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年的上海街巷間，藏著汪曾祺與文壇諸位師友的交游印記，也寫著一位青年作家在時代浪潮中的文學步履。

汪曾祺（1947年5月于上海）

一

從“霞飛坊”59號巴金、蕭珊家出發，步行30分鐘約2.1公里，可到建國西路506弄懿園31號“合肥張氏四姐妹”大小姐張元和家。

沈從文只身赴北平任北大教授之后，夫人張兆和離開蘇州娘家，帶著孩子暫住上海大姐家。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就與師母“三姐”親如家人。沈從文生前身后，張兆和與“賢契”汪曾祺一直來往密切。1946年8月汪曾祺初到上海，尚未找到致遠中學的工作，一度情緒低落，險些自殺。沈從文不僅自己從北平寫信勉勵汪曾祺，還叫夫人張兆和從蘇州給汪曾祺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這位敏感脆弱、在上海灘茫然失措的年輕作家。

張兆和帶著孩子借住上海“張大小姐”家期間，汪曾祺與沈從文書信往來頻繁。北方報刊發表汪曾祺文稿，絕大多數仍由沈從文經手。不管汪曾祺有沒有去過“懿園”拜訪“三姐”，同在上海的“三姐”和丈夫的這位愛徒應該聲息相通。

二

從致遠出發，往北穿過相隔不遠的兩條橫馬路即大沽路、威海衛路（今威海路），便到了繁華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南京路（今南京東路）。

這個方向與汪曾祺關系最密切的首先是李健吾家。從致遠或緊鄰的文生社出發，沿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往西走到威海衛路/西摩路口，或者沿成都北路往北行至威海衛路，再往西走到西摩路口，兩條路線步行到李健吾家均只需一刻鐘。

李健吾在家中書房

抗戰勝利后李健吾從姚主教路（今天平路）搬到西摩路（今陜西北路）175弄華業公寓（與威海衛路交界），跟致遠中學及其近鄰文生社、霞飛坊巴金家恰成三足鼎立之勢。

汪曾祺可能不會像青年文友、浙江大學外文系學生唐湜那樣，每個周末都以私淑弟子身份去李健吾家請益。但汪曾祺在巴金家經常見到李健吾。這位生性豪爽的文壇前輩不僅介紹汪曾祺去自己學生高宗靖創辦的致遠中學教書，還在他與鄭振鐸聯合主編的戰后上海乃至全國新辦的唯一大型文學期刊《文藝復興》上接連發表了汪曾祺三篇重要小說《小學校的鐘聲》《復仇》《老魯》。

華業公寓

聽說汪曾祺喜歡京劇，跟自己有同好，李健吾還專門贈票給這位文壇新人，邀他去靜安寺路派克路口（今黃河路21號延安西路口）“卡爾登大戲院”，一道欣賞京劇“十大名牌”的表演。1982年汪曾祺在給李健吾的信中說，“您在‘卡爾登’門口等我，我現在還記得您當時的樣子。”

詩人和評論家唐湜正是在華業公寓李健吾家，得知他心儀已久的青年作家汪曾祺已到上海，正執教于李健吾弟子高宗靖任校長的私立致遠中學，就立刻拿著李健吾的介紹信找到致遠中學，與高宗靖、汪曾祺一見如故。

三

1946年5月1日《文藝復興》一卷四期發表《復仇》，鄭振鐸在“編后”向讀者隆重介紹當時尚在昆明近郊“中國建設中學”教書的“汪曾祺先生”，令汪曾祺終生難忘。經黃永玉介紹，汪曾祺認識了《文藝復興》唯一的青年編務阿湛（作家王湛賢）。不知汪曾祺可曾跟阿湛一道去過愚園路東廟弄44號鄭振鐸家，但汪曾祺對緊挨著靜安寺的東、西廟弄再熟悉不過了。1946年8月初到上海，尚未尋到工作之前，他就一度借住于老同學朱德熙在廟弄的“本家老屋”。

愚園路東廟弄44號鄭振鐸寓所舊影

無巧不成書，致遠中學校長高宗靖家就在距廟弄不遠的愚園路750弄“愚園新邨”，唐湜的舅父王國桐（“南強航運有限公司”總經理）也住在這里。唐湜每個周末從杭州坐火車到上海，總是先在舅父家安頓下來，再四處活動，以文會友，拜訪先后集結在《詩創造》《中國新詩》周圍的青年詩友，以及李健吾、汪曾祺等，并由此在1948年2月率先寫出第一篇評論汪曾祺的專文《虔誠的納蕤思——談汪曾祺的小說》。

鄭振鐸在廟弄家中書房

如果汪曾祺來靜安寺“廟弄”，可以同時探望朱德熙家人、高宗靖校長、鄭振鐸、借住在舅父家的唐湜。

四

《受戒》開頭說“明海”的家鄉“出和尚”，“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遠。有到杭州靈隱寺的、上海靜安寺的、鎮江金山寺的、揚州天寧寺的。”1939年夏，高中生汪曾祺赴昆明報考西南聯大，第一次出門遠行，就幸虧有個高郵籍的靜安寺和尚一路陪同，這才從家鄉順利來到大上海。時隔七八年，該僧人若還安然無恙，汪曾祺每次來靜安寺“廟弄”或附近的“愚園新邨”，應該也會順道拜訪他的吧？

1946年10月6日（星期日），上海各界在靜安寺公祭聞一多、李公樸。致遠中學教員汪曾祺不僅路近，時間也不沖突。在公祭的人群中，他會不會再次見到這位來自家鄉的和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