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1989 年開始，上海古籍社啟動搶救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獻文物項目，1992 年開始出書，三十多年來，已經出版了俄國、法國、英國從敦煌、新疆、黑水城等地掠取的文獻、文物資料圖錄數百冊。其中俄藏敦煌文獻十七冊，俄藏黑水城文獻三十一冊，預計2026年出齊?？梢哉f，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通過攝影方式發表圖版最多的古代寫本文獻出版項目。蔣維崧先生撰文回憶了俄藏敦煌、黑水城文獻出版前后與俄方交往的點滴軼事，可以一窺當年篳路藍縷的艱辛。本篇為第三篇。

志存高遠，不讓須眉——懷念克平教授

克平（К. Кепинг，1937-2002，女）是俄羅斯科學院圣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她出生于中國天津，其父是白衛軍軍官。十月革命后，他與克平的母親結婚。她母親是東正教信徒。1945-1954年克平在天津俄羅斯移民社團辦的學校接受了小學與中學教育。這時，俄羅斯在中國的傳教團體被莫斯科主教廢除，克平全家也被遣返蘇聯。克平先是進入塔什干的中亞國立大學，不久便轉入列寧格勒國立大學（下簡稱列大）東方系的中文專業。1959年在列大畢業后，被列寧格勒東方研究分所聘為科研人員。

1960年，克平婚后生了雙胞胎的兒子，雖然后來發生了婚變，但她很快重新投入科學研究，她進入函授研究生階段，開始研究久已消亡的西夏語。她供職的東方研究所書庫存有科茲洛夫（П. К. Козлов）探險隊從中國發掘攜歸蘇聯的大批西夏文文獻，俗稱哈剌浩特特藏。蘇俄學者伊鳳閣（А. И. Иванович）、聶歷山（Н. А. Невский）在這個領域的研究貢獻是被世界學界高度贊揚為先驅的。學術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繼續努力——薪火相傳。在克恰諾夫、薩弗羅諾夫（М. В. Софронов）的基礎上，克平對西夏語的語言系統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她對西夏典籍《文?！返膬热荨⒃~匯、文字以及語言現象作了最詳細的闡述。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后，奠定了她申請并獲得博士學位的基礎。她在1970年和1985年先后晉升為初級研究員和高級研究員，1993年，晉升首席研究員。

我1992年初次到圣彼得堡，4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友人費錦昌、張靜嫻夫婦家中第一次見到克平。費錦昌是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派遣人員，其夫人是交換學者。他們很樂于在這段蘇俄大變動時期結識各不相同的蘇俄知識分子，尤其是能用中文表述思想的學者，而克平正是理想的俄國人士?？似叫愿耖_朗合群，與天津人交往不少。孟列夫曾說起，1989年中俄兩國學術交流，俄方派出使團去中國半年多，他和克平在列車上遇到了天津的年輕人，克平高興得馬上用天津話與“老鄉”們交談起來。我也很想聽聽克平的天津話，還保留著“嘛”字音否？不僅克平，連她的老母親回到俄羅斯后幾十年，還念念不忘提起中國。她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說，掛在嘴上的口頭禪卻是“我們中國如何如何——”。連克平都忍不住要數落她：“你又不是中國人，憑什么說這等話！”但她就是喜歡念叨中國的一切。她甚至一直想念中國的調味品醬油。1990年府憲展等去了圣彼得堡四十天，允諾下次再來時一定帶瓶醬油送她?？上赡旰?，中國團隊所帶的醬油已無從贈送，因為老太太已去世了。

1992年在費、張夫婦住地與克平見面時，我們得知她剛從荷蘭講學歸來不久。她對西夏語語法的研究已獲得國際學界的肯定與尊重。她毫不隱諱地批評蘇聯解體后的國內社會諸多怪相，物價飛漲，貨幣貶值，百姓困苦，亂象叢生。她直言提出疑問：“過去說美蘇爭霸，蘇聯還有個‘老二’的地位，宇宙空間還能爭雄，這么多的國家財富，一夜之間，不知到哪里去了？”她經歷過五十到八十年代的蘇聯，那時的一盧布在國際市場上幾乎與一美元等值，現在一美元可以換一百多盧布。貶值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當我們問起她的家庭經濟情況，她馬上很有骨氣地回答：“我不困難。”我想這不是因為她是教授，工資高而不困難。事實上很多教授都入不敷出而不得不打零工，掙“外快”以補貼家用，克平因為有出國講學，得到了西方的津貼，才不至于捉襟見肘。

