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如今，伊朗還是沒有搞清楚一點，那就是為何此次伊以沖突，以色列和美國，敢于直接對伊朗進行轟炸，完全不考慮事態(tài)的影響。

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國和以色列經過精確的計算，認定伊朗即便進行報復，其規(guī)模和強度也必然是高度克制的。

他們篤定，只要在軍事上給予伊朗足夠的震懾，再配合一些象征性的姿態(tài)，就能輕易撲滅伊朗復仇的火焰。

后來的事實，似乎也印證了他們的判斷。

這場在2025年6月爆發(fā)的沖突，最終以伊朗簽署停火協(xié)議、并獨自承擔所有人員和財產損失而告終。

在這次沖突里，伊朗動用了超過五百枚導彈試圖發(fā)動飽和式攻擊，但面對美以聯(lián)軍先進的防空系統(tǒng)和強大的空中力量，效果十分有限。

戰(zhàn)后的評估報告顯示，以色列的空襲摧毀了伊朗大約一千枚導彈和數百個導彈發(fā)射陣地，這種損失程度，伊朗可能需要好幾年才能恢復元氣。

更為致命的打擊，是針對伊朗核設施的直接空襲，這讓伊朗的核計劃進程遭受了嚴重的挫折。

正是因為這場代價慘重的沖突，才引出了那位伊朗大使充滿無力感的言論。

這番話語，也揭示了伊朗在面對擁有絕對技術優(yōu)勢的對手時，所陷入的深層戰(zhàn)略困境。

當然，這種局面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它的根源深植于七十多年前。

1953年，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背后策劃的政變，推翻了伊朗民選的摩薩臺政府，這件事在伊朗人心中埋下了對西方，尤其是對美國極度不信任的種子。

這一歷史事件讓伊朗的決策者們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永遠不能將國家的命運，寄托在外部大國的善意之上。

隨后在1979年爆發(fā)的伊斯蘭革命，更是將“反美”確立為伊朗新政權的立國之本，這也使得“屈膝投降”在伊朗國內成為一種政治上完全不可接受的選擇。

但在2015年，各方還是通過艱難的談判達成了歷史性的伊朗核協(xié)議。

根據這份協(xié)議，伊朗同意嚴格限制自身的核項目發(fā)展，以此來換取國際社會解除對其施加的嚴厲經濟制裁。

這本是伊朗務實派試圖通過妥協(xié)來換取國家發(fā)展空間的一次重要嘗試。

但隨著2018年美國單方面退出核協(xié)議，并對伊朗重新實施了空前嚴厲的“極限施壓”制裁。

美國的這種背信行為，讓伊朗國內的強硬派徹底占據了上風，他們認為這恰恰證明了對西方的任何妥協(xié)都是徒勞且危險的。

作為回應，伊朗開始逐步放棄遵守核協(xié)議中的各項承諾，重新啟動并大幅提升了鈾濃縮活動，使其距離擁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越來越近。

所以，在通往西方的合作大門被徹底焊死之后，伊朗并沒有坐以待斃，而是啟動了它的備用方案。

一方面，它通過支持敘利亞、黎巴嫩等地的盟友，來構建一個區(qū)域性的“抵抗軸心”，用非對稱的方式來對抗美以的壓力。

另一方面，它堅定地推行“向東看”戰(zhàn)略，不斷深化與俄羅斯和中國的全面合作，試圖建立一個獨立于西方主導體系之外的經濟與安全網絡。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美以兩國敢于采取如此冒險的軍事行動。

他們看到了伊朗在直接軍事對抗上的克制，以及其更多依賴代理人和外交博弈的策略，并將此解讀為可以利用的“軟弱”。

但這很可能是一種致命的戰(zhàn)略誤判。

一個在常規(guī)軍事力量上感到越發(fā)不安全的伊朗，就越有可能將擁有核武器視為保障國家生存的唯一終極手段。

一旦伊朗越過了核門檻，整個中東地區(qū)都可能被卷入一場無法控制的核軍備競賽，那時的局面將比現(xiàn)在危險百倍。

所以，問題也許并非是伊朗“沒有搞清楚”，而是當前這種以暴制暴的循環(huán)，已經讓所有參與方都陷入了一個無解的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