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黨介紹人是吳滿堂同志和淤少白同志，而長期領導我工作的卻是任廉儒和董必武同志，可惜我入黨時，他們已去世了。

　　我追求入黨的三十五年，是黨考驗我的三十五年，也是下半生思想改造的三十五年。

▲1949年12月宜賓起義時的郭汝瑰將軍

　　抗戰末期，我更清楚認識到，即使抗戰勝利，國民黨也不能治理中國，只有共產黨才可以當此重任，于是我追求恢復共產黨黨籍。

　　我與共產黨的直接聯系人是任廉儒同志。而任廉儒同志又是我通過他的堂兄弟任逛猷(原名純儒)的關系認識的，我在黃埔軍校第五期政治科與任逛猷同學。一九二七年，我同任逛猷又在郭汝棟的政治部一道工作。我與他既是同學又是同事，這時，任猷逛已是共產黨員，我一貫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九年還經袁鏡銘的介紹參加共產黨，因而也是同志。彼此相處得很好。就在這段時期，任廉儒同志常來涪陵，我與他經常見面。當時，黨員雖是不公開的，但由于任逛猷的轉告，我知廉儒同志是cy—共青團員，因而極愿接近他。以后，任逛猷離開涪陵。一九三〇年，郭妝棟部又開赴湖北，我與廉儒同志就失去了聯系。

　　一九四三年，我由抗戰前方回到重慶，見國民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頂，認為行尸走肉，不足以擔當救國救民之大任。我乃千方百計希圖與共產黨恢復聯系，但卻未得門徑。一九四五年五月，偶然遇到了任逛猷，他說他與黨已斷了聯系，“就看廉儒是否與黨有關系。”

　　事過兩、三天，廉儒同志果來臨江門我的寓所相訪。言談之中，我又提起此事，廉儒同志說：“我也斷了聯系，不過，我可以為你打聽，看還有了解那邊情況的人沒有？”

　　我知道，他在未判明我真正立場以前，是不會冒昧地暴露自己的身份的。但我對他未弄清我思想狀態和真正立場就來相訪，對我進行考察；見面后機警冷靜不冒冒失失地相信我，又不讓我失望的那種膽大心細的作法和應付能力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為了使廉懦同志對我有所了解，交談中，我分析了國民黨不能治國和必然失敗的種種因素，接著，我向任廉儒同志說：“我對共產黨十分懷念，我請求組織恢復我的黨籍。我愿意接受組織對我的考驗。我很想去延安工作，為人民的解放事業盡自己的一點微薄之力”。此外，還談論了一些別的事情，相互談得很投機。這以后，他不時來我家交談，進一步對我考察。如此一個多月，他對我立場、觀點，逐漸弄清，我又按他的要求，提供了一些國民黨軍事情報。從此他也就不避諱我了。記得有一次我對他說：

　　“我讀過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文章是當今所有中國軍事學家寫不出來的。盡管楊杰說他的《國防新編》要支配世界軍事思想五十年，碰見這篇著作便黯然失色了。”

　　任廉儒同志聽了我這一番講話后對我說：

　　“八路軍在敵后日益壯大，解放區日漸擴大鞏固，主要是因為有毛澤東同志掌握戰略全局。他的《論持久戰》寫得也很好。”

　　過了兩天，他就為我送來了<論持久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新民主主義論等四、五篇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供我閱讀。抗戰勝利后的某一天，他對我說：“你想到延安去的事，我對董老說了。你愿不愿意會他？我是會安排得很好的，可以保證你的安全。”

　　我說：“再冒多大的風險我也去。”

　　他說；“你明天晚上擺脫汽車駕駛員，步行到夫子池小巷后門(巷內唯一的一道門)到我家。董老將在石灰市下車作散步狀至青年路前門到我家。我家是天主教堂的房屋，這個地方是不會惹人注意的。”

　　我果如約前往，在進后門不遠的一間小閣樓里，我同董老剪燭談話。董老問我：“你對陳誠的看法如何？”