過了一年，即1993年10月，本社與俄東方所又達成了新的協議，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我們與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聯合組團赴圣彼得堡展開工作。黑水城文獻在俄國東方所的入藏量是確鑿無疑的世界第一。中國學界開始科學研究西夏文字的拓荒者應該是王靜如先生，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研究西夏的中國學者重新注目俄藏西夏學文獻的刊布。經鍥而不舍的努力，終于在1993年簽訂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協議。

早在1989年，中蘇雙方成立了互派學者赴對方國家進行學術交流的動議。克平得訊后便積極爭取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她寫信給中方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長史金波，希望史金波能提供一定的幫助，她甚至表示愿意做史金波名義上的學生?？似皆?985年已有了高級研究員的職稱，在國際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但她為了珍貴的學術交流機會，這種犧牲精神是很難得的。當然，那年的中國之行，與史金波等的當面切磋，也令她大有收獲而產生“不虛此行”的感慨。

克平熱情地邀請我們一行六人去她家做客。六個大男人，史金波、白濱、聶鴻音、楊建國、蔣維崧、嚴克勤，外出異邦多日，正是饑腸轆轆之際，克平以一己之力，在家待客可不是易事。她家是二室一廳的住房，1993年時，中國的居民住房還很緊張，那時史金波已是正教授，兼任民族所副所長，但家中只住二室一廳的房子。我與小嚴去拜訪他，他家的客廳也很小，屬過道廳?？似绞莻€聰明能干又尊重傳統的人，她在事業上分外要強，不讓須眉，生活上也都是自己動手。不僅培養兩個兒子成材，自己還取得了巨大進步。

席間談起東方所的西夏學研究，克平直言不諱地說：“克恰諾夫不喜歡人家搞西夏。”學界中這種“同行是冤家”的現象很普遍，未聞俄羅斯學界也有這種事，但大家均不便多問。平心而論，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所內的西夏學專家確實以“兩克”——克恰諾夫、克平為雙峰并峙，無人能望他倆項背。其中克恰諾夫領域寬廣，不僅對西夏法典，尤其是《天盛律令》深有研究，而且編著了西夏刊刻的《大藏經》分類目錄，窮年累月，孜孜以求，給后世學者提供了研究的階梯，功德無量。當然因為所涉領域過于寬廣，不免存在一些舛誤。而克平的研究以精深著稱，她對西夏語音系統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并力圖釋讀西夏文字系統存而未決之疑難。她與同事不僅在1969年對《文?！愤@部巨著作了研究闡釋，還對《孫子兵法三家注》《類林》《新集慈孝記》作了研究，她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了《西夏語的形態及類型學特征》，獲得學術界廣泛的好評。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兩“克”之間的曲直是非是外人無法判斷，也無從調和的。

才過了兩個星期，克平又一次邀請我們去她家做客，還是原先的六位、一個也不缺。我們覺得如此興師動眾，太不好意思了，她卻非常誠懇地說：“你們出門在外，很不容易，我們有責任盡一份力量照顧。”她的真摯使你無法推辭。她的中國話說得很好，幾乎沒有詞不達意之處。1989年，她在北京作學術交流時，為北京電視臺錄制了“學俄語”的節目，如同“英語九百句”那樣，大大普及推廣了俄語。多年后，跟著學習的“受眾”還懷念這位有著圓形臉龐、口齒清晰、發音標準的俄國老師。我聽她的中國話也覺得親切舒適，唯有一次，她發覺自己有些詞不達意，只能用手勢來表述。原來她想說“引號”這個詞，被“卡”住了，一時不知道這個詞中國話怎么說。

1993年12月，史金波等完成了首期鑒別、制卡任務，返回北京。我和小嚴多住一個月，將拍攝進度補上。一天，克平找我，托我帶封信回國后寄給另一位西夏學者李范文。她很慎重地告訴我：“請你看一下這封信。如果我有寫得不妥的地方，將來告訴我?！蔽乙虼丝戳诵?。她的漢字寫得不如孟列夫老練，但比丘古與克恰諾夫都強。因為她是用現代漢語的語體文寫的，意思很明白，毫無言文脫節、詰屈難通的地方。她在信中說，得知李范文老師在編纂西夏字典，很高興，相信字典編成后一定會有助于推進對西夏文獻的閱讀，她期待著《字典》的出版。

