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宋氏家族歷史地位的特殊性,各種坊間傳聞、文學演繹充斥其間,而嚴肅史學研究成果卻少人問津,因為相比嚴肅歷史,人們更喜歡聽傳奇故事。更有甚者,出于種種目的,故意歪曲歷史,把本來就不清的水攪得更渾。
本文系以檔案文獻和館藏文物為依據,努力還原真實歷史,不當之處還望方家指正。
一、宋慶齡外祖母是徐光啟第九世女孫
宋氏家族一向以系徐光啟后人為傲,而這則源于宋慶齡外祖父倪韞山(其后人改為“蘊山”)的婚姻。關于宋慶齡外祖母(以下稱“倪徐氏”)的血統(tǒng)說明,均來自宋家自述,確切地說部分源于轉述的宋家自述。共有四種說法如下:
第一,宋耀如美國友人步惠廉之子轉述步惠廉對宋耀如夫婦親述的回憶。其記:1887年10月,宋耀如在蘇州與美國大學校友步惠廉重逢,非常自豪地向步惠廉講述了他的新婚妻子倪珪貞的家世,說她的母親是徐光啟的直系后裔,她的父親是上海倫敦會的信徒,她的母親在嫁給她父親之前一直住在徐家匯,婚后改信新教。1888年春節(jié)期間,步惠廉在昆山第一次見到倪珪貞,聽倪珪貞本人生動地講述了自己的家族故事,說1853年太平軍橫掃上海時,負責為清政府守護徐家匯的外祖父戰(zhàn)死,尚待字閨中的母親逃出了徐家匯,在奔跑途中因為纏足行動不便而被迫丟棄了很多隨身攜帶的家傳珍寶。1
第二,倪珪貞去世后,她的孩子們?yōu)樽肥瞿赣H生平而撰寫的“行述”(以下稱“宋母行述”)。其記:倪徐氏的父親是徐光啟第十六代傳人,時任淮軍統(tǒng)領,率軍轉戰(zhàn)上海、寶山、南匯、川沙,陣亡于川沙。 2
第三,宋慶齡1962年手書。1962年是徐光啟誕辰400周年,是年10月,宋慶齡手書的一份關于母親一族系徐光啟后代的倪氏家史,輾轉經由臺灣歷史學家張其昀之手送達宋美齡,又通過宋美齡傳遞給宋家在美的每一個成員傳閱。在自留的一份手書上,宋慶齡補充道:“這是我母親的祖宗歷史。我的(外)祖母,倪(徐)氏(是)在太平天國時從松江到了上海的。” 3
第四,宋美齡1962年題序。同在1962年,11月,臺北光啟出版社出版由張其昀題寫書名的《徐文定公家書墨跡》,宋美齡在題序中稱:“外王母徐太夫人乃文定公第九世女孫。”
查史書可知,1853年橫掃上海的是小刀會,而小刀會自稱太平軍部屬,所以稱小刀會為太平軍也不算是錯。但是,“宋母行述”所講的歷史時段顯然不是1853年小刀會時期,而是正牌太平軍進攻上海縣城的時期。清咸豐十年至同治元年(1860年至1862年間),太平軍向上海發(fā)動了三次大規(guī)模進攻。為了剿滅上海的太平軍,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曾國藩與李鴻章在安徽正式成立淮軍,并于三月開拔到上海,增援上海地方團練、會防局、“常勝軍”,一起圍剿太平軍。
查1862年淮軍到滬后統(tǒng)領各營的將士名單,徐姓統(tǒng)領只有得字營的徐德勝,但他非上海縣人;統(tǒng)領淮軍中由上海防勇組成的會字營的上海縣人名周志鴻,與徐家無關。4
根據黃炎培主纂的民國《川沙縣志》卷三《戶口志》之《陸炳麟川沙族譜一斑·徐氏譜略》,當時在川沙陣亡的徐姓名士僅有明朝開國元勛中山王徐達之后徐光發(fā),其先原籍為安徽鳳陽縣,時任布政司理問(注:理問是理問所的負責人。明清時,理問所為布政使司所屬機構。清朝時只有直隸、江西、江蘇、浙江、湖南等幾個省份的布政使司才設理問所,理問所也只設從六品的理問一人),咸豐十一年(1861年)率團眾鎮(zhèn)壓太平軍時陣亡,同治四年(1865年)奉旨給予云騎尉世職,光緒年間加贈武德騎尉,封朝議大夫。5這位在川沙陣亡的徐姓名士顯然不是徐光啟后代,也與淮軍無關。
