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魯比奧首次會晤 圖為資料圖

據央視新聞消息，當地時間7月11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出席東盟外長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會見美國國務卿魯比奧。

中國外交部證實兩國外長會晤的消息。

這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1月再次執政以來中美最高級別外交官首次面對面會談，被認為旨在落實兩國元首6月通話重要共識，同時為兩國元首潛在的峰會鋪路。

為何是吉隆坡？

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中美外長僅在1月通過一次電話。

2月，兩國外長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王毅赴紐約主持聯合國安理會高級別會議，一度被視為雙方會晤的機會，但結果未如外界預期。

時隔數月，為何能在吉隆坡實現會晤？

綜合各方分析，或許與氛圍、需求等因素有關。

首先，中美元首通話、經貿磋商取得進展，為此次會晤創造氛圍。

兩國元首6月再次通電話，被認為是在關鍵時刻的一次交流，為下一階段中美關系定調定向。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通話中指出，雙方應增進外交、經貿、軍隊、執法等各領域交流，增進共識、減少誤解、加強合作。

此次中美外長會可視為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

特朗普上任后，以芬太尼問題等為由，將中國列為首批加征關稅對象國之一，并不斷加碼關稅，導致中美關系持續緊張。

今年5月以來，雙方經過接觸、談判，先后達成日內瓦共識和倫敦框架，貿易緊張局勢有所降溫，為此次中美兩國外長會談營造了氛圍。

其次，美方有溝通需求。

會晤前美方放風，尋求與中國外長會晤，并在努力安排。

美方有意與中方會談或與經貿、俄烏沖突等事項有關。

雖然中美在經貿等領域達成一定共識，但關稅戰僅僅“休戰”，90天暫停期將在下月中旬到期，屆時又將迎來關鍵節點。

美國財長貝森特、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近日相繼表示將與中國開啟第三輪貿易談判，時間或在下月初。

魯比奧此次在參加東盟系列外長會期間與中國外長接觸，不排除有為相關會談創造條件的意圖。

另外，按照魯比奧的說法，美方在俄烏沖突上有所關切，需要向中方表達美國對中國支持俄羅斯的擔憂。

10日，魯比奧與俄外長拉夫羅夫在吉隆坡談了50分鐘，討論了烏克蘭危機等議題。從披露的會談細節看，雙方分歧依舊，美方稱要看到結束沖突“路線圖”，俄方提出通往和平的“新想法”。

再次，為更高層互動做準備。

今年6月，中美元首通電話時，習近平歡迎特朗普再次訪華，特朗普表示誠摯感謝。

有消息稱，美國官方正安排特朗普在今年稍晚時候率商業代表團訪華。

美國總統特朗普 資料圖

分析認為，兩國外長會面若能就一些關鍵問題進行初步溝通，有助于為后續高層互動奠定基礎。

此外，在第三國會晤似乎已成中美高層溝通的不成文約定。維也納、馬耳他、曼谷等地都曾“入選”。

與上述地點相似，馬來西亞吉隆坡也具有中立、平衡色彩，東盟國家明確表示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較歐洲的慕尼黑、美國的紐約更合適。

對話之外有“交鋒”

外界認為，兩國外長會談預計繞不過關稅、高科技、臺灣、南海等問題，中美將各自表達關切。

魯比奧被視為特朗普內閣中屈指可數的建制派，但也是出了名的對華鷹派。

在任內首次亞洲行中，魯比奧雖然尋求與中國外長會面，但明里暗里仍瞄準中國。

在10日舉行的東盟—美國外長會上，魯比奧盡管未提中國，但所談話題卻在“內涵”中國。

包括提到南海領土爭端以及重申航行自由、強調美國在先進人工智能技術領域的主導地位、抨擊所謂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魯比奧還表示，“印太地區”仍然是美國外交政策“焦點”，美國對該地區的注意力并未被分散，并試圖向地區國家證明，美國是比中國更好的合作伙伴。

