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悍然發動了蓄謀已久的盧溝橋事變，拉開了全面侵華的序幕，給中華民族帶來沉重的災難。作為當時一國統帥的蔣介石，何以在瞬息萬變的政治、軍事和外交局勢，以及紛至沓來、矛盾沖突的種種信息與意見面前驚慌失措，進退維谷，時而主和，時而主戰？

01

如意算盤：以進為退，局部解決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蔣介石于次日得到確報。對日本此次侵略行動的準確判斷，成為蔣決定和戰的關鍵點。但經歷過1935年那場心驚肉跳的華北事變（注：日本侵略軍蠶食侵犯華北地區的一系列事件的統稱）之后，平津地區發生過太多大大小小類似的沖突，蔣一時間也未感到特別緊張。在他看來，“七七事變”最為嚴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機割占華北，或以武力促成華北特殊國的建立。

7月10日、11日兩天，蔣介石接連得到消息稱，日本關東軍態度強硬，并已增兵關內；日本天皇亦從外地趕回東京，日本內閣也有增兵華北計劃。對此，蔣仍相信日本此次挑釁的目的在華北，而不在整個中國，增兵僅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蔣介石依舊堅持強硬態度，非進兵河北不可。

當有傳言說駐守冀察平津地區的宋哲元意欲妥協時，蔣當即電告宋：“盧案（即盧溝橋事變）必不能和平解決……中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以保持為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

為宣示中國政府的態度和立場，蔣介石在事變后不久，即要求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書。然而，外交部乃至軍政各部的態度卻相當謹慎。他們研究甚久，均覺難以著筆。

7月16日，蔣介石召集專門會議，討論發表宣言的問題。對此宣言可能的利弊影響，蔣的估計是：倭寇一貫使用不戰而屈之伎倆，觀盧案發動已10日彼仍徘徊威脅，未敢正式開戰，可知其無意激戰。且即使倭寇準備大戰，其決策權在倭王（指日本天皇），“若我宣言能感動倭王，或可轉危為安”，故他斷定：我表決心之宣言發表“決不致因此而引起戰爭”。

蔣介石在7月17日擬定的廬山談話稿中聲稱：基于此前的教訓，我們已退無可退，“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后關頭的境界”。

“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但是，“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后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

7月20日，蔣介石廬山談話公開發表，國人反響強烈。而日方卻照樣增兵不已，毫無妥協跡象。

7月26日以后，平津形勢急劇惡化，增援到位的日軍開始了大舉進攻。一連幾天，壞消息接踵而至，蔣介石焦心如焚。29日，得知二十九軍被迫撤出北平，天津亦在日機轟炸下行將失守，蔣不禁大呼“可悲孰甚！”并因此痛下決心，重定戰斗序列，準備聲明武裝自衛。

02

突發奇想：借力消力，以戰促和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繼淪陷，蔣介石迅速召見各地重要將領商談抗戰事宜。他明言：“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我之弱點固多，如組織不健全，準備未完全等，以此而作戰，危險實大，“然而，為我民族之人格計，茍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轉危為安，因禍而得福也。”

8月7日，蔣召集國防聯席會議，公開鼓動稱：“這回中日戰爭，實在是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這回戰爭能勝利，國家民族就可以復興起來，可以轉危為安，否則必陷國家于萬劫不復之中。”

與會者一致贊同抗戰，并表示，一旦戰爭打響，“今后軍事、外交上各方之態度，均聽從中央之指揮與處置。”

8月8日，蔣介石以軍事委員長名義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為全體官兵打氣，要求全軍“要有犧牲到底的決心”，“努力殺賊，有進無退，來驅除萬惡的倭寇，復興我們的民族！”

8月9日下午，在上海虹橋機場發生了個別日本軍人和中國機場保安隊之間的沖突，雙方互有死傷。這一看起來并不很大的事件，卻意外地使蔣介石注意到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經歷。當時，中日兩軍在淞滬大戰，因事關列強在上海的利益，各國駐華使節共同出面干預，結果不過3個月時間，雙方各撤一步，達成了停戰妥協。

于是，蔣介石萌發了再度利用上海來刺激列強各國政府神經，促其直接干預的外交設想。他明確告訴國民黨高層：“在北方打仗，國際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國際注意。”就這樣，對中日兩國政府來說均毫無準備的上海之戰意外地打響了。

上海戰事最初因中國軍隊兵力上占據優勢，一度進展順利。然而，8月21日晚，蔣介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經拒絕英國調停。蔣不得不馬上找到蘇聯駐華大使，通知對方：中方決定在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問題上做出讓步，同意立即簽約，以換取蘇聯對華提供軍事援助物資。此前，蔣一直在要不要與蘇聯簽約問題上猶猶豫豫，擔心英美不滿中蘇接近而改變對中國的同情態度。

很顯然，蔣介石并不希望擴大戰爭，甚至也不希望讓蘇聯在中日戰爭中起太過重要的作用。可惜，形勢發展已容不得他再存有任何幻想了。8月30日，中國與蘇聯正式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因為顧慮此一條約可能在英美政府面前造成負面影響，蔣還主動約見英國記者予以解釋，并呼吁“國際間對于現時中日兩國不宣而戰之戰爭，有干涉之必要”。再不干涉，不僅對中國不利，而且對國際都有損害。

03

“與其坐待而亡，何如死中逃生”

1937年8月下旬，日本增援部隊陸續抵滬。隨著淞滬抗戰漸入危局，國民黨內主和的聲音再度高漲起來，但蔣介石再三強調：時至今日，“除犧牲到底外，再無其他出路”，中國“只有抗戰到底之一法”。他尖銳批評“主和之見乃書生誤國之見”。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變”以來種種戰略策略均告失敗的蔣介石，暗自反省了對日關系及政略問題。他在檢討中確信，對日戰略策略之無效，根本上不在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日本侵華野心之不可遏制。

蔣介石寫道，第一，如果我方與日本妥協，“無論至何程度，彼少壯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進尺，漫無止境，一有機會，彼必不顧信義，繼續侵略而不止矣”； 第二，“即使與倭解決東北問題，甚至承認彼所要求者，彼亦必繼續侵華，毫無保障，一時之妥協，不惟不會奏效，徒自壞人格、自破國格而已”；第三，“倭之望我與彼妥協者，其惟一目的，乃在破壞余之人格，使中國無領導中心也”；第四、“此次抗戰，無論結果如何，如不抗戰而與倭妥協，則國亂形勢決非想像所能及也”；第五，“倭寇因志在與俄作戰，但非先擊敗我革命軍，確實掌握中國后，則不敢對俄開戰，故我雖欲與倭謀妥協以待機，決不可能”；第六，總之，“倭寇一得國際動搖機會，必先向我進攻，此為無可挽回之事，亦不能用任何策略可轉移者也；”第七，此次抗戰實乃被逼無奈，“與其坐而待亡，何如死中逃生，保全我國格，以留待后人會繼起而復興！”

10月26日，上海戰略要點大場鎮被日軍攻占，中國軍隊全線動搖。時至于此，整個上海抗戰已告失利。蔣介石再無辦法推動各國干涉和阻止日本進攻了。

上海撤兵，南京動搖，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之后，一時間，國民黨內求和之聲蜂起，蔣介石態度依舊，毫不動搖。28日，蔣召集汪精衛、孔祥熙等要人開會，強硬地宣稱“不能降服于敵人，訂立不堪忍受條件”的立場。 經過反復申說，國民黨高層終于決定堅持中方原則立場，絕不在日方所提條件上討價還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