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樸云 實習記者/吳昀 朱云帆

編輯/宋建華

一位同學在論文寫作時電腦周圍貼滿提示

2025年6月底，正在讀研二的劉藝，學位論文已經寫了6萬字。而6萬字，只完成了她計劃的60%。

從去年開始，按照新出臺的《學位法》，學術學位研究生進行學位論文答辯，專業學位研究生可進行實踐成果、其他規定的成果答辯。這對于為學位論文費盡心力的學生而言，或許意味著一種解綁。

但絕大多數在校大學生，仍在延續著傳統的論文答辯畢業方式。他們發現，雖然大多數學科的碩士論文字數要求在3到5萬字，但實際上論文厚度越來越“膨脹”，從5-6萬字一路攀升至8萬字、甚至10萬字以上。

劉藝論文所研究的《左傳》材料

5萬、8萬、10萬

劉藝 的論文選題不算很大，主要圍繞 《 左傳 》 評點本的內容 進行 分析 。 2023年剛入學時，老師告訴她，碩士論文加緒論、結語、參考文獻等，80頁就夠了，加上封面目錄，大概六七萬字。“ 當時 老師安慰我們別太有壓力，說畢業論文比較好寫 。 ”劉藝回憶道。

但到了2024年，劉藝當年畢業的學長學姐們，學位論文普遍都在110頁以上。

轉眼到2025屆畢業季，劉藝的論文已經進行到4.8萬字左右，她去找導師溝通論文，老師的態度就變了，覺得她寫得太少。“他既帶學碩也帶專碩，他說專碩都能寫上8萬字，你現在的字數我感覺達不到10萬字。”

教育學專業的胡心雨今年以8.4萬字的論文順利過關，其中附錄就有1萬字左右。她告訴記者，她曾翻閱往年的碩士論文，僅僅在兩三年前，她的學長學姐們寫論文，算上附錄總共才八九十頁。

“一開始我只想寫五六萬字，因為從去年前年畢業的師兄師姐那里了解到，大家寫五六萬字，工作量就夠了，可能多一點的會寫到七八萬。”胡心雨說，“結果發現同學一個比一個寫得多，別人初稿可能就寫10萬字，你寫5萬字就會顯得不夠，只有別人的一半。”

學位論文越寫越長，這不是某個學校或學科的獨有現象，一位陜西高校管理科學與工程最優化方向的學碩鄭悅告訴深一度，兩三年前，她的師兄畢業論文只有五六萬字。“現在多的同學已經能夠寫到13萬字，少的同學也有7萬字以上。”而這也不是碩博學生的“特殊待遇”，北京一所高校的會計學專業教師姜媛稱，在她的印象中，大概在2018年前后，學位論文就有越寫越長的趨勢，而這種趨勢在最近三年更為明顯。以前，本科論文大概在8000到一萬字，現在她指導的本科生畢業論文，基本上要求在兩萬字左右。

什么是工作量

事實上，數位采訪對象均表示，他們所在學校的碩士論文字數要求，都是3到5萬字。但落實在具體操作中，幾乎所有人的論文都會超過這個字數要求，“否則工作量不夠。”

什么是“工作量”？不同的老師和學生標準略有不同，綜合而言，案例數量、研究方法、論證深度以及創新程度，都在“工作量”的考核標準之內。

湖北一所高校的法學專業教師張勇稱，字數只是工作量的“副產品”，老師更在乎論文內容的豐富程度，但“有沒有做那么多工作，只能通過字數來體現，內容多，字數自然就上去了。”

張勇舉例，譬如實證類論文，“抽樣30個案例跟抽樣300個案例，工作量肯定是不一樣的。”在法學專業上，實證類論文的樣本量通常要求在400例以上，如果學生想研究某類犯罪行為，但找不到足夠的案例，那老師很有可能會斃掉這個題。

他曾作為外審老師審過一篇論文，主題是關于某個罪名的探討，這個罪名全國的判例只有170多例。“老師們就一直在問學生，為什么就170例，差點把學生問崩潰。”