盡管沒在與東盟舉行的外長會上談及關稅問題，但他在會議間隙發表評論時暗示，東南亞國家可能會獲得比其他國家“更優惠”的關稅稅率，似在消除地區國家對特朗普高關稅的憂慮。

種種表態被認為有意拉攏地區國家、分化中國與東盟關系，抗衡中國在地區的影響力，以重塑美國的主導權。

在本次東盟系列外長會上，中美外長也被注意到“隔空”交鋒。

當魯比奧在大談所謂南海航行自由與貿易不公平時，中國外長則強調地區和平與穩定，指出貿易戰的危害，并表達堅定維護自由貿易和多邊貿易體制的立場。

曾有分析人士指出，在中美戰略博弈背景下，“對話與交鋒并行”可能會是未來一段時間兩國交往的一種新常態。

延伸閱讀

特朗普“解放日”100天，中國做對了什么？

1

從所謂的“解放日”開始到今天7月11日為止，美國發起的關稅戰已經開打100天了。

這100天的劇情，不可謂不曲折起伏。

關稅戰最主要的針對對象是中國，結果不到一個月就“畫風突變”——日內瓦會談成果遠超市場預期，隨后兩國又達成了“倫敦框架”，形勢似乎正在向好。

而對其他國家，美國以“對等關稅”施壓，顯然沒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中國帶頭頂住關稅霸凌后，拖延觀望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選擇，歐盟、印度等大型經濟體更是態度強硬，只有英國、越南與美國達成了協定。

7月7日，關稅暫緩期到期前兩天，美國又宣布截止日期延長至8月1日，同時給出一組新的稅率。特朗普強調，這個新期限不會再延長，但從資本市場的反應來看，大家對他的恐嚇已經有些“脫敏”了。

特朗普講話畫面

關稅戰終究不是好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每次“反復橫跳”，對全球貿易格局、對各國經濟、對每個微觀的市場主體都在造成難以估量的持續傷害。

對中國來說，倫敦框架可能只能給到一個緩沖窗口。與其去“盲猜”美國的下一招，不如回頭看看這100天，我們弄懂了什么、做對了什么，再想想我們還要做什么。

2

最基本的一點，全方位貿易戰敲響了再明晰不過的警鐘：過去幾十年我們所熟悉的經濟全球化，比想象中脆弱很多，并非一定“天經地義”地持續下去。

“‘對等關稅’的落地，標志著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時代已經終結，全球正進入一個更加任意、更加保護主義和更加危險的新階段。”新加坡總理黃循財的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

即便沒到那么悲觀的地步，國際經貿秩序也早已在不知不覺中翻過一頁了。至少，大家原先習慣的那個環境已經變了，運轉的邏輯已經不一樣了。

新的環境，要有新的破局之道、發展之道。

過去一段時間，從中央到地方，我們已經看到了許多全新的、有力度的動作。長遠看，這些動作不能、也不會只是“權宜之計”——無論有沒有關稅戰，很多事情都是要抓緊做的。

3

中國與歐盟之間最近就有一些有意思的“拉扯”。

一頭傳出好消息，中歐電動汽車反補貼談判的技術部分已經基本完成，只欠臨門一腳。關鍵在于歐方能否展現出相應的政治意愿推動問題的解決。

另一頭，歐盟出臺措施限制中國企業和產品參與其醫療器械公共采購；中國除了對等反制，還裁定歐盟白蘭地存在傾銷，對除34家符合要求企業外的歐盟企業征收反傾銷稅。

這說明兩件事：一來，美歐關系出現裂痕，歐洲在經濟、安全兩方面承壓，與中國發展關系的動力更強了。二來，大型經濟體之間的經貿談判，受各方面因素影響，其中包括政治因素，所以也不要過于樂觀。