1995年，在銀川召開了西夏學的國際研討會，克恰諾夫和克平都受邀參加了會議。我奉社領導之命，去銀川開會，并接“兩克”到上海一游。當年，《俄藏黑水城文獻》已攝片完成了兩輪工作，積累了一萬多拍底片，有待編輯出版。那年克恰諾夫是東方所的副所長，所長仍是彼得羅相。中方主編是史金波與本社社長魏同賢。按學術地位與聲望來說，克平應該出任本書的編輯委員。但史金波可能擔心引發克恰諾夫的不滿而影響黑水城文獻合作出版，也就遲遲不提此事。所以1997年前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二、三及第七冊均沒有克平的名字。直到出版該書第八冊時，史覷準機會，看“兩克”矛盾平和時，方提出補克平為編委，克恰諾夫很痛快地同意了，此事才告順利解決。

“兩克”到訪上海，克恰諾夫是俄方主編，又是東方所副所長，而克平僅是學者，像是自行來的私訪者。談及本社與東方所的合作計劃進度安排時，克恰諾夫明確表示“克平不參加會議討論”。我便安排本室一女同事小李陪克平去逛街。好在“兩克”在上海期間，本社都給了生活補貼，“兩克”要買些小禮品的錢是足夠的。

克平脾氣爽直，不會巧言令色。到滬第二天，我們在社里的飯廳由專職廚師掌勺，請他們晚宴。席間氣氛輕松，談及東方所多位老朋友的近況，我忽然想起龐曉梅女士。她是龐英的女兒，而龐英是五十年代留蘇學生，中蘇關系破裂后，龐英留居在蘇俄。女兒龐曉梅便出生在俄，早已嫁人，入了俄籍。龐曉梅也在東方所供職，講一口流利的俄語，反而是中國話磕磕巴巴的。我不知道她和克平關系如何，隨便問起龐女士近況如何。不料克平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認識她！”這時克恰諾夫也在座，默不作聲。我也有些尷尬，又接著問起“伊拉如何？”伊拉即波波娃，在孟列夫敦煌室內供職，幾年后當上研究所的副所長，后來又晉升為所長。大概對伊拉有好感，克平便介紹了幾句她的近況。過了兩年，伊拉來滬，我跟她提及此事，她馬上說克平“是個很獨立的人”！伊拉那時已經能進行不復雜的中俄會話，“很獨立”的表述，大概是指克平有自己的行事風格，有自己的價值判斷，不輕易附和別人。

這時距離1997年《俄藏黑水城文獻》正式出版的日子已不遠。全書第一冊前面冠有中俄雙方主編的《前言》，俄方的《前言》當然是克恰諾夫撰寫的。他在文中為科茲洛夫考察隊在黑水城發掘文物的行為作了辯護。中方則認為，雖然是在清末發生的行為，是在兩國人民都沒有主權條件下發生的事情，但畢竟是在中國疆域內獲取了中國文物，應該受到責備。然而雙方都不想在這一問題上糾纏而妨礙黑水城文獻整理出版的大業，終于決定在雙方的《前言》中各作立場表達，互不指責對方?？似胶茱@然地站在克恰諾夫《前言》中表述的立場一邊，這是可以想得到的。

2000年，我們又一次去俄羅斯編拍《俄藏黑水城文獻》，這是自1993年開始的大規模編拍行動的最后一次。7月，聶鴻音也特地從北京趕來助戰。克平與聶鴻音在西夏學上交流不少，共同語言頗多，有惺惺相惜之感。她又一次設家宴款待我們三個中國友人：聶、蔣、嚴，還請了冬宮的基勒和魯道娃作陪?？似綄W術上一絲不茍，孜孜以求，生活上也知道享受。她鋪上了美麗的臺布，將色拉做得可口又漂亮，令人一見就覺得涼爽可口，舌尖生津。這幾天恰逢俄一艘潛水艇出事，失去與地面的聯系，艇上人員有幾十個，都是年輕人?？似椒浅ｊP心這些人的命運，她跟我說：“他們都這么年輕，前途無量，祈禱他們平安脫險，父母師長都在等著他們呢！”有一天，潛艇上發出的求救訊號被地面聽到了，她很興奮地告訴我，說明他們還可能獲救。直到多天以后，救援措施已經用盡，終于沒能使潛艇浮上水面，救援行動宣告失敗，圣彼得堡街頭店鋪紛紛掛出了哀悼死者的半旗，她也表示了沉痛的心情。她是個有兩個兒子的母親，從她的表情與經歷，我充分體味了她的深情。