　　我說：“此人標榜不要錢，好名喜功，不務實際，有始無終，好攬事，攬過來又不能堅持把事辦好，這樣的人不能成事。”

　　董老非常同意我的看法，他說：“陳誠任我們湖北省主席，樣樣都抓，結果湖北人說他‘百廢俱舉一事無成’。”他又接著問我：“你對國民黨看法如何？”

　　我說：“國民黨已徹底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蔣介石口口聲聲自稱孫中山的信徒，但卻處處違背孫中山先生的遺教。我目儲了蔣介石搞‘四·一二’政變，寧漢分裂和執行片面抗戰路線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回到重慶以后，我對國民黨的反動本質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蔣軍一潰千里并不僅僅出于戰略戰術的拙劣，而是由于他執行片面抗戰路線和溶共、限共、反共政策的必然結果。國民黨已腐敗透頂，無官不貪，奸商滿地，搞得民不聊生。這樣腐敗的政黨絕不可能領導抗日救國。即使抗戰勝利了，也不可能把中國治好。”

　　董老又問：“那么,你對共產黨的看法如何呢？”

　　我說：“我在黃埔政治科受過一些社會主義教育。當時，惲代英、肖楚女、熊雄、徐向前都是我們的老師。我親耳聆聽過惲代英、肖楚女等共產黨員所講授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社會進化史》、《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使我對共產黨有很好的印象。我認為共產主義先進，黨員朝氣蓬勃，肯定能救中國。所以，從那時起，我就要求入黨。以后，在郭汝棟部又參加了共產黨、經常開小組會。抗戰以來，共產黨真正打敵人，在敵后發展游擊隊，根據地日漸擴大。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英勇殺敵，拖住了大量日軍。不然，日軍全部兵力壓向國民黨軍隊，國民黨軍隊馬上就會被打垮。我聽說解放區政治清明、黨、政、軍、民團結，堅持抗戰，抗戰勝利后，選舉肯定獲勝。共產黨政府不會貪污，工作效率肯定高些，人不剝削人，社會風氣一定好些。我只不了解共產黨目前為什么要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斗，而不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目標。”

　　董老說："你說得對，國民黨確實腐敗，腐敗就腐敗在不實行三民主義。革命要一步一步地來，實行三民主義不比現在進步一些嗎？”

　　這一天，我們主要談了這些。此外，還說了一些蔣管區腐敗政治和社會現象。

　　這以后不久，任廉儒同志又對我說：“董老還約你談話。你仍由后門進人我家。”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傍晚，我照他安排進入他家。這次談話在客廳里進行，時有五、六人參加。事后我知其中有薛子正同志。這次他們問我的內容也大概與前次相同。董老還問我：“國民黨最近叫你干什么？”

　　我說：“何應欽約我去美國任中國軍事代表團團員。但是，我不想去，我想到延安。”

　　董老說：“我們不誤你的事業，你可以去美國，多多調查了解美國，并與我們保持聯系！革命要看遠些。中國革命終究要與美帝算帳的。”

　　談話后一兩天，任廉儒同志告訴我：“董老說，‘你要求恢復黨籍，原則上可以，但要經過一番考驗。我們同志要想打入國民黨機要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這邊可以為黨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組織問題的解決。希望你能為我黨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情報’。我們單線聯系，我以天主教作掩護，不會惹人注意，可以保證你的安全。”我說：“只要黨容納我，我可以把安危置之度外。”

　　國民黨還都南京以后，廉儒同志也轉到川鹽銀行上海華山路辦事處工作，往來寧滬兩地與我聯絡。他對我說，他來南京，必住天主教辦的《益世報》社，這樣才不會惹人懷疑。以后，我去徐州陸軍總部任參謀長，約他到徐州，他未成行。有次我去上海向他匯報情況，他竟約我到特務頭子李岳陽開的凱歌歸餐館見面，他說這樣不惹人疑心。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間，顧祝同要我再任第三廳廳長，因我與劉斐關系極差，故執意不干。睢杞戰役中，劉斐擅自改動徐州“剿總”的作戰計劃，使區壽年兵團被殲滅，我想借此機會搞劉一下。可有一天，劉斐突然在我面前說：“這是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不簡單啊！”我聽了這話以后甚感懷疑。于是，我便問廉儒同志：“怎么劉斐說這個話呢？難道他也與共產黨有聯系？”

