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看完鄧小平的親筆信,放下老花鏡,扭頭第一句話就是:“陳丕顯在哪兒?”屋子里的人都不敢出聲。汪東興心里明白,事情怕是要起變化了。
鄧小平在信里,既講了陳丕顯重病的現(xiàn)狀,也說明了上海給他安排了個虛職,還特別提到:不如趕緊把老同志調(diào)北京治病、再分配工作。末了,鄧小平還在落款下面重重劃了一道杠,意思明擺著——時間不等人
從瑞金時算起,陳丕顯跟毛主席打交道的時間不短。那時候,毛主席看著這位瘦小的紅小鬼,拍著他的肩膀說:“小鬼也能挑大梁。”幾十年過去,誰也沒想到,當(dāng)年“挑大梁”的小鬼,會在這封信里成了“病重待用”的老人。
陳丕顯的根在閩西。
他1916年生在長汀,家里窮,幾畝地養(yǎng)活一大家子已經(jīng)吃緊。13歲那年,紅四軍進村,鑼鼓聲、號子聲把他耳朵震得嗡嗡響,第二天他就瞞著家里人,跑去報名了。兩年后,他轉(zhuǎn)為黨員,成了當(dāng)時最小的一批“紅小鬼”。這孩子骨子里硬得很,長征開始時,他奉命留下,帶著一小隊人在南方山區(qū)打游擊。
南方三年游擊戰(zhàn),陳丕顯吃了大苦頭。
打游擊要命的不是打仗,而是熬。沒糧沒藥,隨時會被圍剿。他帶人鉆進山林,躲在洞里吃野菜,樹皮煮軟了當(dāng)飯。有人勸他跟著主力北上算了,省得死在山里。他就說:“大部隊肯定會回來,咱得給他們留盞燈。”這話當(dāng)年是真真切切寫進了地方干部的日記里。
后來,部隊回來了,陳丕顯還在。他從山里出來,衣服都松垮得掛在骨頭上。組織把他調(diào)到新四軍軍部,干過情報、做過宣傳,槍也沒少扛。
抗戰(zhàn)打到后期,他跟隨鄧小平在華中根據(jù)地沒日沒夜跑。解放戰(zhàn)爭時,劉伯承、鄧小平坐鎮(zhèn)大別山后方,后勤壓力全壓在陳丕顯肩上。人少,彈藥緊張,他帶著人把老鄉(xiāng)家里藏的糧食一擔(dān)一擔(dān)收,一口鍋吃了幾十人。咳血了,吐完再繼續(xù),沒人看見他喊過一句累。鄧小平心里明白,這人要活,就得干。
解放后,陳丕顯在上海干了十幾年。
1950年,江青去華東調(diào)研,說不熟人,毛主席直接說“找陳阿丕”。那幾年,江青跟陳丕顯在弄堂里吃飯喝茶,一口一個“老兄弟”,表面沒話說,心里卻早把他歸到“不聽話”的一類人里。
1965年,上海石化、汽車、電子等項目要同時上馬,資金、設(shè)備都不夠。鄧小平南下拍板,陳丕顯跟著一起研究分期建設(shè)方案,生怕好局面錯過。可惜,轉(zhuǎn)年風(fēng)暴來得太快,“資本主義路線代理人”的帽子給他扣上了,人沒從病床下來就被隔離審查。那時他剛做完鼻咽腫瘤手術(shù),躺在病房里,看著天花板,反復(fù)叮囑護士:“上海那些設(shè)備別生銹,別壞了。”
從1966年到1973年,陳丕顯一直在“靠邊站”。有些人倒了運就怨天尤人,陳丕顯沒說過一個怨字。1973年底,毛主席意識到老同志不能都廢著,開始點名讓人“回來”。輪到陳丕顯,江青硬是壓著不批,說材料多,得查。那一拖,又拖了快兩年。一直到1975年春,鄧小平復(fù)出,才找到機會跟毛主席提了句:“工業(yè)口要老資格,阿丕行。
毛主席能點頭,也是看得透。瑞金時候的老情分不假,更要緊的是,陳丕顯干活不找借口,沒花架子。汪東興接到主席問話后,連夜拍電報到上海,三天后,陳丕顯坐專機抵京。下飛機那會兒,他拄著拐杖,臉色慘白,還是舉手跟迎接的人打招呼。機場地勤看見老書記回來,眼眶都紅了。
在北京的頭兩個月,組織先安排他在京西賓館住下,找來協(xié)和醫(yī)院的專家組給他會診。鼻咽癌復(fù)發(fā)、聽力下降、咽喉反復(fù)感染……全是老病根。
他咳著嗽,還跟身邊人說:“我先把身體養(yǎng)好,準備隨時上班。”這種話是打心底認定:只要還能動,活就得干。
1976年,毛主席去世。
中央決定先讓他到云南主持工作。這地方誰都知道難搞,地處邊陲,派性嚴重,經(jīng)濟底子薄。可陳丕顯一到,沒喊口號,先看賬目。
那年,云南最頭疼的幾件事就是缺電、邊境貿(mào)易混亂、貧民搬遷。陳丕顯帶人跑遍了山溝,光是電力改造報告就改了十幾稿。他開會時喜歡拍桌子直說:“你們別給我打官腔,缺什么就說,咱們一條一條解決。”
有人回憶過他在云南的工作作風(fēng):“老陳看文件不超過十五分鐘,剩下時間全跑現(xiàn)場。”后來,中央又把他調(diào)到湖北。武昌長江大堤老出險情,他剛上任就帶人騎著吉普沿江巡堤。暴雨天一腳踩進泥里,他也沒怨聲,一遍遍囑咐堤段負責(zé)人:“大壩要穩(wěn),老百姓才安心。”
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初期,資金緊張得很。
中部地區(qū)搞技改,要錢,要政策,什么都要。他帶隊去北京跑項目,背一大摞材料自己挨個送,遞到國家計委門口,轉(zhuǎn)身就自嘲:“咱這是討飯,也得講科學(xué)。”
老書記討飯不要臉,花錢要花在刀刃上。
1982年十二大,陳丕顯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主管政法系統(tǒng)。有人說他“熬出來了”,他自己不以為然,照樣穿著洗得發(fā)白的中山裝,在政法大學(xué)、勞改農(nóng)場來回跑。他最恨“官話”,開會時誰要是開始背文件,他就敲桌子:“有話好好說,別跟我念報紙!”
最讓人記得住的,還是他的操心。1984年,長江汛期,湖北老堤段可能再出險情。陳丕顯托人打長途電話到武漢:“漢口水位多少?20公里險段怎么樣?”那邊雨聲震得電話里全是雜音,他還追著問:“水情不好,別報喜。我等你們實話。”
直到1995年,陳丕顯病逝于北京醫(yī)院。那年他79歲,一輩子沒離開過工作崗位。國務(wù)院的訃告里,用了“久經(jīng)考驗、對黨忠誠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來形容他。
很多人去送別,鄧小平身體也不好了,沒能到場,但特意讓工作人員把挽聯(lián)放在最前排。八個字:“阿丕一路走好。小平。”
有人回顧他的履歷,總結(jié)八個字:“干實事,不說空話。
聽著平淡,可要把這八個字做一輩子,太難了。
我總覺得,回頭看他這幾十年,有一點最難得:在最壞的日子,他沒灰心;在最好的位置,他不作秀。
參考文獻:
《陳丕顯傳》 中共黨史出版社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毛主席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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