2000年的10月1日快到了，也就是臨近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二周年的慶祝日了，我們歷時七個年頭的現場編拍工作已近尾聲，計歷次辛勞所得，其攝黑水城文獻底片僅黑白片即已近三萬拍，涵蓋了整個俄藏黑水城文獻精華的絕大部分。俄方的全力支持配合當然是這一項目成功的重要保證。我向社長、總編輯提出舉行一次告別宴會，答謝俄方人員代表的辛勞付出。社領導非常理解與支持，還提醒我們招待會菜肴要豐盛一點，不可怠慢俄方人員。我們擬定了邀請名單，第一位就是所長克恰諾夫。接著是孟列夫、克平，還有所長助理波波娃，以及外事秘書法蘭祖諾夫等，也有手稿部可愛的文獻管理員娜佳等。我特意寫了簡明的謝辭，并請孟列夫作同步翻譯。我的謝辭致完后，孟列夫作了很精到的解釋，接著克恰諾夫以所長身份表示對雙方成功合作的滿意態度。他又客氣地說，俄方限于條件，不能像中方這樣以豐盛的宴會歡送朋友，表示慚愧?？似降陌l言很有意思，她說，這幾年的往來，感覺到你（蔣維崧）的俄語有了很大進步，大多數講話者的俄語發言你大部分都聽懂了。希望你像走親戚一樣，今后還要常來圣彼得堡，這樣你的俄語會進步更快！我當時很感動，銘謝她的勉勵，但自知將有愧于她的期望。

克平是個睿智的女學者，一生自強不息，每見到她忙碌的身影，我會想起一千多年前中國東漢時的女史學家班昭。孟列夫在懷念克平的文章結尾中提到她時說：“她的直言無忌是同事們所共知的?！?000年克恰諾夫指導的博士研究生索羅寧（К. Солонин）舉行論文答辯，爭取授予博士學位。克平在1993年就晉升為東方所這一學科的首席研究員，理所當然地以指導教師身份參與答辯?？似皆跁袭斨饲≈Z夫等許多專家的面，不假辭色地向索羅寧提出了許多尖銳的直擊要害的問題。索羅寧論文未得通過，答辯失敗。那年我正好在東方所工作，隔天后遇見索羅寧，他怨憤地用中國話對我說：“這個老太婆有神經病，你知道嗎？”過了不兩年，克平意外地因病不治，突然去世了。孟列夫在追念她的文章中說克平“是一個迷人的女性，一個非常有同情心和細心的伴侶——也是一個非?？量蹋ㄍǔＪ遣槐匾模┤恕?。這也許婉轉地表達了孟列夫的看法，弦外之音，不難明白。又過了數年，索羅寧修改了博士論文，作了很大的修訂補充，重新申報，獲得了批準，被授予博士學位。他在北京偶遇聶鴻音，談到2000年的答辯未獲通過那件事，索羅寧承認，那時論文寫得確實不夠好，功夫下得不到家，承克平教授不客氣地指正，啟發了他深入思考，下大力氣修改?；貞浧饋?，應該對她表示由衷的謝意。

重厚少文，安劉必勃的所長——懷念克恰諾夫教授

克恰諾夫（Е. И. Кычанов）生于1932年，卒于2013年，享年八十一歲。他的父親是土地工程師，母親是幼兒園教師。這樣的出身背景算得上是初級知識分子家庭了。

克恰諾夫自己很要強，好學不倦。1950年中學畢業后，考入國立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在那個時代，列寧格勒大學（簡稱列大）與莫斯科大學（簡稱莫大）就像中國的北大、清華那樣有名。克恰諾夫入學后進步很快，頗得師長們的賞識，1955年被錄取為研究生，主修西夏學。以后數十年，他一直專注于俄國科茲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領的四川-蒙古探險隊所獲的黑水城文獻研究，取得了令全世界相關學界矚目的成果。

蘇聯亞洲民族博物館（即今日的圣彼得堡東方研究所）收藏有數量龐大的敦煌文獻以及西夏文文獻并不是秘聞。1958年，中國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曾到訪過列寧格勒，亞洲民族博物館友好地接待了中國同行。當時年方三十出頭的孟列夫曾接待過鄭振鐸，為鄭等展示過收藏的敦煌卷子。鄭印象極深，不知道蘇方還有什么其他秘藏。由于鄭振鐸一行隨即飛機失事而罹難，這個信息沒有傳播開來。

