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龍騰中國：紅山文化古國文明特展”在上海博物館東館開幕。這一展覽由上海博物館攜手遼寧、河北、內蒙古、北京、天津等地的20家文博及考古機構聯手策劃，是國內迄今規模最大、展品最為全面的一次紅山文化主題展。

6月18日，張家口宣化鄭家溝遺址考古發掘項目隊員在1號積石冢工作（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王 曉攝

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提出，“中華文明起源‘不似一支蠟燭，而像滿天星斗’”。紅山文化，被稱為中華文化的“直根系”。國家文物局在2023年12月9日發布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中明確指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的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被確認為是‘古國時代’第一階段的代表”。

近年，河北省文物考古機構對承德市和張家口市展開系統的考古調查，發現300余處紅山文化時期遺存，并對兩處重要遺址——宣化鄭家溝與平泉東山頭遺址開展考古發掘。這些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均取得重要成果，使河北從紅山文化的“邊緣區域”成為紅山文化晚期“核心分布區”，更成為中華文明形成進程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仰望“滿天星斗”

追尋紅山文化的足跡

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引領作用的中國考古學文化之一。紅山文化發掘與研究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對探討中華文明起源、中華民族形成過程具有重要意義。

“龍騰中國”展覽以“龍”為暗線，勾勒出五千多年前龍形文物的發展脈絡，形成一條“龍脈”，匯聚了紅山文化最為重要的考古歷程和最新發現。在這次展覽上，共展出310件（組）珍貴文物，其中68件為一級文物、39件為二級文物，超過四分之一為首次公開展出。河北省平泉東山頭遺址出土的陶俑以及宣化鄭家溝遺址出土的玦形玉龍、玉三聯璧、玉鸮、玉蝗等文物亮相該展覽。

該如何從中華文明探源的角度來理解紅山文化呢？

紅山文化因內蒙古赤峰市紅山后遺址的發現、發掘而得名。該考古學文化以大小凌河和西遼河流域為中心分布區，其遺址廣泛分布在現代行政區劃上的遼寧省西部、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和河北省北部。“紅山文化”命名70余年來，內蒙古、遼寧、河北等省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深耕田野探研求索，不斷揭示紅山文化豐富內涵。

6月26日，“龍騰中國：紅山文化古國文明特展”在上海博物館東館向公眾免費開放。河北日報記者 史曉多攝

紅山文化，以其高超的制玉技術、成套的禮器系統與大規模的禮制建筑而聞名于世，是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一支重要的考古學文化，約興起于公元前4500年，延續至公元前2800年左右，年代跨越約1700年。根據考古發掘成果，學界普遍將其劃分為早期（距今約6500年至6000年）、中期（距今約6000年至5500年）與晚期（距今約5500年至4800年）三個階段。

紅山文化早期，農業與漁獵生業方式并重，開始出現彩陶，其紋樣呈現出與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系統相互借鑒的特點。發展到中期時，彩陶的技術與裝飾風格趨于成熟，出現卷勾紋、鱗紋等紅山文化特色紋飾，同時也保持了與本地文化傳統的連續性，如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到了晚期，紅山文化空前繁榮，禮制體系與玉器制度逐步建立，社會分化加劇，出現大型土石混合壘筑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等公共儀式設施。此時期出現的玦形玉龍、玉人、玉鳳等典型玉禮器，不僅展示了高度發達的工藝技術，也標志著“惟玉為葬”“惟玉為禮”的禮儀制度在史前社會中首次確立。

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共同構成中華文化的“直根系”，其“壇、廟、冢”等祭祀遺存標志著社會復雜化進入古國階段，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

此次特展圍繞“龍出遼河”“龍行紅山”“龍衍九州”三大主題，貫穿“C”形玉龍、玦形玉龍、彩陶器、泥塑人像等標志性文物，展現了紅山文化從“崇龍尚玉”到“壇廟冢”禮制體系萌芽的文明化進程，體現了紅山文化作為早期中國古國雛形的重要意義，從考古實物角度回答了“何以中國”這一文明起源命題。

從遼西到燕趙

回顧河北紅山文化研究歷程

河北，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發祥地之一。以往，紅山文化研究長期聚焦于遼寧朝陽、內蒙古赤峰等“文化核心區”，河北的北部零星發現紅山文化遺存，但缺乏系統的考古工作。盡管如此，河北的紅山文化探索依然取得不少成果。

長期以來，受各種因素限制，冀東北地區開展的大規模、專題性考古工作較少，多以文物普查及少量搶救性清理為主，僅有少數地區初步確立了考古學文化序列，考古工作的空白較多。

