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共特工，大家耳熟能詳的是“特工之王”李克農、潘漢年，卻很少有人知道鄧發。

鄧發

這個被斯諾稱為“中共紅軍特務隊的首領”的人，其實，是李克農、潘漢年的直接領導，他才是當之無愧的中共特工之王，只不過是無冕之王。

作為“紅色中國的守護神”，蔣介石曾親自下令，誰能把鄧發的人頭獻上來，賞5萬大洋，而1935年國民黨對周恩來、張國燾的賞額卻是生擒者各獎5萬元，獻上首級者各獎3萬元。也就是說，鄧發的賞額比這兩位大人物都高。

無怪乎，斯諾在《西行漫記》對他的描述充滿敬意：

“鄧發!鄧發!……哦，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5萬元要他的首級……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的中心，不把到處追緝他的特務放在眼里。”

那么，鄧發到底有多厲害，我們從頭說起。

• 浴火重生，工人隊伍里成長的革命家

1906年3月7日，鄧發出生在廣東省云浮市附城鄉石塘村。父母都是佃農，僅靠租種地主的幾畝薄田養活八個孩子，經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生活極度艱辛。盡管如此，父母還是縮衣節食，在他六歲時，就送他去書堂讀書，但他只讀了四年書，就因貧輟學了，因此實際上他只受過初小教育。但了不起的是，后來他刻苦學習，成為黨內自學成才的典范，被譽為“中國工人階級培養出來的馬列主義理論家”。

十五歲時，為了減輕家里負擔，鄧發就隨五哥鄧芳外出廣州、香港等地謀生，先后在公安局做過勤雜、在旅店當過茶房、在輪船公司和外國輪船上當過廚工，處處遭人白眼，受盡凌辱。

如果甘于平庸，他這一輩子最多不過是一個生活在底層的打工仔。但在這期間，他結識了一個人，打開了他的認知，也改變了他的一生。

當時工人領袖蘇兆征常常來往于省港兩地，在蘇兆征的影響下，鄧發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自此，他發誓要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奮斗終生。于是，他參加了海員工會和洋務工會。

時勢造英雄。1922年春，中國工人運動迎來了第一次高潮，當年1月，十六歲的鄧發就參加了香港海員大罷工，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政治斗爭，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他成長為工人運動的活躍分子。1925年6月19日，聞名世界的省港大罷工開始，這時的便鄧發成了大罷工的骨干分子，他被選入省港罷工委員會，并任工人糾察隊隊長，為罷工的勝利作出了杰出貢獻。在血與火的洗禮中，這年10月，由蘇兆征介紹，鄧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由此，他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也是中共少有的從工人隊伍里成長起來的革命家。

1926年7月，國共合作期間，鄧發加入國民黨，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北伐青年工作隊隊長，參加支援北伐工作。在此期間，他協助陳延年、鄧中夏、蘇兆征等組織宣傳隊、運輸隊和救護隊，追隨北伐軍出征中原，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1927年12月11日，時代潮流再次把他推到風口浪尖，此時廣州起義爆發，作為廣州工人赤衛4隊五區副指揮，鄧發指揮油業工人英勇作戰，這是他第一次參加軍事斗爭，起義軍一度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權。由于敵強我弱，12月12日，國民黨反動派軍隊與帝國主義勾結，對起義軍進行圍攻反撲。鄧發在危急之時，主動要求率領工人赤衛隊到廣州長堤一帶阻擊敵人，掩護起義部隊撤退，英勇頑強地同多于自己數十倍、擁有精良武器的敵人浴血奮戰。

由于敵我力量懸殊，廣州起義最終失敗，中共被迫轉入地下。

• 沉穩機智，臨危不亂彰顯特工潛質

從事地下工作，處處充滿風險，而鄧發憑借機智沉穩，臨危不亂，巧妙地化解了風險，也為他以后領導保衛工作奠定了基礎。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廣州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此時，鄧發的特工潛質就嶄露頭角。

1927年4月15日也是一片白色恐怖，當時已出任中共廣東油業總工會支部書記的鄧發正遭反動軍警到處搜捕。但他卻臨危不亂，一邊有條不紊地命令身邊的同志馬上轉移，一邊自己親自燒毀文件。等所有文件燒毀后，他才從窗口逃走。

當敵人遇到鄧發時，只見他手上拿著畫筆，正靜靜地為一個小孩畫像，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是畫家呢!（確實，后來鄧發通過自學成為畫家。）

由此，他躲過一劫。

廣州起義失敗后，12月13日下午3時左右，在勝利完成阻擊任務后、赤衛隊只剩下三個人，鄧發沉著冷靜的素質再次表露無遺。在同伴安全離開后，他才跑到廣州四牌樓牌坊巷五號，找到四叔公鄧北水家里。

此時，敵人尾追很急。

他進門說明情況后，從容地將臟衣服藏到水井底，接著把脖子上因起義時佩戴紅領巾留下的紅印擦掉，然后又叫家人翻出幾張舊處方紙，將痰盂里的臟水倒到床邊，撒上些爐灰，便裝成病人，奄奄一息倒在床上。

