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上海徐匯區衡山公園的沈鈞儒紀念銅像基座上，鐫刻著“沈鈞儒先生”五個大字。這五個字取自周恩來致沈鈞儒的親筆信。1938年，為營救在武漢被國民黨扣押的李公樸，周恩來和沈鈞儒及時互通信函，密切商量。

兩人的四封親筆通信的復印件，一直被沈鈞儒的長孫媳周秉德保存著。作為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從12歲起在周恩來和鄧穎超身邊生活了15年，直到27歲時與沈鈞儒的長孫沈人驊結婚。

她嫁入沈家那年，沈鈞儒剛剛逝世。如今，沈人驊也已亡故多年。著名畫家楊之光所作的沈鈞儒素描像，至今掛在周秉德家客廳墻上。兩只裝著沈鈞儒少量舊物的暗紅色豬皮箱，依然擺放在她的房間里。

今年是沈鈞儒誕辰150周年。沈鈞儒是新中國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歷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

曾任中國新聞社副社長的周秉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新中國成立之前，很多黨外人士因為認識周恩來而認識了共產黨，也因為相信周恩來而相信了共產黨，沈鈞儒就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

“恩來說了，可以這樣辦”

沈鈞儒與周恩來相識之前，兩人神交已久。

一二·九運動爆發后，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沈鈞儒任主席。1936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派馮雪峰由陜北來到上海，與沈鈞儒取得聯系。隨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辦事處，潘漢年任主任，馮雪峰為副主任。自此，沈鈞儒同中共開始有了正式組織上的聯系。

1936年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救國會”）成立，沈鈞儒被推選為常務委員。他和章乃器等人公開表示，擁護中共中央關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許多中共地下黨員加入救國會成為骨干，救國會的很多活動都與中共密切配合。沈鈞儒對潘漢年等人說：“我們與你們之間，是心心相印的關系。”

這年11月，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樸、王造時被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罪名逮捕，史稱“七君子”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蔣介石提出釋放“七君子”。經各界營救，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后，“七君子”獲釋。

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設立國防最高會議作為全國國防最高決策機關，同時下設國防參議會。國防參議會首批聘任了16位參議員，沈鈞儒是其中之一，后又陸續增聘了周恩來等9人。

國防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于1937年8月中旬在南京中山陵舉行，沈鈞儒和周恩來都出席了會議。在國民黨立法院秘書長梁寒操舉辦的茶話會上，沈鈞儒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兩人相談甚歡。

1963年元旦，周恩來設宴招待在北京的70歲以上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以及國務院各部門領導和參事室的老人，時年90歲的沈鈞儒在宴會上致辭。圖/中新

南京淪陷前夕，救國會遷至武漢。這一時期，沈鈞儒經常與周恩來、博古、董必武溝通。有一段時間，周恩來幾乎每周都到漢口中央銀行樓上與救國會的沈鈞儒、史良、鄒韜奮、李公樸，國社黨的張君勱，青年黨的左舜生等人見面，向他們介紹國共會談的情況，聽他們對時局的意見。

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在重慶成立，周恩來任書記。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等和南方局部分機構入駐曾家巖50號“周公館”。

南方局候補委員、重慶局委員王炳南與沈鈞儒合租在良莊，沈鈞儒與周恩來聯系起來更方便了，經常去“周公館”拜會。

那時國民黨加緊防共反共，沈鈞儒總在時局不明時說：“聽聽共產黨朋友的看法。”救國會工作遇到困難的時候，沈鈞儒有時也苦惱，但過一兩天就會豁然開朗：“恩來說了，這件事可以這樣辦……”

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之間，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重慶與民主黨派舉行的各種形式聚會，達120次之多。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統一戰線工作報告時指出，共產黨的統戰工作方針之一是扶持救國會、生活書店等進步團體。他說：“救國會、生活書店等是進步分子的組織，他們的成敗就是我們的成敗，我們不應使同盟者失敗。”

“作這樣的‘尾巴’不是很光榮嗎”

抗戰時期，沈鈞儒積極奔走于國共兩黨之間，從事調停工作。

1940年9月，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沈鈞儒等救國會負責人多次組織集會，或在章伯鈞寓所，或在張申府家里，或在沈鈞儒住處，邀請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一起商談形勢，尋求解決辦法。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同沈鈞儒等聚會時說明，中共將拒絕參加定于3月1日開幕的二屆一次國民參政會。沈鈞儒等人向周恩來建議，以“12條善后辦法”作為出席條件，被中共采納。