1978年春，河北省文物管理處調查了安新莊遺址并進行發掘，清理出居住面3處、灰坑2座，出土遺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陶器特征與紅山文化相似，年代與紅山文化相當或略晚。

陶俑（平泉東山頭遺址出土）。

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唐山地區玉田東蒙各莊遺址做了調查，采集到紅山文化泥質紅陶斂口缽、直口深腹缽、折腹缽和泥質灰陶缽殘片等。

1986年，北京大學考古系實習隊會同唐山市和各縣文物部門對唐山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做了調查和復查，依其文化內涵分為五組，其中第四組、第五組遺存與紅山文化有關。

1990年4月，承德市文物部門對承德縣白河口遺址進行調查，發現了墓葬、灰坑等遺跡。1996年4月，又對該遺址進行了考古勘探，發現有紅山文化時期地層。

三聯璧（宣化鄭家溝1號積石冢出土）。

1990年，河北省文物局于唐山地區開展文物調查，其中在遷西南嶺遺址采集到泥質紅陶缽、泥質紅褐陶罐、泥質紅褐陶盆殘片等。在遷安萬軍山遺址發現紅陶缽、彩陶缽、紅頂缽等紅山文化遺物，并在1992年對其進行考古發掘，發掘面積200平方米。

1995年冬，承德市文物局再次對圍場雙水泉遺址進行調查，采集到與赤峰西水泉、蜘蛛山遺址相似的泥質紅陶、之字紋、黑彩紅陶片等典型紅山文化器物。

201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現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遷安市文保所發掘了安新莊遺址，發掘面積125平方米，發現灰坑、踩踏面等遺跡10余處，出土有筒形罐、紅頂缽、細石器等紅山文化時期遺物。

冀西北地區開展的紅山文化專題考古工作也不多。在數次規模較小的文物調查及有限的考古發掘中，僅發現了較少與紅山文化相關或同時期的遺存。

1958年6月，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在張家口進行全面調查，在尚義、蔚縣、涿鹿、崇禮、赤城等地共調查了14處新石器時代遺址。

1979年至1981年的三年間，吉林大學考古專業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單位聯合組成張家口考古隊，在蔚縣發掘了篩子綾羅、莊窠和三關遺址，試掘了四十里坡、琵琶嘴、東水泉等遺址，新發現遺址47處。

1982年，蘇秉琦先生在蔚縣三關遺址主持召開“燕山南北長城地帶專題系列座談會”，也是在這次會議上，蘇先生在觀摩了三關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和紅山文化彩陶、篩子綾羅龍山文化袋足器標本后，認為“張家口是中原與北方古文化接觸的‘三岔口’，又是北方與中原文化交流的雙向通道”。

199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張家口陽原縣發掘了姜家梁遺址，其與于家溝遺址共同被評為“1998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995年、1998年共發掘清理房址9座、墓葬117座，出土了一批完整的隨葬品，最重要的發現是在M75墓主頸部出土一件隨葬的玦形玉龍，其玉質和造型與遼西地區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玉雕龍相同，反映出冀西北地區與遼西紅山文化之間的密切關系。

2018年4月，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城縣博物館等單位組成調查隊分別對上西溝窯遺址、七里河遺址進行考古調查，發現有陶窯、積石冢等遺跡，采集到大量彩陶片。這兩處遺址的發現無疑為近年紅山文化考古的開展提供了關鍵線索。

總體而言，以往河北的調查和發現無法解決整個區域內紅山文化遺址的分布、聚落層級和社會演進等問題，無法從全面的視角把握紅山文化整體面貌和發展態勢，學界對于本區域紅山文化的內涵、年代及其與遼西地區紅山文化的關系等方面還不甚明了，對多數遺存是否屬于紅山文化仍眾說紛紜。

玦形玉龍（宣化鄭家溝1號積石冢出土）。

1999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段宏振研究員在《河北考古的世紀回顧與思考》一文中提出，要“加大燕山南北地區考古工作力度，注意與遼寧、內蒙古等省區的聯系合作。紅山文化和后紅山文化遺址發現的很少，其與夏家店下層文化之間的關系還不甚清楚，此乃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首要課題”。

2019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張文瑞研究員在《河北省考古七十年回顧與展望——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考古》一文中提出，“冀東區域雖然做過東寨、西寨、安新莊遺址的考古工作……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卻一片空白，冀東北承德區域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一直沒有展開……這不得不令河北考古界同仁深思，踏入這片處女地一直是河北考古人的心愿”。