宋美齡應該是在歷史學家張其昀的幫助下,意識到了“宋母行述”以及父母生前所述有誤,遂在1962年將倪徐氏是徐光啟第十七世女孫的說法改成了“第九世女孫”。據上海縣志和徐氏宗譜的記載,1853年帶兵守護上海家園的是徐光啟八世孫徐士榮(字志瀛),是時為上海縣最大的慈善機構同仁輔元堂的董事之一。徐士榮奮戰(zhàn)守堂,以致“衣履沾血成赤,日不一食亦不知饑”。徐士榮事后赴浙江履知縣職。1861年太平軍接連攻陷江浙城池,上海形同孤島,徐士榮聞訊,辭別浙江巡撫晏端書,返回原籍,再次準備誓死保衛(wèi)家園。時江南督辦團練大臣龐鐘璐經常上門拜訪,李鴻章淮軍大營進駐城南后,他也受到李的器重,襄助淮軍銘字、春字二營,并與二營統(tǒng)領劉銘傳、張遇春締結蘭盟,并肩作戰(zhàn)。徐士榮為救濟難民,散盡家財,最后在貧病交加中去世,終年43歲。6李鴻章為辦地方團練有功者上奏請賞的名單中常出現(xiàn)徐士榮,且每次都位列上海縣第一名。同治六年(1867年),李鴻章的請賞名單中依然有他:“補用知府浙江候補同知徐士榮,請賞加道銜。” 7
徐士榮既有倪珪貞親述的1853年對戰(zhàn)小刀會的經歷,也有“宋母行述”所記與淮軍并肩對戰(zhàn)太平軍的經歷。宋美齡在歷史學家張其昀幫助下,以家族口傳為線索,依據史料記載,確認了倪徐氏是徐士榮的女兒,即徐光啟第九世女孫。這種做法是科學的,理清了倪徐氏的身世。
至于宋慶齡手書,她說外祖母倪徐氏“在太平天國時從松江到了上海”。結合徐士榮1861年為對抗太平軍辭別浙江巡撫返回上海的經歷,宋慶齡手書中的“松江”說法有誤,倪徐氏應該是在1861年隨同父親徐士榮從浙江省返回江蘇省松江府上海縣。
二、宋慶齡外祖父是上海倫敦會最早的華人牧師
“宋母行述”將宋家“信宗教、尚新學、教育子女并重”的家風僅僅歸功于徐光啟的傳承,但是被宋家忽視的外祖父倪韞山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倪韞山的身世也被各種坊間傳聞甚至謠言左右,所幸倪牧師是在中國近代基督教傳華史上留下一筆的人,借助當今大數據時代先進技術的幫助,筆者層層追索各種信息,發(fā)現(xiàn)了新的第一手原始史料,綜合其他已掌握史料,倪韞山的史跡漸趨明朗。
一、倪韞山與妹夫王月舟1858年同時加入基督教,1870年同時被公舉為牧師。
倪韞山是江蘇省松江府川沙廳人,字嘉珍,道光丙申十二月初八日(1837年1月14日)出生,光緒己丑三月初九日(1889年4月8日)去世。 8在他去世5個月后,他的教友錢芳棣在《萬國公報》上撰文哀悼道:“君品端行方,循規(guī)守矩。事母孝而愛弟篤。”倪韞山在屢應科舉屢不中之后,“悟富貴功名如電光石火,一轉瞬而皆非我有,惟信道行教可盼永福”,于是毅然決定加入基督教,于1858年由英國倫敦會在華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施洗加入基督教,成為倫敦會教友,“旋被任為天安堂牧師”。9
牧師資格不是輕易可以獲得的,倪韞山“旋被任為天安堂牧師”其實也是隔了好幾年之后的事。
新發(fā)現(xiàn)的史料揭示,倪韞山成為牧師是在1870年,而和他同時被公舉為牧師的還有和他同時入教的妹夫王月舟。王月舟雖是妹夫,但比倪韞山年長,在牧師排名上也位居倪韞山之前。 10
兩人入教是有人引薦的。時寶山醫(yī)士兼?zhèn)鞯朗筷愖又t到川沙行醫(yī)傳教,結識兩人,對兩人頗為賞識,遂將他們介紹給兼轄川沙教事的上海倫敦會牧師慕維廉。入教后,兩人迅速成為慕維廉的左膀右臂,并與慕維廉成為心腹之交。感于慕維廉的知遇之交,兩人“奮不顧身,其于遠近城鄰,靡不周行布道,旦夕晴雨,食息皆忘” 。11教友錢芳棣追悼倪韞山時也說:雖然很多人不理解,親戚朋友也疏遠了,但是倪韞山“轉道滬、匯、川、寶等處”,“兢兢業(yè)業(yè),矻矻孜孜,櫛風沐雨,戴月披星”講道。12
陳子謙認為倪王二人有牧師之才,咸豐庚申年(1860年),他特地帶了兩人去見一位在上海縣城躲避太平軍的教友,大家“縱談良久”,教友覺得二人是“當世英俊”,相見恨晚,“爰訂交焉”。同治元年(1862年),教友赴都襄辦教務,1870年回滬,復與二人恢復往來。“旋因中西同道,以二君忠主愛人,實心認事,殊堪為群羊表率,眾情愛戴,爰即公舉為會牧。”13
