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石丹

ID | BMR2004

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正在重塑全球商業生態，由此，傳統的商科教育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培養既理解AI技術邏輯，又能駕馭商業復雜性的復合型人才？如何實現從人才輸送到價值共生？如何重塑AI時代商科教育的范式？如何通過教育體系的系統性變革，彌合技術與商業之間的鴻溝，培養適應未來需求的領導者？

在由中國經營報社、中經傳媒智庫、《商學院》雜志與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聯合主辦的“破界·共生：新商業文明重構未來暨《商學院》第二屆新商業文明論壇”的“新商學夜話”環節，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長段紅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原院長、中國管理科學學會國際化管理專委會主任牛華勇，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趙大旋，北方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魏秀麗，中央財經大學數字經濟融合創新發展中心主任陳端，中國管理科學學會可持續發展管理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向光未來總裁馬翔宇，中國經營報社副總編輯、《商學院》雜志主編、中經傳媒智庫負責人屈麗麗及三位MBA畢業生的優秀代表——人大MBA AI科創俱樂部會長、阿里巴巴集團高級專家、阿里云智能集團瓴羊生態合作總監楊波，清華MBA人工智能俱樂部主席、無界機器人聯合創始人、產品&戰略副總裁徐榮強，第28屆北京大學MBA聯合會主席、生數科技商業化總監陳鶴天，大家共聚一堂，探討AI時代商學教育的改革。本次夜話由中國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論壇理事長、中國管理科學學會可持續發展管理專委會執行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張強主持。

與會嘉賓普遍認為，培養融合“商業實踐+AI技術應用”的商界引領型高層次管理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對當代商科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使命。當商學教育能夠真正連接產業痛點、技術前沿與商業本質時，才能培養出“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腳踏實地”的商業領袖。

01

突破傳統治理框架，提供多元價值

牛華勇在商學教育領域深耕20余年，并有12年擔任院長的經驗。他直言，如今的商學教育面臨極大的挑戰。以MBA項目為例，其招生市場面臨劇烈震蕩，這既與項目之間的競爭有關，也與MBA教育本身存在的種種問題有關。最近幾年包括金融、會計、國際商務等在內的專業型碩士，無論從結構設計還是教育質量角度，都已經成為MBA教育的有力競爭對手。例如，同樣是管理類聯考，某高校會計專業碩士的錄取分數甚至會比MBA高出70多分，這背后折射出的是項目結構和生源結構的根本性轉變：最近幾年，更多的年輕人選擇先拿碩士學位，再出來參加工作，會計、金融等專業型碩士因為沒有工作年限的限制、項目設計的實踐導向，所以更受應屆本科畢業生的歡迎。隨著越來越多的應屆本科生選擇普通專業型碩士，以往屆畢業生為定位目標的MBA，其生源數量和質量都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中。MBA項目學費高昂、學習周期長、職業回報模糊等問題，明顯削弱了其競爭力。
更加嚴峻的是，最近幾年，整個商學院的教育形態正在逐步趨于固化，商學院的運行機制、創新動力，甚至知識體系都已經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相比于業界，教育界探索商業新知的沖動明顯偏低，商學院知識更新滯后，教授們將市場前沿動態轉化為結構化知識的速度緩慢。老舊的模式和知識，耗盡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也難以給市場帶來真正的啟迪。必須看到，絕大部分的商學院與其所在高校的運行機制之間，都有不同程度的摩擦。在高度管制的條件下，商學院的創新沖動受到了巨大的抑制，目前已經無法承擔商業知識創新和傳播平臺的完整功能。

對于這些挑戰，牛華勇也提出了自己較為顛覆的思考。他認為，商學教育的改革需突破高校的傳統治理框架，有條件的商學院，應該去探索“理事會”領導下的相對獨立運營模式。具體而言，可以考慮構建“大學監管+理事會決策+院長執行”的三層架構，除了大學代表以外，要吸收業界代表、杰出校友等進入商學院理事會，確保商學院在戰略上的靈活性以及在決策和財務上的相對獨立性，這將極大地促進商學院的資源整合能力，展現更加強大的創新能力和社會服務能力。

趙大旋則更主張思考商學教育改革應該從能給學生什么樣的額外附加價值角度去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是全國MBA辦學歷史最悠久的一個院校，今年正好慶祝35周年。”趙大旋說，“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與AI技術顛覆傳統知識傳播模式的雙重沖擊下，中國MBA教育到了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