將蘇俄藏有數量驚人的敦煌文獻這一消息透露給中國學術界的是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李福清（Б. Л. Рифткин），他曾經促成北京的中華書局影印列寧格勒藏本《石頭記》的出版。他把蘇俄藏敦煌經卷的訊息告訴了中華書局，同時也提醒中國朋友，蘇聯官僚主義官場習氣嚴重，處事拖沓，與之謀事合作，一定得有“泡蘑菇”的思想準備。

李福清治中國明清時期的俗文學史，寫有研究中國白話小說的專著，正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審讀出版。他和該社的社長魏同賢志趣相投，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于是又把蘇俄藏有敦煌文獻的消息告訴了老魏。老魏是個胸有大志的出版家，極富戰略眼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在他和全社同仁的努力下，上古社已從連年虧損的困局中走了出來，正在積極擘畫新的大型選題，目的不僅是扭虧為盈，還要享譽中國甚至世界學壇，走出國門。李福清提供的信息正中他的下懷，他便積極行動起來，走訪學界前輩季羨林、饒宗頤、潘重規諸人，最終確定目標是編拍一套《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首要的標的即鎖定出版蘇俄的藏品。經過頗不簡單的報批審核順序，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又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了出版蘇（俄）藏敦煌文獻的設想計劃。上古社便積極籌備去蘇，實地考察蘇（俄）藏品情況。

稍早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赴俄考察的是中國的兩位西夏學者史金波與李范文。1987年1月4日-27日，史金波和李范文受中國社會科學院派遣，前往東方研究分所進行學術交流。史與李均為國內頂尖的西夏學研究專家，分別撰有西夏語言學專著《文海研究》《同音研究》，被學術界敬稱為一時瑜亮的“雙璧”。他們的聯袂訪蘇，很自然地受到蘇聯學界的歡迎和重視。蘇聯的西夏學者克恰諾夫、克平等和他們互相交流、探討了不少疑難之處。這段日子正是寒冬，室內雖有暖氣，但進出學部大門，還得全副冬裝御寒。多年后，到了1993年，史金波參與《俄藏黑水城文獻》的編拍，又一次在冬天來到圣彼得堡，他對1987年的嚴寒還記憶猶新。史、李兩人的這次蘇俄之行收獲頗豐，對中國學者來說，更明白了蘇聯占有了得天獨厚的黑水城文獻的巨大的優勢，又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中，秉燭達旦鉆研了多少日子，苦心孤詣，成就非凡。中方的學者痛感必須改變這種劣勢，促進文獻資料的全面公布，使全球學者在同一跑道上競技賽跑。史、李二人回國后，向各自的上級部門匯報，請求酌情考慮，盡早安排出版黑水城文獻的計劃。

上海古籍出版社也不失時機，于1989年下半年派出了以魏同賢為團長的訪蘇代表團，團員三人，分別為總編輯錢伯城、副總編輯李國章、影印編輯室主任李偉國。他們抵達列寧格勒后，受到蘇方誠摯的歡迎。彼得羅相所長與資深首席敦煌文獻研究員孟列夫都出席了歡迎宴會，并提供了閱卷考察的種種方便。早在1965年，克恰諾夫就被所長彼得羅相提拔為負責科研的副所長，他的學術成果很顯著，為東方研究所贏得了很大的聲譽。在俄國人眼里，西夏學與敦煌學是同出一轍的東方學分支，克恰諾夫與史金波、李范文交流合契，與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行應該也能水乳交融?？饲≈Z夫與克平都為史金波、李范文所熟識，所以交談起來就多了不少話題。但是1989年時，上古社方面是專為考察東方所收藏的敦煌寫卷而來，哈剌浩特（即黑水城）的西夏文藏品的出版尚未列入議事日程。當知道了這一情況后，“兩克”就很知趣地退場了，絲毫沒有強人所難的意思。

