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大量研究把中國（大陸）城市網絡格局歸納為“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的“鉆石結構”，但另一部分基于企業IPO數據、資本流動數據的研究卻強調了“首都中心輻射”特征。那么，“鉆石結構”和“首都中心輻射”的特征差別是全樣本和特定行業之間的本質區別，還是中國城市網絡在不同視角下呈現出的“硬幣的兩面”？從這一問題出發，筆者開始了對中國城市網絡的格局審視和制度闡釋。

本文字數：3015字

閱讀時間：10分鐘

作者

張 澤，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自然資源部國土空間智能規劃技術重點實驗室，助理教授，注冊城鄉規劃師。

唐子來，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自然資源部國土空間智能規劃技術重點實驗室，教授，上海市政府參事，本文通信作者。

#1

城市網絡實證定量方法：評述和反思

1.1 關聯計次：以頻度表征強度

關聯計次方法是建構網絡的一種簡單、樸素且直觀的定量方法，其核心內容是將城市之間的關聯值賦值為所觀測到的聯系次數，如企業內部的總部—分支關聯個數、航班或火車班次數量等。

這種計次方法只能對單個關聯聯系進行有無關聯的邏輯判斷，在數據匱乏的早期階段推動了城市網絡的理論傳播，但這種“以頻度指代強度”只是數據匱乏階段的無奈之舉，仍可能導致實證結果偏差。

1.2 引力模型：難以契合“中心流”理論基礎

引力模型方法借鑒自牛頓萬有引力公式，但這種引力模型仍是利用城市規模等屬性數據模擬關系數據，存在鮮明的中心地理論烙印，并不能契合中心流理論的要義。

1.3 服務價值乘積：不精確的關聯強度估算

服務價值乘積方法源自于GaWC對高端生產性服務業（APS）企業的研究，是連鎖網絡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的核心內容。這一乘法公式也隱含了對企業內部關聯強度的基本假定：重要辦公機構之間存在較大的關聯概率，關聯度也更強。

但是，該方法的實質仍是根據APS企業屬性數據“推斷”城際關系，是“以概論代指強度”，并導致“假性鏈接”和網絡結果扁平化。

1.4 對現有方法的反思

隨著關系數據的日漸豐富，一些學者已經開始著手探討現有的定量方法所產生的不精確性（impreciseness）是否會削弱城市網絡的結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結合對中國跨城關聯的研究基礎，筆者認為，“以計次頻度或服務價值乘積估算關聯強度”的定量方法實際上弱化了不同企業關聯之間的巨大差別，可能會造成對中國城市網絡的理解偏差。以企業數據為例，國有企業數量占比較小但資產規模巨大，其作為經濟地理格局塑造者中的“關鍵少數”作用可能會被嚴重弱化。

#2

中國城市網絡的空間格局審視

對比傳統方法（如關聯計次法）和真實流量加權方法所建構的城市網絡，是驗證傳統方法可能導致的認知偏差、全面審視中國城市網絡格局的關鍵。在中國，公開上市企業定期發布的、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跨城投資數據，為城市網絡研究提供了真實可靠且可計量的關系數據。

如表1所示，根據上汽集團（A股代碼600104）2020年年報披露信息，可以整理出“上海→南京”和“上海→北京”的兩條真實的城際關聯，且其資本流量分別為34.24億元和2.75億元人民幣。在流量加權方法下，任意兩個城市a和b之間的關聯值為城市間實際投資金額的總和，為網絡的建構提供了一個直接且有效的方案。

表1 | 上汽集團在2020年末對部分子公司的投資概況

資料來源：根據上汽集團2020年年報整理。

基于2020年A股上市企業的跨城關系數據，分別采用關聯計次和流量加權方法建構中國城市網絡。如圖1和圖2所示，關聯計次和流量加權方法下的中國城市網絡表現出差異化的空間格局：關聯計次方法下，“鉆石結構”仍是最突出空間格局特征；在流量加權方法下，關聯度較高的城市對（city-dyads）幾乎都是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之間的關聯，展現出“首都中心輻射”的空間格局。