整理妥當不到半個小時，敵人就闖了進來。看到病歪歪的鄧發，得知染了傳染性的肺癆，趕忙避之大吉。

1928年夏天，鄧發奉調到香港工作，先后歷任中共香港市委書記、中共廣州市委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為中共南方黨組織的恢復與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在香港搞地下工作期間，鄧發也是險象環生。

有一次，他又被一個叛徒盯上了，對方就像“狗皮膏藥”一樣，怎么都甩不開。就在這時，他出其不意地轉身朝叛徒走去，還未等那人反應過來，迅速從褲袋里掏出一節甘蔗，朝叛徒身上一捅。那個叛徒以為是槍，當即嚇得連滾帶爬地跑開了。

這事體現了鄧發的果敢，而隨后發生的另一件事，則讓鄧發的機智展露無遺。

有次，鄧發去地下印刷機關檢查工作。實際上這個隱藏在普通民宅之中的機關已經暴露，特務們正在里面張網以待。但鄧發不知道，當他來到門口時，才發現情況不對勁。這時他進去或者轉身走，身份都會馬上暴露。

怎么辦？他急中生智，若無其事地敲了對面民宅的大門，但還是引起了特務的懷疑，問他是干什么的。鄧發操著一口云浮土話，說是從鄉下來找自己大哥的。

特務們一無所獲，順帶著也把鄧發關進了監獄，以便年交差了事。

關押期間，無論特務們怎么嚴刑逼供，甚至打斷了他的一根肋骨，他都堅稱原先的說辭。特務們沒證據，只好把他送到普通牢房里。

在獄中，鄧發得到一名給犯人送飯的婦女的幫忙，給哥哥鄧芳帶了個信兒。當時鄧芳在英國船上當廚工，為了讓特務相信，鄧芳還特意讓英國老板前往監獄作證。特務們一看，兄弟倆長得像，英國人也證實鄧芳只是普通廚工，揮揮手讓鄧發走了。

• 思想左傾，他也犯過肅反擴大化的錯誤

1930年9月，在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鄧發被增補為中央委員。

為加強蘇區工作，這年年底，鄧發赴閩西工作，任中共閩粵贛邊區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閩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

在此任上，閩西出現了肅反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30年年底以來，閩西蘇區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外有軍閥張貞部的瘋狂圍剿和反動民團的血腥進攻，內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壞顛覆。由于立三“左傾”錯誤的推行，紅軍作戰接連失利，挫傷了群眾的政治積極性，而在“猛烈擴大紅軍”的號召下，各縣采取命令主義方式強迫工農當紅軍，致使隊伍良莠不齊。

在這種背景下，閩西負責人給中央寫了份報告。報告根據錯誤的分析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閩西還沒有創立真正的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必須對之進行一番根本的政治改造，徹底肅清反革命分子。

1930年12月，閩西蘇維埃政府成立了肅反委員會，由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部長林一株兼任主席，各縣亦相應成立肅反委員會，開展內部肅反。

1931年1月初，紅十二軍（由羅炳輝任軍長，譚震林任政委）召開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列寧大會，有十幾名紅軍指戰員由于不了解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區別，在會上呼喊“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林一株得知后，立即派人逮捕了“呼喊反革命口號”的反革命分子，并以此為契機，開始了逐步升級的肅“社民黨”運動。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閩西肅反運動中被錯殺的達6300多人，其中包括一大批閩西各縣黨組織最早的負責人和軍事領導人。

很快中央對閩西的錯誤做法予以糾正，林一株被判處極刑，鄧發作為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也受牽連，被免去職務，調中央局工作。

• 發揮特長，出任第一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由于鄧發長期從事過地下工作，同時，又有肅反的經驗和教訓，1931年7月，鄧發被調往蘇區，擔任紅軍總司令部政治保衛處處長，負責紅軍的政治保衛工作。

同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鄧發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并被任命為第一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公安部的前身）。

政治保衛局的職責，是執行偵察、壓制和消滅政治上經濟上一切反革命的組織活動。在保衛局成立之前，中共的情報保衛工作分為蘇區、白區兩大系統。白區的情報、保衛工作歸特科主管，蘇區的情報、保衛工作歸肅反委員會主管。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之后，統管各蘇區、白區的情報保衛工作。

國家政治保衛局下設偵察部、執行部、白區工作部等工作部門，偵察部部長為李克農，執行部部長為洪水（越南人），白區工作部部長為潘漢年，秘書長為歐陽毅。當年作為局長的鄧發只有25歲，比李克農還小7歲。

任職期間，他運用多年的白區秘密工作的經驗，以各種有效的手段訓練機要、警衛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項項保安措施。在鄧發的努力下，蘇區各省縣和紅軍各軍團、師、團陸續建立起各級政治保衛機關。可以說，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保衛局為捍衛紅色政權和維護國家安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在鄧發擔任局長期間，沒有發生一例中央領導人因保衛疏漏而落入敵方之手的事件。因此，鄧發也被稱為“紅色中國的守護神”。