倪韞山與妹夫王月舟一家情誼甚篤。1879年,四處游歷傳教的王月舟舉家遷居寶山縣大場鎮(zhèn)不久,自幼隨父到處傳教的18歲長女在家中病逝,臨終前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所惜者不得與韞山母舅告別,聞其明日當來,吾不及見矣。”倪韞山哀慟不已,特地撰文哀悼,并刊登在《萬國公報》上。14
當時倪韞山尚居川沙,他最小的兒子倪錫純于光緒六年(1880年)在川沙出生,自幼隨父親舉家遷往上海縣城。151883年,倪珪貞15歲時,升入裨文女塾讀書。該校是上海開埠后的第一所新式女子學校,倪珪貞姐姐倪珪金(牛尚周夫人)也畢業(yè)于該校。16世存倪珪金寫給女兒牛惠珠在美國寄養(yǎng)家庭霍布魯克(Holbrook)家族的信,從倪珪金一手漂亮的英文字和成熟的英文表達來看,在中國女學尚未開化的時候,倪家姐妹已經受到非常良好的西學教育。
三、倪韞山等華人牧師于1885年接管山東路天安堂
天安堂始源于1845年,當時旅滬各國僑民和牧師等組織禮拜堂,公推英國倫敦會麥都司(Walter Henry Medhurst)為牧師,借倫敦會盆湯弄口講堂集會。盆湯弄口講堂只是一間簡陋的民房,不過當時人數不多,華人教友僅三四人。1856年,麥都司回國,慕維廉被公舉為牧師,華人教友日增。1862年,倫敦會將盆湯弄口老天安堂拆除,由慕維廉捐款,在山東路麥家圈內再造新堂。倪韞山和妹夫王月舟是在山東路麥家圈天安堂建成后,華人教友劇增的情況下,被同時公舉為牧師的。由于華人過多,1885年,英國僑民在蘇州河畔的圓明園路口別建教堂,專供英國僑民禮拜,并將山東路天安堂贈予華人傳道。時天安堂的華人牧師除王月舟、倪韞山外還有一位名潘恂如者,因他們年事過高,遂封立董紹勛為牧師,襄理牧職。17
1889年倪韞山去世后,光緒十六年二月(1890年3月),王月舟領銜在上海各公會牧師、教士等為己及為治下諸會友上英國議院書上簽字,要求英國禁止鴉片入中國。18光緒十七年七月初六日(1891年8月10日),王月舟在滬病逝,終年66歲。其葬禮規(guī)模浩大,送葬的中西人士約200多人。19
1907年,天安堂開始產生華人自立會。1916年,倫敦會終于決定“將常駐天安堂之西委員撤銷,以后停止委派”。天安堂自立后,倪韞山之子倪錫純首任堂議會會長。時山東路天安堂因年久失修,華人們自行募集款項準備在原址翻造新堂,捐款甚多者還有倪韞山長婿牛尚周。201921年,倪錫純與牛尚周長子牛惠霖同被推舉為天安堂地產委托團代表,負責翻建新堂。因經費不足,天安堂規(guī)定“凡捐款若干者,得立紀念堂,次之得立紀念室,及紀念碑”。 21于是倪錫純捐資為父建“思倪堂”,并邀請父親摯友陸云峰之子、名人陸徵祥為父親的紀念碑撰文。1923年天安堂動工。1924年新堂竣工,屋高三層,北側即“思倪堂”。22陸徵祥撰文的“倪牧師蘊山公紀念碑”即立于思倪堂內。
四、結 語
口口相傳的歷史,傳到后來出現(xiàn)偏差,這是正常現(xiàn)象。所以口述歷史需要檔案文獻作為佐證,而口述中出現(xiàn)的偏差也能借助檔案文獻的記載得以糾正,同時口述歷史中出現(xiàn)的遺漏也能得以補充。
綜上所述,倪家口傳家族史關于倪徐氏需要糾正的是:倪徐氏是徐光啟第九世女孫,非第十七世。其父徐士榮既參加了1853年對小刀會之戰(zhàn),也參加了1862年對太平軍之戰(zhàn),且與淮軍并肩作戰(zhàn)。
關于倪韞山需要糾正和補充的是:倪韞山本名“韞山”,非后人改的“蘊山”。倪韞山是倫敦會最早的華人牧師但不是唯一的一位;他成為牧師的時間是1870年而非1858年剛入教不久。倪家最遲已于1883年定居上海縣城。
關于宋慶齡外祖父母的史跡,本文尚有遺憾的是,未能追索到關于他們在川沙的住址和傳教場所的文獻資料,也未能追索到倪蘊山上海住所的文獻資料。種種遺憾留待各位方家進一步嚴謹考證。
【作者為上海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業(yè)務處(研究室)副處長】
注釋:
1. 見朱玖琳譯注《詹姆斯·伯克著〈我的父親在中國〉有關宋氏家族的記載》,《孫中山宋慶齡文獻與研究》第3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版。