而后，沈鈞儒等聯名向蔣介石呈交意見書，主張保留中共方面的參政員席位，并成立監督抗戰的特種委員會。蔣介石對此表示接受。盡管周恩來提醒沈鈞儒等人“不要上當，免被各個擊破”，他們還是接連幾天輪番前往曾家巖50號，力勸中共再作讓步，出席參政會。

最后，蔣介石仍然拒絕了中共降低條件后提出的“臨時解決辦法12條”。中間派內部開始出現分歧。沈鈞儒等救國會代表與中共立場保持一致，在中共表示拒絕出席參政會后，也宣布拒絕出席。中共中央高度評價救國會，是“最接近我們、同情我們的”。

沈鈞儒和他領導的救國會曾被一些人譏為“中共的尾巴”。他說：“共產黨堅決抗日，為國為民，作這樣的‘尾巴’，不是很光榮嗎？”

中共中央南方局考慮擴大民主陣營。周恩來與沈鈞儒和鄒韜奮商量，其后沈鈞儒牽頭聯絡各方民主力量，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慶秘密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當年11月公開。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取消“政團”二字，以便接納無黨派人士參加。沈鈞儒任民盟中央委員及中央常務委員。

位于重慶上清寺的“特園”是周恩來和沈鈞儒經常見面的地方。特園主人是民盟中央委員鮮特生，這里是民盟在重慶的一處辦公地點，被稱作“民主之家”。重慶各界人士常常在此聚會。

為了以合法身份推進抗日民主運動，沈鈞儒還恢復了自“七君子”案后中斷的律師執業，被選為重慶律師公會常務理事。1942年，他與沙千里、崔國翰、林亨元在重慶設立平正法律事務所，積極受理周恩來、董必武及八路軍辦事處委托的案件，還受聘為《新華日報》、魯迅紀念委員會以及生活書店等22家書店、出版社的法律顧問。

在重慶期間，周恩來常以祝壽之名組織聚會。1943年，沈鈞儒虛歲70歲。12月21日，重慶文化界、婦女界、各黨派負責人以及上海法學院師生共400余人舉行盛大的茶話會，為沈鈞儒祝壽。

1944年11月，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籌備工作和整風學習的周恩來飛返重慶。沈鈞儒很開心，作詩《經年》表達心情：“經年不放酒杯寬，霧壓江城夜正寒。有客喜從天上至，感時驚向域中看。新陽共舉葡萄盞，觸角長慚獬豸冠。痛哭狂歡俱未足，河山雜遝試憑欄。”周恩來深感敬重，親筆將此詩抄錄了下來。

抗戰勝利后，政治協商會議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在與會者名單中，周恩來把民盟和無黨派代表中的沈鈞儒、郭沫若、章伯鈞、張申府四人劃在自己一方，認為他們是能同中共密切合作的左派人士。

沈鈞儒和章伯鈞等代表“第三方面”，在國共之間奔走調停。但最終，國民黨政府不顧中共反對，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強行召開國民大會，標志著國共和談破裂。當天，沈鈞儒返回上海，公開發表譴責聲明。

幾番調解無效之后，沈鈞儒認識到“中間道路”并不可行，政治態度左轉。他認為，中共說話算數，方針正確，作風正派，魯迅生前說中國的希望在共產黨肩上是完全正確的。

中共代表撤返延安前，請民盟代為保管中共代表團在國統區的房屋財產，沈鈞儒在嚴峻的形勢下爽快同意了。周恩來臨行前，把上海和南京辦事處的幾處住房鑰匙親手交給了沈鈞儒。

1947年10月，國民黨宣布民盟是“非法團體”，要“嚴加取締”。沈鈞儒在中共幫助下于11月30日秘密抵達香港。當時，李濟深、何香凝等發起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已在香港成立，農工民主黨、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民主建國會等民主黨派負責人也云集香港。1948年1月，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集了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宣布恢復民盟總部，確立了反蔣、反美、反封建以及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的新政治路線。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號召，呼吁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沈鈞儒、章伯鈞代表民盟和在港的其他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公開通電響應。

在周恩來的親自指揮下，在港民主人士被分批秘密護送至解放區。9月12日晚，沈鈞儒與章伯鈞、譚平山、蔡廷鍇等民主人士化裝乘小舢板登上蘇聯貨輪，第一批北上，安全抵達東北解放區。