但大體上說，現在是一次“坐下來好好談”的好機會。雙邊都希望能把握住機會，在經貿問題上相互做一些調整，實現更大更深入的合作。

中國對周邊國家的重視程度也在提升，這順應的是貿易區域化的大趨勢。

4月，中國政府同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共簽署百余份合作文本，在RCEP框架下的合作進入新階段。

企業這邊，4月底，比亞迪在柬埔寨的工廠奠基，爭分奪秒地建設，目標當年年底就投產。配合其迅速鋪開的更多門店，比亞迪顯然希望進一步鞏固在東南亞的領先市場地位。

6月的香港車博會，一眾車企老總親臨，右舵車型加速推出。業界分析，香港市場不大，車企的重視更多是將其當作跳板，意在更大的東南亞右舵車市場。

4

對歐洲、東南亞，以及更多新興市場的重視，體現了“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里”的邏輯。特別對企業來說，單一市場帶來的不可控風險，很難在生存周期里消化，分散布局幾乎是一個必選項。

更進一步地看，外需總體上將面臨更多更劇烈的不確定性，內需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也是一種分散布局——降低對外需的依賴，做大做強國內大循環，通過經濟結構的再平衡，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和韌性。

這需要多管齊下。

最直接的，是提振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去年起，“兩新”“兩重”政策成為經濟工作重要發力點，背后是以超長期特別國債為代表的一批宏觀政策工具，以幾乎前所未有的力度給到支撐。

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則是加快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央開始整治“內卷式”惡性競爭等不合時宜、不合規律的做法。這些動作，指向的是讓資源要素實現高效配置，以進一步發揮內需潛力。

還有一個關鍵點，科技創新。

需要認清的是，關稅戰只是美國“極限施壓”的一個環節，中美博弈的核心是科技。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就是在美國的算力、技術封鎖下，很不容易地走出一條自己的路，站穩了和美國同樣的第一梯隊。

科技創新在全球競合中的戰略意義越來越重要，爆發式發展的人工智能正在改變一切。抓住AI這個抓手，深耕一批優勢和關鍵新賽道，進一步融合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直接關系到供給側和需求側改革的質效，有助于形成供給和需求的動態平衡。

5

其實嚴格地說，美國對中國的關稅戰并非從“解放日”開始。今年2月，美國就首次提出了“芬太尼關稅”。

再往前數，從2018年那輪貿易戰開始，中國對未來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有了預期，所以一直在政治、心理、政策工具箱等各種方面做準備。

“解放日”過去100天，“做好自己的事”的框架也基本明確。緩沖窗口中，還需要做些什么？又需要調整什么？

有些動作，是要再進一步的。比如內卷式競爭、地方保護，光靠《公平競爭審查條例》等政策文件，很難真正根除。從底層邏輯分析，這些現象是財稅制度、本地GDP導向的官員考核制度等共同導向的結果。要解決問題，就要從制度上改革，對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官員考核制度等“動刀”。

有些要退一步，比如對外談判中一些適時的、對等的讓步。中歐電動汽車反補貼談判中，中方設定最低價格承諾，主動讓出一部分利潤，以換取更多的市場空間。這其實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

還有些，則已到了需要調整方向的時候。比如消費補貼如何避免成為另一種形式的產業補貼、如何解決替代效應和需求透支、如何更精準直接地“投資于人”，都關乎供需平衡調整的效果，亟需更深入的考量。

6應該說，下一個階段的改革，難度非常大。

特別是刀刃向內的改革，要求跳出依賴了幾十年的路徑，大概率會動利益、動“奶酪”，推動起來要下很大的決心，也考驗決策者的智慧。

一定程度上，外部的不確定性起到了“倒逼”的作用。但破解結構性矛盾、強化自主創新、增加居民財富等，不僅是為了應對外部壓力，更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內在要求。

所以，無論外部形勢怎么發展，改革一直要進一步深化。對各部門、各地區、各級干部來說，既要統一思想，又要解放思想，有勇有謀地迎難而上。最終，實現整個國家長期、全局、多維的現代化發展。

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所謂的“解放日”，至多是其中一個小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