“從行為學或心理學的角度，如果樣本量太少，就很難排除判例的異常因素，樣本量越大，分析越準。”張勇解釋。因此，案例數是法學專業中，一個能比較明顯地體現工作量的指標，如果這個罪名案例很少，老師就不建議寫。

在姜媛看來，所謂“工作量”，就是學生對論文的投入。“學生投入的時間、精力沒辦法去衡量，只能拿結果來衡量，這個結果就是篇幅。”姜媛說，她認為，碩士論文的字數雖然是3到5萬字，但放在當下的論文要求中，這點字數并不足以闡述清楚論文的內容。“論文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叫做‘文獻綜述’，學術發展到現在，每個學生所研究的領域，文獻已經非常多了，幾千字就想做個歸納總結并評述，根本不夠。”

“最經典的文獻、最前沿的文獻、最新的數據、橫向和縱向的比較……這些都是工作量。考慮得越全面，做的工作就越多，最后呈現出的文章篇幅肯定也就越長。”

對于老師而言，考察學生的工作量，絕非僅僅看字數，還有創新點。

“我們有個標準，新問題新方法是最好的。然后其次是新問題老方法，接下來就是新方法老問題，最次的就是老方法老問題。”姜媛介紹。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看來，在每一篇論文中都追求“創新點”，并不現實。“世界上有多少值得創新的？哪個教授能做到天天創新？無非是有個觀念，再把觀念拉長，就成了碩博論文。”

然而必須滿足論文要求的學生，并不具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劉藝告訴記者，她主要采取的是文獻研究、對比研究和列表統計三種研究方法。其中，文獻研究法是她的基礎研究方法。

為了增加工作量，劉藝在緒論部分增加了國內外研究現狀的文獻論述，在后面的論述中又增加了案例。“有時，某些觀點只需要一兩個例子去論證，但是為了湊字數，我就多加一兩個例子，一個案例少則四百字，多則六七百字。”劉藝解釋，有些案例可能跟論文觀點的關聯性并不強，但得想辦法使用一些話術，將兩者聯系起來。

劉藝的論文，涉及到歷史上對于《左傳》的評點本的比較。“評點本的作者只是陳述事實，并沒有特別的情感傾向或態度。比如他在評點里只提到一句某個人‘深得諫法’，意思是勸誡君主時很有技巧。但我會在分析時補充很多細節，用自己的想法把它擴展出來。把他的話分析完之后，就說‘由此可見+我的觀點’。在這個過程中，就會有很多強行解讀或反復贅述的話。”劉藝說。

加表格也能讓頁數顯得多一點，一個表就能跨三頁，劉藝用了4個表格對著作進行對比，就是12頁。再借助AI潤色一下文本，字數也有所增加。“AI在擴寫的過程中，可能會給出一些我沒想到的點，我覺得還挺好的，就會加進去。”

去年，鄭悅的論文因“工作量不夠”而未能送審，延畢半年，這半年來，她將論文從5.5萬字增加到了8.8萬字。研究背景加綜述部分，從1萬多字增加到2萬多字，第四章模型方面，加入了一個她認為“并不需要過多解釋的模型”——“從頭到尾掰細了解釋，加了1萬字左右。”鄭悅說。

現在回頭看她的論文，她認為增加的部分，有她所認可的，也有不認可的。“我認可的部分是實驗中加入了一組更強有力的解釋性研究，但我不認可的是，原始的版本中，我沒有從模型的初始來寫，因為我默認了一些知識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導師認為我的文獻調研和理論貢獻不夠到位。”鄭悅說。一直到論文提交時，她跟導師也沒能達成共識，導師仍覺得她的理論與實驗脫節，“他認為我的方法論可以，但方法論背后的理論和適用性是不夠的。所以瘋狂讓我加理論。”