這批出自黑水城文獻中的絕大多數是用黨項先民創制的今天已經消亡的死文字書寫或刊刻的資料。從內容上說，黑水城文獻十分龐雜，不僅有佛教經律論，還有譯自漢文四部書的儒道作品，尤其是有來自民間的珍貴的租賃文書，這是反映當時社會從官府到民間的社會經濟狀況的不可多得的資料。西夏政權立國后割據西陲，與宋、遼或金互不相屬，雄峙西北，并稱三國，而以正統自矜的北宋與遼（契丹，以后是金）又不為西夏政權立傳，使西夏遺留下來的正宗資料很少，其真實面貌一向不能確認，形成歷史的空白，致后人修西夏史時往往徒嘆資料的匱乏。如今這一大批浩如煙海的寫本、刻本重見天日，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寶物。當然，這批文獻的絕大多數以西夏文字書寫或刊刻，不僅形體上迥異于漢字，即使逐字對應漢字辨識后，也還有大量的語法問題，不解決，就不能正確理解文意。在這些問題上，蘇（俄）的學者伊鳳閣（А. И. Иванович）、聶歷山（Н. А. Невский）做出了可貴的努力，篳路藍縷，導夫先路。后繼者即是如今的克恰諾夫、克平等，還有中國的史金波、李范文等。盡管已經死亡的西夏文字尚不能完全釋讀，但畢竟已能解讀十之五六，“死”文字不死。

雖然上古社此番訪列寧格勒是為東方所庋藏的敦煌文獻而來，但了解到了東方所珍藏的巨量的西夏文文獻，是個意外收獲。這幾位中國古籍行家不僅熟悉漢文古籍，有豐富的版本目錄知識，更可貴的是他們有靈敏的行業嗅覺與深遠的目光。雖然西夏文字已經死亡，但記載這段失傳歷史的史料不會完全死亡，只要有史在，國便不會亡。李國章、李偉國認為，俄方所藏的黑水城西夏文文獻，如果真能付以影印出版，西夏“絕學”未必不能如甲骨卜辭一樣存亡繼絕，復振一段空缺的西夏歷史。數年后，上古社聯合中國社科院民族所與俄東方所簽訂協議，大規模地編拍黑水城文獻，歷經三十余年努力，數度往返圣彼得堡與北京、上海之間，終于出版了三十三大冊八開本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使西夏學的研究成為了國際顯學。飲水思源，我們是不能忘記主編這套文獻的三位前輩，中方、俄方決策者與親歷者克恰諾夫、史金波、魏同賢的功績永存。1987年史金波、李范文的訪蘇，1989年魏同賢等人訪蘇，雖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都如同在即將燃燒的爐膛中加了一把柴火。

史金波地處北京中樞，消息廣泛而且敏捷。1992年年底，他邀請院外事局楊建國陪同，聯袂到滬，拜訪魏同賢與錢伯城。一見面，史金波就出示了剛收到的克恰諾夫給他的親筆信。信中明確表示，圣彼得堡東方文獻所已獲上級批準，可與中國相關部門合作出版他們所藏的哈剌浩特文獻（即黑水城文獻）?？饲≈Z夫本人也已獲研究所所長彼得羅相授權，擬于1993年上半年訪華，商談合作出版的具體事宜并簽訂正式的協議書。1993年的中俄會談在北京中國社科院民族所進行。俄方出席會談的是得到所長彼得羅相授權的副所長克恰諾夫教授，中方的代表分別為：民族所的西夏學學者史金波與白濱，二位均是資深的研究員；代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是總編輯李國章與副社長兼副總編的李偉國。由社科院派往俄羅斯留學返國不久的楊艷麗女士擔任翻譯。她掌握的俄語詞匯量很大，所以翻譯時游刃有余，毫無窒礙，使中俄雙方的洽談一直很順暢地進行。

但是因為要達成書面協議，文字的表述必須嚴密周全，兩國三方的義務和權利都應有周密且無懈可擊的表述，中俄的代表都逐條逐字逐句琢磨，不敢疏忽。當解釋協議文本中，出版方（上海古籍社）擁有出版后的一切版權，包括“鄰接權”時，卻有了爭議。俄方認為他們研究所仍有研究文獻，征引文獻，無論局部還是整篇文獻都可引用、刊印，包括發表照片等等，中方從版權角度考慮，當然希望這種現象有所限制，即將黑水城文獻的首發權盡可能多地保留于這套書內。當聽到中方對“鄰接權”的解釋時，克恰諾夫有些失態，他勃然大怒，怫然變色說：“你們派車子來把這些東西都運回中國去吧，我們什么權利都沒有了！”頓時會場氣氛凝固，似乎會談進行不下去了。這時正逢中午，民族所已準備好了工作午餐，午餐儉約而不失豐盛，克恰諾夫問：“這是便飯么？”顯然他對中國的經濟活力感到吃驚。事緩則圓。午休后會談重啟，主要是出版方對“鄰接權”作了解釋，當克恰諾夫理解了這條條文并沒有限制俄方人員的研究權利，更沒有限制俄方與世界各國的交流權益，包括發表研究成果的權利等，同意該條寫進協議書，風云突變的陰霾被驅散了。而克恰諾夫給中方代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大家談起這件事都對他頗有敬意。