圖1 | 關聯計次法構建的中國城市網絡示意

圖2 | 流量加權法構建的中國城市網絡示意

對比主要城市在兩種方法建構城市網絡的合計總關聯度占比（圖3），發現不同城市表現出差異化的網絡地位特征。關聯計次網絡中，北京相比于上海和深圳的領先地位并不顯著；在資本流量加權網絡中，北京卻顯著高于上海和深圳。此外，大部分中西部地區省會城市（如武漢、成都、烏魯木齊、西安等）、資源型城市（如鄂爾多斯）及部分國企集聚的東部省會或直轄市城市（如南京、天津）在資本流量加權網絡中具有更高的關聯度，而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達城市（如杭州、廣州、蘇州、寧波、無錫、紹興、東莞等）則在關聯計次網絡中具有更重要的網絡地位。由此推斷，傳統定量方法下的城市網絡研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北京以及中西部地區省會城市、資源型城市的網絡地位。

圖3 | 主要城市在兩種方法建構的城市網絡中關聯度占比矩陣

#3

政府—市場關系視角的制度闡釋

政府—市場關系是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語境的經典視角，對比國資和非國資企業在跨城經濟關聯中的不同角色，可以提供對中國城市網絡的制度語境闡釋。根據實際控制人屬性，將2020年4154家A股上市企業分為1225家國資企業和2929家非國資企業，使用資金流量加權法建構出國資子網絡和非國資子網絡。

對比兩個子網絡中各城市的首位城際關聯（圖4），可以觀察到國資子網絡和非國資子網絡的“首都中心輻射”和“鉆石結構”空間格局屬性：在國資子網絡中，北京是絕大部分城市的第一關聯城市，其他城市均不能與北京相提并論；在非國資子網絡中，北京和上海等長三角城市、深圳和廣州等珠三角城市具有相近的首位關聯特征，中國城市網絡表現為多中心發育格局。

圖4 | 國資和非國資子網絡中各城市的首位城際關聯格局示意（上：國資子網絡，下：非國資子網絡）

進一步觀察兩個子網絡（圖5）。一方面，國資子網絡中的高關聯城市多為行政地位突出的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空間分布相對均衡，戰略資源城市的網絡地位甚至高于其所在省份的省會城市（如大慶高于哈爾濱）；非國資子網絡中，高關聯城市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密集分布，表現出明顯的東西部差距，部分經濟發達城市也實現了對省會的超越（如蘇州高于南京）。另一方面，國資子網絡表現出極化特征，只有北京和上海、深圳、廣州、南京等少部分城市表現出高關聯度或較高關聯度；非國資子網絡中，城市之間的關聯度相對接近，高關聯、較高關聯主要分布在東部和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較高關聯明顯集聚在成都、重慶等少部分核心城市。

圖5 | 國資和非國資子網絡的城際關聯格局示意（上：國資子網絡，下：非國資子網絡）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城市網絡的空間格局特征源自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市場關系：國資和非國資企業在國民經濟運行和區域格局塑造中各有側重點，促成了差異化的經濟地理格局，使得中國城市網絡表現出多重的空間格局模式。

也要特別指出，本研究所使用的政府—市場關系分析框架雖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國城市網絡的制度語境，但現實世界并不存在黑白分明的政府與市場邊界。在中國，政府和其各類附屬機構已深度參與經濟運行的各個環節，市場化競爭也是政府組織效率的重要原則，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復雜交織和資源互動是全面詮釋中國城市網絡的關鍵。

#4

結 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既有全球規律的普遍性，也更具備本土實踐的特色性。本文對中國城市網絡的空間格局展開實證審視，并驗證了中國經濟地理格局背后蘊含的、基于政府—市場關系的制度語境。一方面，中國城市網絡的“鉆石結構”特征契合了區域經濟發育的多中心、扁平化趨勢，展現了全球普遍規律；另一方面，“首都中心輻射”意味著國家首都（國家政治經濟事務的決策中心和大量央企總部所在地）對全國經濟運行的集中管理能力，表現出中國國家治理的本土特色。

可以預見，隨著政府—市場關系的深度調整和持續作用，城市網絡視角下的中國經濟地理格局也將在二者的交織和互動中發育出新特征，這也將成為制定城鎮體系宏觀調控政策和檢視新發展格局構建成效的重要參考。

本文撰稿：張澤 唐子來

本文來源：城市規劃，原文刊載于《城市規劃》2025年第5期，第59-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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