鄭悅的論文

選題口徑

張勇認為，導致大家的論文越寫越深、越寫越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前能過關的論文，能研究的角度都“寫盡了”。

“二十年前，有些題目寫的人不太多，然而一年年論文堆積起來，就產生一個問題。你選簡單寬泛的題目，就會跟之前研究這個選題的人撞題，一撞題，創新性就沒有了。為了創新性，學生就必須得選難題，篇幅自然就上去了。”張勇解釋道。

張勇曾寫過一篇研究“不作為犯”的論文，他告訴記者，當時老師覺得這個題目的切口正好，在論文的呈現上，只需要對“作為義務”的定義做分類，就是一篇好論文。

“但現在學生再寫這樣的題目，老師會直接斃掉，因為寫過這個題目的人太多了，這個題目已經沒法再做出創新點了，所以切口就必須更小更深，從哲學、倫理學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自然篇幅就長了。”張勇解釋。

在姜媛所從教的經濟管理和會計學科，也存在著研究切口不斷縮小、深度不斷增加的情況。她舉例，“如果（論文）主題是研究企業創新行為，以前很多研究‘綠色創新’，現在則要研究是‘綠色預防創新’還是‘綠色治理創新’。一層層分，寫得越來越細。”

即便是本科論文，案例分析的維度也越來越細，姜媛對學生要求嚴格——“為什么選擇這個案例？單做這個案例還不行，要看國家政策是什么，從國家到行業，從行業到企業都要分析，還要用數據去支撐。比如說要分析某個企業的某項行為，要比較行為之前和之后的不同，以及這個行為的影響，影響還有短期和長期之分，這些通通都要納入分析中。”

“預防性論證”

但“面面俱到”并不意味著這就是一篇優秀的論文。多位高校教師提到，學生和老師往往會陷入“防御性論證”之中，“把所有的論證角度都堆得嚴嚴實實的，這樣外審專家就挑不出毛病了。”張勇說。

他解釋：“比如一個問題，它有ABCD四個角度可以寫，學生的創新點主要集中在A角度，那么最好的寫法，應該是從角度A論證，把跟角度A相關的角度B論證清楚，但為了防止在盲審和抽檢時被卡，導師通常要求學生把角度C、D也寫出來，目的就是為了在外審時，防御住所有的人的評審視角和評審口味。”

張勇稱，同一篇論文，外審專家與學生的理解未必一致，有的專家就會認為某個章節應該簡略，有的專家則會認為該章節應該多“防御”一些，當發生這種情況時，張勇會傾向于讓學生聽那個“寫得更清楚一點”的老師的話。“論文送出去（外審）后，老師通常不會因為學生寫得多而把論文斃掉，如果碰上某個老師認為這個地方應該展開寫，但學生寫得少或沒寫，他很有可能會認為這篇論文的論證不合格。”

一篇合格的學位論文，要經過開題、中期、外審（盲審）、預答辯、答辯等多次評審，每過一關，學生都要依據評審老師的意見，對論文進行修改。而這一切，都是為了避免在學生畢業后，在教育部抽檢中被“掛掉”。

“預防性實證是普遍做法，如果學生畢業后的教育部抽檢論文不合格，后果非常嚴重。”姜媛說。2014年起，教育部開始對博士和碩士論文進行抽檢，2021年則將本科生的論文也納入抽檢范圍。如果某篇論文的抽檢結果不合格，不僅該學生的學位有可能會被取消，他的導師接下來幾年的招生也會受影響，還會影響整個學院招生的名額分配，以及該學校學科的建設和評估。

而學生在畢業前，學校要對其論文送“外審”。“一般來說，經過外校老師把關，抽檢也不會有太大問題。如果在外審中發現論文有問題，學生還能進行修改，不至于到答辯或畢業后抽檢時被卡住。”張勇說。

但外審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囿于評審老師的專業視角不同，學生有時也會在前期的評審中一帆風順，卻在預答辯或答辯時“掛掉”。