2.見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藏《宋母倪太夫人訃告》。全文亦以《宋母行述》為題刊登于《興化周報》1931年第28卷第31期,第42-43頁。
3.兩份手書分別藏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和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
4.王爾敏:《淮軍志》,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22、123頁。
5.吳仁安:《明清時期上海地區(qū)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90頁。
6.王成義編著:《徐光啟家世》,上海大學出版社 2009年版,第185頁。
7.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3 奏議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版,第11頁。
8.見陳列于宋慶齡陵園宋慶齡紀念館的《倪牧師蘊山公紀念碑》。
9.錢芳棣:《挽韞山倪牧師》,《萬國公報》1889年第7期,第65-66頁;《倪牧師蘊山公紀念碑》。
10.見《歷任牧師一覽表》,《中華基督教會天安堂百周年紀念特刊》,1944年10月10日刊印,上海檔案館藏,案卷號Y3-1-163。
11.《王月舟先生傳附韞山倪君事略》,《畫圖新報》1891年第12卷第3A期,第102頁。
12.錢芳棣:《挽韞山倪牧師》,《萬國公報》1889年第7期,第65-66頁。
13.《王月舟先生傳附韞山倪君事略》,《畫圖新報》1891年第12卷第3A期,第102頁。
14.見倪韞山:《女弟子逝世記》,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十一,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版,第6606頁。
15.《倪吉士生前談宋慶齡出生地》,《孫中山宋慶齡研究信息資料》1998年第1期;上海書店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 上海府縣志輯7 民國川沙縣志 康熙嘉定縣志 康熙嘉定縣續(xù)志 影印本》,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96頁。
16.據牛惠生回憶,見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編:《宋耀如生平檔案文獻匯編》,東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47頁。
17.見《天安堂百年來之回顧》《百年大事記》《歷任牧師一覽表》,《中華基督教會天安堂百周年紀念特刊》,1944年10月10日刊印,上海檔案館藏,案卷號Y3-1-163。
18.《抄錄上大英議院禁止洋煙入中國公稟》,《申報》,1890年6月11日,第3版。
19.《王月舟先生傳附韞山倪君事略》,《畫圖新報》1891年第12卷第3A期,第103頁。
20.《教會紀事》,《申報》,1915年12月17日,第11版。
21.《天安堂百年來之回顧》,《中華基督教會天安堂百周年紀念特刊》,1944年10月10日刊印,上海檔案館藏,案卷號Y3-1-163。
22.《建筑新訊》,《申報》,1923年11月24日,第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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