1995年8月在銀川召開了首屆西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外西夏學專家與會者不少，克恰諾夫與克平和莫斯科的治西夏學的薩姆索諾夫等也來了。因為編拍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將在1997年舉行首發式，首批面世四大冊出版物，其中漢文第一至三冊，西夏文第七冊，必將引起學界不小的反響。而第一冊將冠以中方主編史金波與俄方主編克恰諾夫各自撰寫的《前言》（并附中、俄、英三種文字文本），交代黑水城文獻的來龍去脈以及整理出版的緣由經歷，事關重大，所以中俄雙方都下了很大功夫推敲修改，務求臻于完美。在這次銀川會議上，我以責任編輯身份和克恰諾夫談起尚未完成的黑水城文獻的編拍進度等事，并涉及怎樣看待科茲洛夫所率的四川-蒙古探險隊在黑水城地區所獲珍貴的中國古代文物以及它們流失境外的事?？破澛宸蛩实目疾礻犨M入黑水城地區已是二十世紀初，距清朝即將覆亡僅幾年時間，但清政權仍在俄人所到之處實行著有效的統治。所以俄人必須拜會當地的清朝官員，征得他們許可，并送上禮物（如留聲機、手槍等），方能進行“考察”。當然也應該承認，科茲洛夫考察隊在發現了整整一個王家圖書館的文物，尤其是圖書、器物、繪畫等捆載而去時，是得到當地官員許可的，清朝官吏率眾為考察隊送行。所以，俄國人一直認為，這是合法行為，沒有欺騙，這種文物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是世界上屢見不鮮的正常的現象。

我們可以不贊成這種觀點，可以有所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擱置爭議，走出泥沼，承認這種文物所有權的轉移，加速統一對文物的利用價值的認同，加強對其文獻價值的認識統一。這才是真正地不負黨項先民創制這種文字而留下浩瀚文獻的初衷。所以，當1997年這套新書的第一批四冊八開本樣書首發時，克恰諾夫作為俄方主編致辭時，他也同意我們的意見，不再強調科茲洛夫考察隊獲取黑水城文獻的正當性，避免爭論，他在俄方《前言》中一筆帶過。中方主編史金波在《前言》介紹這套書的歷史文獻價值。這樣就引導讀者真正認識文獻價值的意義了。新書首發后，我們共同驅車去北京遠郊的清代東陵參觀。次日，克恰諾夫意味深長地說，他看到了，“沒有什么永恒的東西”。不盡之意在于我們均宜更努力而著眼于前人帶不走的永恒的存在。

克恰諾夫是個本分、厚道的所長。他的領導人風格與前任所長彼得羅相迥異。2000年10月前后，伊拉·波波娃來上海出差，因為在異國他鄉，和她談起共同的熟人——東方所的同事，大家都很直率。我把古籍社的兩代社長魏同賢和李國章比作東方所的彼得羅相與克恰諾夫，前者（魏同賢和彼得羅相）都是果斷、有為；而兩位后繼者則是心善、寬容。波波娃的見解和我完全一致，可見這大概是真實的情況反映?？饲≈Z夫原是蘇聯共產黨員，到蘇共解散停止活動以后，執政黨一夜消失，所以這段歷史也就不提了。1992年，我們第一次到圣彼得堡東方所工作三個月后，將啟程回國，按照慣例，所長彼得羅相與副所長克恰諾夫，并約了孟列夫、丘古等為我們四人餞行。雙方聊天談起對兩國現狀的觀感時，克恰諾夫忽然呼了一句：“社會主義的中國萬歲！”這句沒頭沒腦，令我愕然，當然印象尤深。