姜媛的熟人也遇到了這種情況，這個熟人的博士論文外審結果是三個優，但答辯效果卻不甚理想，只是堪堪過關。姜媛稱，這可能涉及的原因是，外審時，論文可能送到了“大同行”手里，但“大同行”的研究方向，卻并非該論文最對口的細分學科。

“在專家不懂的情況下，會出現兩種情況，給分極好或極差，但后續答辯時，論文可能又會送到‘小同行’手里，也就是研究方向恰好對口的專家手中。‘小同行’對細分的領域研究更熟悉，就有可能會發現外審沒發現的問題。”

饒是這樣，論文走到教育部抽檢這一步，依然充滿未知數。張勇介紹，有時候，論文做再多的防御性論述，但倘若在抽檢時碰到了與論文觀點有著根本性意見分歧的專家，還是很難避免低分或不合格。

倘若論文被一個專家評為不合格，那么就得二次送審，并且二次送審不能再有“不合格”，這篇論文才能真正過關。

張勇稱，他曾見過為了求穩，導師不讓博士做實證研究，以及某些新銳的觀點和新銳的研究方法被砍掉的現象。

胡心雨的論文

調高老師的閾值

除了評審的原因，學生也在“卷”。

“學生卷得太厲害了。在國內，有一個學霸選了難題，第二個學霸就會跟，有一個老師在外審時，評價這個學生選題非常有理論勇氣、論證思路好或方法有難度。等這個外審意見反映回來，第二年就會有三個學霸選難題，第三年就會有九個。”張勇感慨，有時候，卷厚度也會跟風，這一屆有人寫了30頁，專家評價論證充分、結構完備，下一屆就會有人寫60頁，“一旦老師的閾值被提高了，論文過關的標準也就水漲船高。”

他所在的學校碩士點是第四年招生，2022年第一年招生時，學位論文的要求以調研報告和案例分析為主，彼時，學生的論文通常只有三四十頁。但這個紀錄被連年刷新，今年，他看到了一個學生的論文寫了60多頁。

張勇稱，現在自己看到三四萬字的論文，會下意識覺得“很薄”——如果拿到紙質版的論文，純憑手感。“要是手感太薄的話，我心里就會報警，會覺得這個人要么就是不認真，要么就是能力超強。但一般來說，能在很薄的論文中把問題說清楚的，太少了。”

劉藝還記得，她在讀研一時，曾給研三的學長學姐做答辯記錄，當時就有人論文加附錄寫了10多萬字；到了2024年，當屆畢業的學姐論文寫了226頁（正文123頁，附錄100多頁）；2025年，她的直系學姐畢業，其中一章的內容就寫了60頁。而就她所了解，整個專業今年的學位論文普遍在100頁以上，最高的寫了150頁。“我都驚了，這都可以趕上博士論文的程度。”

曾經在她研一時安慰她“畢業論文很好寫”的導師，說法也變了。“他也挺想讓我們多寫一點的。我直系師姐的論文冊子是組里最厚的，我的導師跟我說，你師姐寫了這么多，寫得挺好的，最好向她們看齊。”

但她并不認為字多，就代表著質量好。在撰寫論文時，她查閱了同方向的許多論文，她發現從2019到2025年間，論文頁數從普遍的80來頁，漲到100頁以上。她甚至發現有一篇2024年的論文，寫了137頁。“就很離譜，這個137頁的論文里，有兩節其實在說同一件事情。”

本來打算寫到6-7萬字的論文，現在被迫朝著10萬字的方向努力，劉藝覺得很痛苦。在她看來，現在她寫到6萬多字，實際上做縮減，足可以縮減到4萬多字。

她還專門上小紅書搜“文科碩士論文字數”，“我刷到一個印象挺深刻的，也是文科生，論文寫了4萬多字，他的老師覺得字數太少，但他最后還是通過盲審，也成功畢業了。我覺得字數不是決定論文是否寫得好的一個評判標準。”

沒有“同情分”