　　任廉儒同志說：“我們搞地下工作是單線聯系，他與黨有無聯系我也不清楚。但最好不要整他，免誤傷自己的同志。”我只得罷休。同時，任廉儒還向我傳達了黨的指示，他說：“為了向黨提供更有價值的情報，黨要你再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為了黨的事業，我便欣然前往。至此以后，廉儒同志往來寧滬更密，傳遞的情報也更多，所冒危險也更大。可當時我并不深刻了解。

　　一九四八年冬，我認為三大戰役即將勝利結束，國民黨大勢已去，我可以去解放區了，就向廉儒同志提出我的要求。他請示后向我說：“上級認為解放區不乏文藝和軍事人才，你去發揮不了很大作用。估計渡江后江南戰局可急轉直下，一鼓蕩平，只西南地區恐怕還有一場血戰。望你謀去四川任軍長，屆時率部起義，以影響戰局。”我經許多周折，得任七十二軍軍長。去上海向廉儒同志匯報，他允去四川協助我。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在上海收容七十二軍殘部回川整補。不久，廉儒同志回到重慶。五月，我移駐瀘州，廉儒同志經常往來滬渝間傳達上級指示，指導我工作。在任廉儒同志的指導下，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宜賓率部起義成功！這突如其來的行動，使西南數十萬蔣軍手忙腳亂不戰而潰。

　　起義后，我電劉鄧首長要求離開部隊，廉儒同志不顧兵荒馬亂，親到宜賓，傳達上級意圖，要我好好掌握部隊，俟劉、鄧首長稍暇約見。

　　一九五○六月，我調任川南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我向行署主任李大章同志提出我恢復黨籍的愿望，他說：“階級隊伍，談何容易，你想恢復黨籍，而你的介紹人和同小組的同志都不在世，何從證明？因此，你只能重新爭取入黨。”于是我又爭取重新入黨，以求不違背初衷。

　　一九五一年春節，我過重慶去南京軍事學院工作。任廉儒同趙力鉤同志在重慶接待我，再三叮嚀我要經得起考驗，爭取入黨問題早日解決。我到南京軍事學院以后，廉儒同志寫信給我，說他身份沒有暴露，將去香港作秘密工作，望我致緘我在聯合國的弟弟在香港與他商量如何為黨工作的事。我寫好了介紹信寄給他，時他血壓過高，未果此行。而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赍志以沒。任廉儒同志這種不求名，不求利，甘作無名英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高貴品質，是我們每個共產黨員學習的好榜樣。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九日，我到軍事學院后，一直牢記著廉儒同志“要經得起考驗，爭取入黨問題早日解決”的叮嚀，埋頭教學工作。不料一九五七年肅反運動當中，一個叫程宗普的教員假坦白，說他自己是特務，說我是特務組長，“曾參殺人”,真偽難辨，我被隔離反省，隔幾天竟說：“現行罪證齊全，死不坦白。”而宣布逮捕。我日坐愁城，萬念俱灰，沒想到尋求光明，反落得一身不白之冤！我平時不作詩，至此也作兩首明志：

一

聞道現行罪證齊，案情當有澄清日，

魂飛湯火命如雞。領導英明我無欺。

二

誰知平地起風波，鎮日鐵窗喚奈何！

最是親恩忘不了，征衫點點淚痕多。

　　說“親恩忘不了”是我想到萬一我一死，年邁的父親無人養活。我想到中美合作所的殘酷，決心萬一刑訊，我去熬受痛苦不劃算，不如什么都承認，一死了之。不料這不是中美合作所，不特絕對不刑訊，就是一些人假坦白的，也一一調查，不信口供。其所以逮捕，是使當事人互不見面，不能串通編一套塞責，這樣假話終久對不起頭，一一都揭穿了。還由于我未經過這種“群眾運動”,心想國民黨時代坐監的是進步人士，解放后坐監的是反革命分子，出去也無臉見人，也想生不如死，死了痛快。但是不久董必武同志、王葆真同志、趙力鈞同志、任廉儒愛人羅瑩澄同志的證明先后到來，我情況大白，被釋放出來，主持運動當局還向我平反道歉。雖然這時情況大白，不想死了，但是感覺這種運動惡作劇，身受的人精神肉體都受折磨，還是實行民主法治，依法辦理為好。