首先是歷史紅利的消失。上世紀90年代，教育部通過學位授予制度構建起高校對上課教育的“壟斷性供給”，使得商學院擁有“學位稀缺性+教育資源壟斷”的雙重護城河。彼時，企業高管為彌補早期高等教育的缺失，會在工作多年后選擇進商學院讀書。但如今，全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突破60%，直接瓦解了“學位稀缺性”的底層邏輯。其次是短視頻平臺的崛起，使優質商科知識以碎片化、場景化形式觸達用戶，傳統課堂的知識傳播模式被徹底打破。中國MBA教育的歷史拐點已經出現。應該如何應對呢？“面對這一趨勢，商學院的MBA教育唯有不斷創新，為學員創造出更多附加價值，例如增強身份認同、提供同行互助的平臺、構建終身受益的校友網絡，方能為MBA教育注入持久的生命力，推動其可持續發展。”趙大旋說。

陳鶴天直言，在知識爆炸與技術迭代的雙重沖擊下，傳統商科課程如何突破“教用脫節”的困局是核心之一。當MBA褪去學歷光環之后，引入更多貼合時代發展的課程就顯得非常必要，商學院的價值必須回歸真實戰場。“我的工作實踐告訴我，商業邏輯分析的培養其實非常重要，學院可以將一些熱門企業實踐、商業邏輯做梳理和體系性地提煉形成案例。”這種校企深度聯手的課程模式，讓課堂成為真正解決現實問題的“會診室”。同時，陳鶴天強調，在院校內的“連接”也很重要。在北大，他通過校內交叉學科的選修，不僅完成了數十篇考古作業筆記，更重要的是這種多元連接、思維交叉的學習過程，有利于開拓視野，這種突破商學院自身課程“向外”的探索和跨學科思維，幫助學生構建了體系化理解商業難題的思路，形成了應對復雜市場的結構性思維。

02

播撒可持續發展的新商業文明理念與實踐

陳端認為，在討論商學教育如何改革的時候，可以以終為始，圍繞未來整個社會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企業家，來反推商科教育應該如何尋找著力點和破局點。陳端指出，智能商業決策閉環的崛起正在重塑企業家的能力圖譜。傳統以經驗驅動的決策模式正被大數據算法取代，企業家將從過去多種資源的整合者，進化為創新的組織架構師。這要求企業家具備構建開放創新生態的能力，同時，其關注點不能只是商業回報，應該追求以ESG引領商業模式的良性創新，追求ESG與商業之間的耦合度。

可見，可持續發展的新商業文明理念及實踐，是未來商學教育能提供給學生的重要價值。

魏秀麗結合自身教學實踐認為，作為商學院《商業倫理與社會責任》課程的授課教師，應承擔以下三種關鍵角色：

第一，播種者：教師需系統性地啟蒙學生的商業倫理與社會責任意識，為學生構建關于商業倫理、社會責任、ESG和社會價值的基本認知框架。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在學生的心中播下新商業文明的種子。

第二，觀察者：教師應積極引入企業前沿實踐中的鮮活案例，論證企業社會責任如何有機融入戰略體系并創造多維價值，從而客觀詮釋“負責任商業實踐”在現實操作層面的可行性。

第三，參與者：教師應設計并組織相關的如案例競賽或模擬可持續商業項目等活動，促使新商業文明的種子在實際場景中生根發芽，使學生深刻體驗倫理決策與責任踐行在真實商業環境中的挑戰及其價值創造過程。

馬翔宇曾有著在國內頭部商學院近二十年的企業高層管理培訓項目管理者的經歷，是中國商學教育的第一代職業經理人。在商學院工作期間，曾做了早期企業參訪游學的嘗試。離開商學院之后，她一直在做一個探索，就是如何讓ESG可持續商業與現有的商學教育做個“連接”。一方面希望把可持續發展、可持續商業的知識帶進商學院課堂，另一方面也可以把通過向光獎發掘到的優秀社會價值企業的實踐提煉成案例，讓商學院的教授在教授理論之外，有更多的帶著社會創新色彩、社會價值特色的企業案例進入課堂。同時，經過商學院課堂提煉出的系統知識又成為了企業的Know-how。在馬翔宇看來，這便是“知識共生”，讓多方資源協同，讓商學教育能夠鏈接學術智慧、產業實踐，成為產業創新的催化劑和社會價值的放大器，才能真正實現“跨界共生”，這不僅是商學教育的破局之道，更是商業文明進化的必由之路。