鄧發在蘇區

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鄧發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0月參加長征，任中革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中央縱隊司令員、中央縱隊第一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陜甘支隊第三縱隊政治委員，負責中央領導的保衛工作。

1935年1月，他參加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在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時刻，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實際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起了積極的作用。

• 任職新疆，統戰工作再立奇功

1936年6月，鄧發奉命以中共代表身份赴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隨后，參加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在蘇聯，經常應邀作報告，開講座，對共產國際和蘇聯人民了解中共的實際情況起了重要作用。

隨著全國抗戰的爆發，新疆成為抗戰時期中共和蘇聯及共產國際聯系的最重要渠道。為了保證這條通道的暢通，鑒于鄧發在共產國際的工作經歷以及統戰工作方面的經驗，1937年9月，他從蘇聯回國，接替陳云任中共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并負責領導原紅軍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的工作。

中共當時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其領導。對新疆的工作，共產國際提出了“三不”組織原則：

不宣傳共產主義，不公開黨員身份和不發展黨的組織。

雖然前期中共與新疆地方實力派盛世才之間的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建立，但在如此條條框框的局限下，鄧發既要負責完成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又要保持一條與蘇聯之間物資和人員往來的通道，其艱難可想而知。

但是，鄧發一向務實，又敢想敢干，極富創新精神，他抓住盛世才標榜實行聯共、反帝、親蘇等“六大政策”的有利條件，反其道“順勢而為”：

不讓宣傳馬列主義，就用馬列主義精神宣傳“六大政策”，也等于宣傳馬列主義；不讓發展組織，就用馬列主義教育群眾，為發展組織做好思想準備。

他堅持既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策略，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做了四項卓有成效的開創性工作：

------在政治上，他根據盛世才的請求，派共產黨員擔任《新疆日報》等報社的社長和編輯，利用報紙書刊開展廣泛的抗日宣傳，由此增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政治覺悟和抗日愛國熱情。

------在思想上，他選派黃火青（化名黃民孚）到新疆各族民眾反帝聯合會擔任秘書長。作為全疆各族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群眾性進步組織，“反帝會”以出版會刊《反帝戰線》和舉辦干部訓練班等活動，培養了一大批各民族干部。

鄧發還推薦共產黨員林基路（化名林為梁）擔任新疆學院教務長，派遣一批共產黨員到新疆學院任教，用“抗大”精神辦學，為抗戰和革命事業培養人才。

------在經濟上，他經請示黨中央同意，將從延安去莫斯科治病路過新疆的毛澤民留在新疆，擔任財政廳長。

經過毛澤民一年多的整頓治理，新疆財政經濟出現全面好轉的局面。

------在軍事上，鄧發還組織西路軍總支隊廣大指戰員學習汽車、炮兵、裝甲兵、無線電、空軍等軍兵種軍事技術，并領導建立了人民軍隊第一支航空隊，這些人后來都成為我國現代化空軍和民航事業建設中的骨干。

鄧發（左）與葉劍英合影

由于成績突出，1937年12月，鄧發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月，成為中共中央七大準備委員會的25名委員之一。

1939年夏，鄧發奉調從新疆回到延安，隨后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一直到1943年，為黨的建設和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

抗日戰爭勝利后，正當鄧發為爭取中國光明的未來而加緊工作時，無情的災禍卻突然降臨。

事情是這樣的：

1940年初，黨中央為加強職工運動的領導，又調任鄧發接替劉少奇兼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1945年9月，他代表解放軍80萬職工并作為解放區唯一的工人代表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和國民黨統治區的代表朱學范一起出席了巴黎世界工人聯合會成立大會，并當選為世界職工聯合會理事和執行委員會委員。

1946年1月，鄧發回國直接飛往重慶，4月初，他接到通知，要他到巴黎參加世界工會理事會。本來他可以不回延安而直接去巴黎的，但因為兩個原因改變了他的行程：

一是他回國前，西班牙著名畫家畢加索贈送給毛澤東一幅油畫，托他帶到延安面呈毛澤東，他想盡快完成重托；二是他這個人組織紀律性非常強，也打算回延安向毛主席、黨中央匯報后再去巴黎開會。

1946年4月8日，鄧發和王若飛、秦邦憲、葉挺等同志乘飛機由重慶返回延安。途中飛機在山西興縣境內的黑茶山撞山墜毀，機上人員不幸全部罹難，史稱“四八烈士”。

鄧發與出獄的葉挺及其女兒合影

事后，人們懷疑是國民黨反動派在飛機上安裝了磁鐵，影響了飛機的儀表盤，這個傳言沒有得到證實，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從那之后的國共談判期間，中共中央領導乘坐的飛機，必須有相應級別的國民黨官員同在。另外，眾多中央領導同乘一架飛機的現象也很少了。

鄧發用自己的鮮血為僅僅40年的短暫生命劃上了句號。

1946年4月19日，延安舉行了一場隆重的祭悼“四八”烈士大會，毛主席題詞：“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