　　我的情況弄明白了，協理員等政工干部，不再視我所說的是編造的欺人之談了，但我的入黨問題還是不能解決。據說我在國民黨官至中將，只有中央批準，才能入黨，寫信給董必武同志，回信說：按黨章須基層通過才能吸收。這樣年復一年，我不覺快到六十歲了。我又作了一首詩：

向日勤誠未減，入黨差距益多，

轉瞬六句將屆，不紅不專奈何！

　　及到十年動亂，明哲保身之不暇，更談不到入黨問題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以后，我直接向中央組織部申訴，才得到同意吸收入黨的批示。一九八○年四月九日，我要求了三十五年的入黨問題解決了，可惜廉儒同志逝世了！要是他仍在人間，不知道他是何等的高興啊！回首前塵，我追求了三十五年，也受考驗了三十五年。全國解放前，白區特務多如麻，動輒可遭殺身之禍，任廉儒同志屢次提到我的安全，要我特別小心。其實他與我一樣處于同樣危險的境地，但他卻毫不介意。以后四、五年，一直到引導我率部起義完畢為止，都是如此。這一時期，我總以為我臨事機警未遭不幸，而不知許多同志為我作出了犧牲，也不了解他們的危險情況。一九五七年肅反運動中，我知道王葆真同志有信證明焚毀了我的情報，我不知王葆真其人，也不知處理了什么？到一九八○年四月，我收到當時與廉儒同志一起工作的梁佐華同志的信，才知道一些概況。來信說：

　　“這么多年沒有通信的原因，是地下工作時期是單線聯系。你是廉儒同志聯系的。我同廉儒都在地下黨領導下工作。我又是地下民革組織負責人，同王葆真同志一道工作。”“有一次，廉儒同志從你那里拿來九種機密文件，因同他單線聯系的同志離開上海，同我聯系的同志也不在上海。廉儒同志考慮，文件在手中不能停留，以防萬一。也不能久待，坐失時機。因此，將文件交王葆真同志轉給黨。”“王被捕前緊急將你文件燒毀。”“王被判處死刑，因國民黨元老為他說話未執行。”“當時，廉儒和我，亦在危險中。他同我立誓，在任何地方不留你的名字，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講出你的名字。”“當時，我倆認為：即使我倆被捕，你和黨暫時接不上關系，黨終會來找你的，只要保存你，就是保存黨和革命的利益”。“后來，我倆逃到香港，與中共南方局張建良同志接頭及和二野總部接頭過程中，都是極端機密。當時為了你的安全，免敵人發現線索，是不能寫你的名字的，現在可以大寫你的名字，可以大寫‘同志加兄弟’,‘生死之交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又得梁佐華同志寫的《原國民黨第二十二兵團司令郭汝瑰起義歷險側記》及另一封信，我又才知道：我的情報傳遞和起義聯系等工作與民革也有牽涉。當時七十高齡的王葆真同志，受盡酷刑，不惜一死，以拯救我脫險，可是我至今才知道，未能及生見他一面太遺憾了！任何一個地下工作者對革命所作的微小貢獻，都是許多同志冒險犯難，流血犧牲的結果。任廉儒等無名英雄應該受到特別的崇敬。

　　領導我走向光明的董必武同志、任廉儒同志，舍命成全我的王葆真同志都已先后逝世了，我追求入黨目的達到了。但是我追求加入共產黨，是追求在中國實現無剝削壓迫，有民主法治，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科學昌明，民生富裕的社會。我還得追求終身，奮斗到死，才不辜負所有為了共同目的而奮斗犧牲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