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主席請您就坐在他右手邊。”服務員壓低聲音提醒。錢學森輕輕點頭，推椅起身，餐廳里頓時安靜了半秒鐘。

當時距他結束那場漫長的“回家馬拉松”才一年。1949年，他在美國加州理工打開收音機聽到天安門城樓上的宣告，心里咯噔一下——“回去。”一個簡單決定，卻足足耗掉六年。美國移民局、海軍部、FBI輪番阻撓；丹尼那句“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更像鐵門栓把他攔在舊金山港口。1955年9月17日，遠洋客輪靠泊廣東，他終于踏上甲板，對同行的同胞說了句：“總算到家了。”

抵京后，國務院人事司給出335.8元月薪。放到今天，好像一頓商務宴請，但在當時相當于一級教授。真要橫向比對，林彪、彭德懷的月薪也不過585元，大將四百四左右。有人為他打抱不平，他卻笑：“夠用了，我又不做買賣。”毛澤東聽聞，干脆批示再加一百，說“別讓小錢分心”。加薪文件下達到西郊基地時，秘書陳能寬差點把茶水灑了——在新中國，除政治局常委，這種點名加薪極罕見。

工資只是表面，真正讓同代將帥都羨慕的，是那支隱形護衛隊。中央軍委在總參警衛部抽調十余名朝鮮前線老兵，成立“專護三組”，組長刁九勃——這人早年跟隨楊得志，在鐵原防空洞里練就夜視本事。組員24小時輪崗，站位從門口到樓頂，連垃圾桶都按路線編號。聶榮臻深夜去找錢學森討論彈道方案，居然也被刁九勃攔下檢查證件，聶帥哭笑不得，說：“看來我也得辦張出入證。”

1964年春，暗殺警報突然拉響。國安總局截到情報，美國情報機關想在錢家廚房下手。中央當天批示：立即為錢學森設立食品檢測崗。于是，段恩潤帶著便攜實驗箱進駐西郊公寓，所有食材采樣封存24小時，連他兒子想吃根糖葫蘆也要先過試紙。這種待遇，十大元帥沒有，一機部部長們更不敢想。外賓來訪見到那排小玻璃瓶，總要問一句：“這是實驗室還是廚房？”

安全之外，還有“代步特供”。1957年初，外貿部進口兩輛雪佛蘭轎車，原本一輛給外交部，一輛給戰略科研。錢學森挑了輛天藍色，因為“像加州的海”。他開出去沒幾天，聶榮臻遠遠看見，好奇地讓司機跟上——“車不錯，誰的？”聽說是錢學森，聶帥眉頭一皺：目標太顯眼。翌日，汽車被悄悄換成國產黑色勝利牌，藍車進了車庫，只偶爾審批用作外事迎賓。聶帥對助手解釋：“越簡單，越安全。”

可別以為他享樂。工資卡里的錢，常常沒捂熱就流向科研項目和困難職工。1958年，國防科委獎給他兩千元津貼，他回頭就塞給年輕技術員：“你們買兩臺示波器，別總借實驗室的。”2001年，他拿到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一百萬元，幾張收據一開，九十八萬回到了教育部科研基金。好友對他說：“家里還住老三居呢，給自己置個像樣的書房吧？”錢老搖頭：“把天問好，比裝潢更舒服。”

有人統計，1956年至1985年，他個人累計獲獎獎金約五十萬元，實際留給家庭不到十分之一。夫人蔣英笑言：“咱家日常用品，比你做火箭還節約。”他聽后哈哈大笑：“火箭要省不得。”

說到火箭，1960年春節前夕，他帶隊走進戈壁深處的基地。零下二十多度，帳篷頂子結著冰。他蹲在圖紙旁，用炭條畫拋物線，嘴里叨念“二級火箭交會點要前移三十公里”，技術員凍得直搓手，他遞過去一片暖寶寶大小的熱磚：“揣兜里，別感冒。”四年后，東方紅一號成功上天，海外專家驚呼“奇跡用人民幣換不來”。錢學森只是把手插進棉大衣口袋：“計算沒出錯，奇跡就正常。”

2009年10月31日凌晨，他在北京逝世。軍樂團號聲一響，數十萬群眾自發排隊送行。禮堂里花圈層層疊成白色海洋，走廊只能側身通過。刁九勃拄著拐杖趕來鞠躬，眼眶濕紅。錢學森之子接受采訪，第一句話就是：“黨和人民給了父親最高的厚愛。”那場告別式，用國禮標準執行——紅旗覆棺、三軍儀仗、八寶山長街列隊——這一切，都在說明：那個月薪幾百元、出門坐黑色轎車的老人，對國家到底有多重要。

有人問：為什么連元帥都得不到他的那份特殊保障？答案并不復雜。常規武器保衛疆域，戰略科學家卻守護未來。若沒有安全屏障，他的公式和圖紙就可能變成對手的籌碼。保住一個錢學森，就是保住一步棋、一個大局。不得不說，這一次，我們贏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