劉藝猜測，今年她們學校這么卷，有可能是因為從今年起，畢業前的外審全部送教育部盲審。“老師可能覺得，既然學生的寫作水平可能沒那么好，那么就要通過增加工作量，讓評審專家看到你的工作，以求順利通過盲審。”

“學生會有一種心理，我多寫點，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老師在打分時能夠同情我，就相當于雖然我不會做這個數學題，但仍然滿滿當當寫了一大篇。”姜媛說。她并不認可“同情分”，“在我們會計專業，啰里啰嗦寫一大堆，車轱轆話來回說，但邏輯鏈條要是不清晰，反而會讓評審專家覺得混亂。”

實際上，這或許并不僅僅是學生的心理。鄭悅告訴深一度，她的導師曾說過“審稿老師拿到你的論文，一百四五十頁，心會軟一些。”但她覺得，審稿老師其實也并沒有那么多時間花在看論文上，太長的論文，審稿老師或許也會看得很煩躁。

有一個審稿人直接提出，鄭悅的論文圖表太多了，可讀性不強，為此，鄭悅專門做了修改，“寫一個表頭，然后見附錄。”在她看來，在實驗過程中，一些代表過程生成的表格信息傳遞非常有限。文字傳遞的信息密度反而會更大，因此她在每一章結束時，附帶一個本章小結的表格，提供所有關鍵信息。

熊丙奇認為，像中期答辯、盲審等控制論文質量的制度，本質上是不信任機制的結果。“只有建立現代學校制度，推進評價機制從行政評價轉向專業評價，才能從根本上破除唯論文評價。”

在深一度采訪的學生中，也有留學的碩博學生表示，在國外，課程論文有一定的字數限制，超過了規定字數，反而會影響成績。

李希本科就讀于浙江外國語學院的英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為1.6萬字，是英文論文，當時學校規定的字數是八九千，而在碩士期間，她就讀于倫敦國王學院的對外英語教學專業，學位論文亦是英文，總字數為1.7萬字左右。一般來說，中英文字節的比例約為2：1到3：1，也就是說，她的論文約在3.5萬到5萬字之間。

“在國外，導師希望學生用盡可能簡單精準的語言把東西表達出來，不要造復雜的長難句。”李希稱。

平時，老師會在課堂上展示他認為好的論文，“我的直觀感受就是，我竟然都看得懂，輕輕松松就讀明白了，不是那種需要聚精會神花很大力氣去看的。”李希說。她回憶本科寫論文時，自己很喜歡寫復雜句式，在句子的構建上下的功夫更大，“自己會覺得，哎，寫得可妙了啊。”

但出國后，導師會直接在批注中寫“不精確”或者“講不通”，甚至會有某些冗余的部分被整體刪掉，“導師會看得非常細，會核實每一條參考文獻，不可以亂來。”而至于研究背景、文獻綜述等部分，如果學生寫得太長，導師就會認為論文失衡。“每一部分會有字數區間，如果超了，導師會覺得你的內容是匹配不上這個字數的。”

在焦慮了一段時間后，劉藝放松了下來。她重新修改了論文大綱，感覺自己雖然達不到10萬字，但寫到8萬字，應該是可以的。

之前，她給自己立下的目標是60天寫完，但期間她一直在拖，打開電腦的那一步讓她很有壓力，她很抗拒打開文檔這個步驟。

現在，對大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程度和合理度之后，她覺得自己就更能把控寫作節奏了，也沒那么在意字數。“但又轉變成對自己論文質量的恐慌，因為我知道有注水的成分在，感覺寫得特別爛。”劉藝說。今年，她照例去旁聽了畢業生的畢業答辯，發現學長學姐的論文頁數依舊很多。“但是在教育部盲審回來之后，沒有一篇被評為優秀論文，可能，專家認為這些論文只達到了‘合格’的水平。”

（應受訪人要求，文中劉藝、胡心雨、鄭悅、李希、張勇、姜媛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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