺灣參訪，臺灣奇美企業集團創辦人許文龍邀請他赴家宴。李贛騮考慮，如果先請示領導，可能就不能成行了，因此決定“先斬后奏”。席間兩人交談甚歡，許文龍說：“我一點也不反對共產黨，我自己就是共產黨（指臺共），‘二二八’事變時我要不是跑得快，早就被槍斃了。”他表示愿意與大陸交好。李贛騮回大陸后向有關領導反映了這一情況。

當年3月，臺灣發生了“三二六游行”事件。許文龍公開發表《退休感言》稱：“我認為臺灣、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人民都是同胞姐妹。”他還說，自己決定淡出政治。許文龍的這一退休感言，震撼了臺灣政壇。

章仲華回憶，后來民革和臺灣奇美共同舉辦了多場大型交流活動，互動很多。

李贛騮多次帶隊出訪，重點去華僑最多的美國，和主張祖國統一的美國華僑交朋友。每年民革中央都會邀請一兩個華僑團回國參觀，介紹他們與全國政協、統戰部、國臺辦以及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等各方面接觸。

1996年，全國政協派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李贛騮帶隊出訪美國。通過高層華人團體“百人會”的介紹和安排，他們訪問了美國參眾兩院的11位議員，以民主黨派身份向他們介紹中國。

當時，美國舊金山影響較大的華僑團體“海外興中會”在政治傾向上支持國民黨，和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領事館關系比較緊張，但同時又反對“臺獨”，支持祖國統一。中央的政策是，只要主張一個中國，就要爭取。因此，民革出面邀請“海外興中會”到中國駐當地領事館參加交流活動，后來他們成為領事館倚重的重要華僑團體。民革中央還多次邀請“海外興中會”領導參訪中國，這些僑領對祖國的認識有了很大轉變。后來“海外興中會”經常到中國參加活動，與各界人士交往，間接對臺灣很多方面產生了影響。

李贛騮曾說：“毛主席說過：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所以，哪怕反對我們的人，如果有可能我們也要做他們的工作。”

對李贛騮來說，出差并不是件易事。他在工作時總是精力充沛，談笑風生，好像有使不完的勁兒，但只有章仲華這樣熟悉他的人才知道，呼吸間歇不勻長期困擾著他的睡眠，給他帶來不小的健康隱患，甚至每次出遠門都要帶上呼吸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頻頻出訪，交了很多朋友。

2007年，李贛騮從民革中央副主席任上退休。之后很多年，他每周都要到民革中央機關辦公樓的辦公室里上兩天班，學習文件，接待訪客。他覺得，國家大事都跟自己有關，要去上班。

章仲華回憶，直到多年以后，還有李贛騮當年帶他們出訪時結識的朋友拿著名片，找上民革中央的門來。

（本文參考了章仲華《雖千萬人吾往矣——李贛騮副主席二三事》，陳曦《烈火千鈞膽氣雄》）

發于2025.7.7總第119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贛公”走了

記者：宋春丹（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編輯：黃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