當教育者、企業家們將社會價值的種子植入課程體系，用鮮活的案例激活學生認知并通過實踐項目錘煉其行動力時，商學院便真正成為新商業文明的創新孵化器。

03

培養兼具商業管理實踐與AI技術融合的人才

徐榮強認為，商學教育不變的是底層的商業邏輯，變的是如何去結合前沿的技術，這兩者組合起來的課程，構建了一個“底層邏輯+前沿技術”的二元知識體系，才能真正培養面向未來的企業家、管理者。例如現在的AI正在重構、解決整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問題，企業管理者和企業的領導團隊也必須理解AI怎么去解決生產力變革的周期、生產關系的變革周期，這樣才不會因為對技術周期的把握不準，過早地成為行業“炮灰”或者過晚錯失風口。因此，徐榮強認為，AI應該成為商學教育中的重要一環。
在AI驅動下，企業組織趨于小型化、敏捷化，對人才提出需要具備“技術+產業+資本”的融合能力，這種跨界能力和綜合性知識框架體系，正是商學教育需強化的方向。“清華的實踐是，在課堂上，教授提供底層經典的知識和框架底座，學生分享各自行業案例，這既不是現代的思想去替代傳統思想，也不是完全依賴于傳統思想，而是知識體系的動態平衡。這與大會‘破界·共生’的是一個邏輯，即AI帶來的新理念新知識和經典的理念需要碰撞、破界，才能真正融合到課程中去，從而實現知行合一。“接下來，我們AI聯盟會做很多活動，這也將成為商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徐榮強說。

楊波表示，最近兩年工作的增長點都在AI。因此，楊波在回歸校友會之后，在人大商學院的支持下，成立了AI科創俱樂部，探索如何幫助學弟學妹們真正地在AI方向上更好地轉型。《商學院》雜志記者此前在采訪人大商學院院長易靖韜時了解到，2025年，人大商學院在工商管理專業碩士學位下增設“人工智能管理MBA”，其核心是培育兼具商業管理實踐與AI技術融合共生的引領型商業管理人才。

04

挖掘商學教育的特色價值

陳端提出，商科教育應培養學員具備“兩度兩力”，即政策敏銳度、技術敏捷度；用戶洞察力、產業穿透力，并在此基礎上去探索垂類MBA項目及其與政策紅利、行業資源、新興領域的深度鏈接。具體而言，陳端認為，企業作為微觀經營主體，面臨著政策紅利與風險的雙重性，特別是新能源、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創新往往既伴隨政策紅利又伴隨著不確定性。有些行業存在企業先行，法規滯后的現象，企業前期投入就可能變成沉沒成本。這對企業家而言，需要前瞻性的洞察力和判斷力，這種判斷力是基于社會整體變遷的一種復雜系統思維，來反觀自身企業創新行為在社會創新生態中的地位和走勢，這也為企業家的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陳端認為，面對技術—政策—產業的復合型挑戰，垂類深耕與生態賦能是商科教育的“破局”路徑。比如近年文博產業的深度開發，帶動了一些新型價值鏈的形成和增收。商科教育是否可以探索在文化科技融合角度做一些垂類的MBA呢？

而在MBA教育差異化道路上，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以下簡稱“商務部研究院”）則頗具特色。段紅梅介紹，商務部研究院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國家政治經濟、對外貿易、國際商務、國際合作建設與發展的主力軍和排頭兵，2015年入選中央確立的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單位。研究院下設22個所，每個所都對應商務部的主要業務司局，比如對外貿易研究所、流通與消費研究所、現代供應鏈研究所、貿易與投資安全研究所、電子商務研究所等，都極具特色和專業性。在此背景下，MBA教育培養突出“時效性、專業性、前沿性、國際性”四大特性。“智庫平臺的定位支撐它從政策規劃到產業落地，從智庫研究到課堂案例，可以‘一條龍’地讓學生享受到快捷而實用的優質教學資源。今年9月，全國首次‘出口管制’專業領域研究生課程即將開課。”段紅梅說。這種“智庫型商學院”也是應對當下商學教育知識體系滯后、特色價值不足、生源質量隱憂等問題的探索路徑之一。在AI重構商業邏輯、地緣政治重塑全球秩序的背景下，商務部研究院以“智庫化”為突破口，以“獨特性”為保障，亦為中國商學教育的突圍提供了一條可資借鑒的路徑。

“夜話”的最后，屈麗麗總結表示，當前，新商業文明呈現“破界·共生”的趨勢：人工智能、ESG、數智化等重構商業底層邏輯，企業通過解決社會問題創造協同價值。商學院教育則需回應這一變革，實現從課程設計到實踐場景的全面升級。媒體作為連接器，可發揮獨特作用：通過議題設置與資源整合，將產業前沿的突破者和實踐者引入課堂，為教育注入實戰洞察；同時，依托智庫專家網絡和校友資源，搭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實踐體系，推動產教深度融合。未來，商學院應成為開放平臺，匯聚多方力量，培養具備底層邏輯與跨界思維的新商業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