“他當之無愧”

1949年8月28日，宋慶齡在鄧穎超陪同下從上海抵達北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以及沈鈞儒等民主人士都到火車站迎接。12歲的周秉德站在歡迎的人群里，第一次見到了課本中學到過的沈鈞儒。印象中，他身材不高，留著長須髯，在人群中格外醒目。

10月1日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命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下午3時，沈鈞儒登上天安門城樓，出席了開國大典，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

沈鈞儒一生追求民主憲政，希望中國能有一部“真正人民的憲法”。1954年9月，他參與起草制定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頒布。憲法頒布前夕，正逢他的一個孫子出生，他當即給孫子取名“沈憲”，開心地說：“‘憲’，終于來了！”

沈鈞儒還有一樁長久的心愿，就是加入中國共產黨。早在1939年，他就第一次向周恩來提出入黨，周恩來誠懇地告訴他，作為民主黨派的負責人，他不加入中共比加入作用更大，對工作更有利。1950年，他致信董必武再提此事，沒有收到回音。1962年，他第三次正式申請，中央的意見是：“以民主人士中的一個左派旗幟來肯定他的貢獻更為有利。”

1963年元旦，周恩來招待在京70歲以上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以及國務院各部門領導和參事中的老人時，在祝酒詞中特別提道：“沈鈞儒老人今年90歲（虛歲），我們為他祝賀。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他曾為民主主義、為社會主義奮斗到老。”

1963年6月11日，沈鈞儒逝世。

當年12月，26歲的周秉德在周恩來警衛秘書何謙家中認識了沈鈞儒的長孫、空軍軍官沈人驊。一個周末，周秉德到中南海西花廳把交男朋友的事告訴了伯母鄧穎超，鄧穎超高興地說：“沈鈞儒先生與我與你伯伯都熟悉，他是我們黨的老朋友。”

1964年結婚前，周秉德幾次帶沈人驊去面見伯父伯母。周恩來對這樁婚姻很滿意，他說：“黨外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沈鈞儒先生確實當之無愧。”

沈鈞儒的女兒沈譜后來回憶：“父親的后半生，一直將周恩來同志視為知己，如果他老人家在天有知，看到這段姻緣，也一定會很開心。”

周秉德結婚后，在家人的講述和舊物的痕跡中，更加深入了解了祖父沈鈞儒。

她此前從報紙上讀到過“七君子”案的報道，對沈鈞儒只有粗淺的認識。后來她看見一張合影，是6歲的沈人驊隨父親沈謙去監獄探視沈鈞儒時所照，照片上大家都微笑著。沈人驊對她回憶，那時他看到祖父和其他“六君子”在獄中過著秩序井然、蓬勃向上的生活，在一起打球，學習，與來訪者交談，獄室墻上高懸著祖父手寫的四個大字“還我河山”，蒼勁有力。

20世紀80年代，民盟機關將兩只舊皮箱送還了沈人驊，里面裝滿了沈鈞儒的遺物，其中有1937年沈鈞儒獄中日記、“七君子”討論記錄、1938年武漢抗敵救亡總會記錄等手跡以及日記、信件、賬單、相冊、名片、剪報、公文包等等，十分珍貴。

1998年，沈鈞儒紀念館在他家鄉浙江嘉興籌建，周秉德捐贈了沈鈞儒的大量遺物資料及文物。2014年12月，她又捐贈了700多件文物史料。

沈人驊去世10周年時，周秉德將沈人驊留下的文稿整理成《追憶祖父沈鈞儒》出版。這是沈人驊的遺愿。他退休后開始做沈鈞儒史料研究，計劃寫一本傳記，但尚未完成就在1999年初病故了。

20世紀90年代后，周秉德多次到訪位于重慶的沈鈞儒舊居。多年前，舊居旁還是土坡，門鎖也已生銹，十年前再去重慶時，房屋已經過修繕。重慶渝中區打造了一批傳統風貌區，沈鈞儒舊居所在的馬鞍山傳統風貌區是重點項目之一。

周秉德說，這些都使人們深深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從未忘記曾風雨同行、同舟共濟的革命同路人。

（本文參考了《沈鈞儒紀念集》，周天度、孫彩霞《沈鈞儒傳》，沈人驊《追憶祖父沈鈞儒》）

發于2025.7.7總第119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我們黨的老朋友”沈鈞儒

記者：宋春丹

編輯：黃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