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0年12月18日夜間，被告人李某政在未取得駕駛證的情況下，駕駛一輛小型汽車沿某省道行駛。當晚23時許，車輛行至一處路段時，與行人楊某現發生碰撞，導致楊某現重傷送醫后搶救無效死亡，車輛也嚴重損壞。經交警部門認定，李某政負事故主要責任。事故發生后，李某政并未逃離現場，而是立即撥打電話叫其兒媳胡某芳趕到現場。兩人隨后合謀，由胡某芳冒充肇事司機。胡某芳向到場交警謊稱自己是駕駛員，李某政也配合這一謊言，堅稱事故由兒媳造成。公安機關通過偵查掌握關鍵證據后，于2021年3月10日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對李某政立案。但在調查初期，李某政仍指認胡某芳為肇事者，直至2021年3月16日才承認自己的責任。

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平桂區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8日作出一審判決，認定李某政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無證駕駛致人死亡，且肇事后逃逸，其行為觸犯《刑法》第133條，構成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李某政不服上訴，賀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同年10月12日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法院在裁判理由中指出，李某政雖未離開事故現場，但主觀上為逃避法律制裁，客觀上通過串通兒媳頂包、編造虛假事實，實施了“潛逃藏匿”行為。這導致其未被現場調查控制，并在頂包人被帶走后自行離開，延誤了司法進程。法院據此認定其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依法應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內量刑。同時，法院駁回了公訴機關關于不構成逃逸及適用緩刑的建議，認為李某政的行為嚴重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耗費司法資源，不宜從寬處理。盡管李某政當庭認罪并賠償被害人家屬取得諒解，法院僅酌情從輕處罰，但未改變逃逸定性。

（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題目“李某政交通肇事案”，入庫編號2023-06-1-054-004）

二、法理分析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認為本案的裁判要旨意義在于，它突破了傳統對“逃逸”的物理性理解，將找人頂包但本人未離開現場的行為納入逃逸范疇。這并非憑空創設新規則，而是基于法律條文的內在邏輯與社會現實的深刻呼應。首先，從刑法第133條的立法目的看，“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核心在于逃避法律追究，而非單純的空間位移。逃逸的本質是肇事者通過行動切斷自身與責任的聯系，以規避刑事處罰。在本案中，李某政雖滯留現場，卻精心導演頂包騙局，讓兒媳胡某芳冒充駕駛員。這一行為直接導致交警未能及時對其調查控制，相當于在司法視線中“隱身”。客觀上，他隨時可自行離開——事實也如此，頂包人被帶走后他便脫身，這完成了逃逸的全過程。法院引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第112條，將“潛逃藏匿”解釋為包括頂包行為，正是抓住了“逃避控制”的實質。這種解釋并非擴大化，而是對法律漏洞的必要填補。試想，若僅以是否離開現場為標準，肇事者完全可利用頂包伎倆拖延時間、銷毀證據或干擾偵查，最終逍遙法外。李某政案中，公安機關耗費數月才突破謊言，正是這一風險的實證。法院的定性警示公眾：任何試圖通過欺詐轉移責任的行為，都將被視同逃逸處理。

進一步分析，本案的裁判彰顯了法律對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的精準權衡。交通肇事罪的逃逸情節之所以加重處罰，根源在于其雙重危害：一是延誤救助與證據保全，二是破壞司法公正與社會誠信。李某政的頂包行為雖未直接導致救助延誤（因被害人已當場送醫），但嚴重妨害了偵查效率。從2020年12月案發到2021年3月李某政認罪，三個月間司法機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揭穿謊言，被害人家屬的正義訴求被無故拖延。這種“時間差”造成的傷害不亞于物理逃離——它讓法律制裁失去及時性，削弱公眾對司法體系的信任。張萬軍教授在教學中常強調，刑法是社會倫理的底線守護者。李某政的行為公然違背誠信原則，其兒媳的頂包更是家庭倫理的扭曲，這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的公正、誠信直接沖突。法院拒絕適用緩刑的裁決，正是對這一危害的清醒認知：若對此類行為從寬，無異于縱容“鉆空子”文化，鼓勵更多人通過頂包規避重罰。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未因李某政事后認罪賠償而否定逃逸定性，體現了“責任不可交易”的法理。賠償諒解僅影響量刑幅度，但犯罪性質一旦成立，便不因事后補救而改變。這為類似案件樹立了標桿——肇事者必須直面責任，而非玩弄法律花招。

從司法實踐角度，本案的裁判要旨解決了長期存在的爭議。過往一些案例中，肇事者滯留現場卻拒不表明身份，常被辯稱“不構成逃逸”。但李某政案明確，只要行為人為逃避追究而隱匿真相，包括頂包、撒謊或誤導調查，就滿足“潛逃藏匿”要件。這與最高人民法院相關指導案例的精神一致：法律追究的是“責任逃避”而非“位置移動”。例如，若肇事者現場假裝路人或編造故事，同樣可被認定為逃逸。賀州法院的判決強化了這一邏輯，避免機械適用法條。作為律師，我在代理交通肇事案件時，常遇當事人詢問“留在現場是否安全”。此案給出明確答案：安全與否取決于是否誠實配合調查。任何欺詐行為都將升級處罰。同時，本案對公訴機關意見的糾正也值得稱道。公訴方最初主張李某政不構成逃逸，建議三年以下量刑，但法院依據事實獨立審查，堅持依法重判。這體現了司法能動性——法官不僅是法律執行者，更是社會價值的詮釋者。李某政案的啟示在于，在車流密集的今天，交通肇事頻發，唯有通過嚴格解釋“逃逸”，才能震懾頂包亂象，守護道路安全與司法權威。

包頭鋼苑刑事律師團隊是包頭市優秀專業律師團隊，由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博士領銜組成，刑法理論功底深厚、實踐經驗豐富。團隊秉持專業、精英、品牌的發展思路，推行刑事辯護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精細化，致力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