2022年，“考古中國——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項目”啟動，河北主動申請并積極參與到項目之中。自那時起，承德平泉東山頭與張家口宣化鄭家溝遺址考古發掘工作相繼開展，“冀東北灤河流域紅山文化考古調查”與“冀西北桑干河流域紅山文化考古調查”逐步展開，為深入研究河北紅山文化積累了一批全新材料。自此，河北紅山文化考古研究進入新階段。

提供研究新視角

發掘河北紅山文化考古價值

根據國家文物局2023年發布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從距今約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以西遼河流域的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處在古國時代的第一階段，大約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

那么，河北是紅山文化的“邊緣”嗎？近年，平泉東山頭、宣化鄭家溝等重要遺址的發現與發掘，打破了這一傳統觀念。

東山頭遺址位于承德平泉市臺頭山鄉大營子村北250米處的黃土小山頂部及南坡。自2022年開始發掘，發現積石冢、石界墻、石棺墓、祭祀遺跡、房址、灰堆等遺跡30余處，出土陶、玉、石等各類標本100余件，是一處重要的兼具埋葬、祭祀和特定居住功能的紅山文化遺址，為全面認識、闡釋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提供了全新研究資料。

鄭家溝遺址位于張家口市宣化區塔兒村鄉鄭家溝村西100米處的高地上。自2022年開始發掘，發現石界墻、石棺墓、祭祀坑等遺跡200余處，出土陶、玉、石等各類標本400余件（套）。1號積石冢平面呈梯形，以中心大墓為核心，整體進行營建，最終形成三級土臺結構，集祭祀、埋葬功能于一身，是首次在冀西北地區發掘的紅山文化典型遺跡。

石鉞（宣化鄭家溝1號積石冢出土）。本組圖片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近年持續開展的考古發掘、調查工作表明，河北北部不僅出土有紅山文化典型玉器，還發現了規模宏大、數量眾多的積石冢群，在補充了該區域紅山文化考古不足的同時，也為紅山文化晚期人群由燕山山脈東北向西南遷徙提供了關鍵證據。

過去，對紅山文化的研究多停留在玉器分析、墓葬形制、器物類型等考古學文化特征上。現在，紅山文化研究已逐漸從“物質文化”上升至“制度文明”。河北紅山文化遺存不僅數量眾多、研究潛力巨大，還為學界提供了高等級墓葬、復雜祭祀與制度化禮器等實物證據，更展現出早期權力機制與信仰體系建立的區域模型。有了這些與制度、信仰、聚落等問題相關的多維數據，就能把紅山文化納入到“文明體系”中去加以解讀，從而拓展“紅山文化”的研究空間。

紅山文化為何已進入“古國文明”？從近年日益增多的考古信息中可看出，不論是遺址空間布局、資源分配、禮儀規范還是“上層遠距離交流網”等方面，紅山文化可能已具備早期祭祀禮儀制度、身份等級秩序與社會組織結構等“古國”形態，雖非成熟的國家體制，但具備管理、分配、信仰、儀式等早期制度特征，是中華文明走向“古國”階段的重要節點。河北北部發現的高等級墓葬體系、禮儀系統、社會分層機制為“紅山古國”這一論斷提供了有力支撐，也促進著學界逐步從“考古學文化研究”走向“紅山文明譜系構建”，使“古國”研究更趨多元、立體，推動了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知。

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緊密相關。河北北部雖出土如玦形玉龍、三聯璧、玉鐲、玉斧等紅山文化典型玉器，然而這些禮器并非與牛河梁的“禮制系統”保持高度一致性，而是在紅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與地方文化相適應，產生了新的變化。其在考古學文化特征上兼容“紅山”“仰韶”與地方特色，在制度表達上承襲紅山核心理念，在社會結構上結合本土與紅山禮制經驗，“禮儀制度來自核心，實踐則植根地方”，最終在互動中建構文化認同，其所體現的紅山文化傳播與再創造，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早期反映。

從“邊緣”到“中心”的再認識、從“考古學文化”向“古國文明”的再探索、從“多元一體”到中華文明的起源……可以說，河北紅山文化遺存，給研究提供了一個“文明的全新視角”，不僅見證了中華文明的開拓過程，還為理解“多元一體”文明的形成機制提供了寶貴范本，是中華史前文明獨特性、包容性與統一性并存的直接證明。

當博物館的燈光映照在平泉東山頭陶俑虔誠的面容上，燕山南北的文明回響仿佛穿越時空，猶在耳邊。我們邁開腳步，循著“龍”的軌跡，繼續探索中華文明的源流，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篇章。（龔湛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