1995年，克恰諾夫與克平參加銀川的西夏國際會議后路過上海，因為赴俄編拍黑水城文獻還有不少工作需要安排協調，就在我們社的員工餐廳午餐。他注意到“你們的員工每人在社里午飯都不收費，這種做法很好”。他認為這是一種增強員工凝聚力的好措施，可惜東方研究所沒有條件仿效?？饲≈Z夫治西夏學，對中國古代文化有所了解。我每次赴俄，總要攜帶社長李國章簽字的親筆信向他致意，請他關照支持。1997年，據中方團長史金波估計，全部工作已經過了一半之量，但什么時候能克奏全功還不敢說。李國章在致克恰諾夫的信中說，中國有句古語，“行百里者半九十”，意即我們不能松懈，要善始善終?？饲≈Z夫讀信后沉思良久，很有感悟，我以后多次聽他重復“行百里者半九十”。

1997年9月上旬，史金波、聶鴻音按原定計劃，在完成了閱卷、編目、選擇取舍后，將離開圣彼得堡回北京。克恰諾夫帶了禮物分別贈送我等四人，以示惜別。他和史金波交情最深，送給史的是金筆與一瓶原產的墨水，送我的是漂亮的領夾與長袖襯衫的袖口夾；送聶鴻音與小嚴的是各一條領帶。他給我禮物時，我正在去閱覽室的路上，他交禮物給我時，慎重地說：“小的，但是好的！”使我有些受寵若驚。那年國慶，我國駐圣彼得堡總領館按慣例舉行招待酒會，宴請各國客人。我和克恰諾夫一起出席了酒會。席間，他私下向我介紹了多位俄國來賓的身份，文學所、科技所等，克氏特意笑著說明，每一位部門負責人“都是共產黨員”，這是說明蘇聯和俄羅斯政權的和平對接與成功轉型么？

2000年，我們已大體完成了《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全部現場編拍工作，從1993年這個項目上馬，歷時八年，吃盡千辛萬苦，終于見到了勝利曙光。我們向社領導請示，擬在彼得堡市內中國風味的飯店舉行一次告別宴會，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趙昌平總編輯很快就有了答復，同意我們的設想，并提醒我們，菜肴應該豐盛一點，因為此舉也代表了本社社領導對東方所的專家、手稿部提閱文獻的工作人員的謝意。于是邀請了克恰諾夫所長以及孟列夫、克平、伊拉·波波娃等俄方專家和法蘭祖什夫（外事秘書）、捷姆金夫婦、娜佳（手稿部提卷人員）等等一行共十人赴宴。我們還特地準備了中國特色的醇正白酒。宴會開始前，我代表社領導致祝酒辭，回顧從簽訂協議，到落實出版的全過程，感謝俄國朋友的全力支持。我引用了中國詩人朱熹的詩：“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蔽覀冞@一項目的成功實施，雖然還有許多有待完成的工作要做，但什么困難也阻擋不了中俄人民友好合作的前進步伐。孟列夫翻譯得很順暢，俄國客人都沉浸在八年的往事的回憶中。

席間最大的官員便是東方所所長克恰諾夫，他真誠地回顧了八年來我們共同走過的路程，又對俄國的經濟現狀表示了遺憾，在中國同行離開時，“所方不能為你們舉行如此‘盛宴’”。后來克平、法蘭祖什夫等等也講了話，對中國同行的忘我工作表示了欽佩，氣氛十分融洽。第二天，我聽克平轉告，對昨天的告別宴會，出席的俄方同事都很滿意，尤其是那些很少有機會參加外事活動的文獻提卷人員娜佳等，她們一個勁兒地稱贊中國同事的熱情禮貌與周到，還稱贊中國菜肴的豐盛與美味可口。愿這種美好的記憶永遠保留在俄國朋友的心田吧。

克恰諾夫是2013年得病去世的。我們得到消息很遲，在一年之后。每想到他，我總不免悵惘凝思。他在蘇聯俄羅斯轉型時期，繼果斷有為的彼得羅相出任所長，不畏煩劇，不懼重重困難，持重勿失，將與中方合作的大項目——《俄藏黑水城文獻》出版進行到底，使黑水城文獻最主要的精華早日與全世界學人見面，這個功績是永垂不朽的。黑水城文獻能夠有今天這么高的知名度，有這么廣泛的研究者，與原始文獻的影印刊布有莫大的關聯。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研究所藏有許多各個國家的古代珍貴文獻，到2025年《俄藏黑水城文獻》出版完畢全書的最后一冊即第三十三冊，也許是東方所與國外合作出版的最大規模的一種資料叢書?？饲≈Z夫有理由為此而驕傲。中國西漢時的大臣周勃“重厚少文”，但高祖皇帝劉邦預見將來“安劉者必勃也”。我想，對圣彼得堡東方所而言，克恰諾夫不就是周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