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取養老金要繳3%個稅,清華大學畢業生80%都出國了,濟南大媽路邊擺攤被監管部門罰款145萬……這些網絡謠言你看到過沒有?層出不窮的虛假信息,不僅誤導公眾認知,擾亂社會秩序,損害黨和政府的公信力,也給廣大企業和個人造成巨大損失。
近日,重慶市召開全市網絡舉報工作會議暨全市網絡辟謠聯動機制第二次全體會議,專門研究網絡謠言治理工作。網絡辟謠,既是輿論引導的重要方面,也是網信部門服務社會、助力企業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和網絡環境的重要體現。
謠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治”者。面對“謠謠領先”的網絡生態,又該如何網上網下聯動加強治理,讓謠言止于“治”者?
▲整治網絡謠言。王琪 作/新華社
人們都說“謠言止于智者”,但在AI造謠、算法薦謠的今天,僅靠“智者”識謠,已無法遏制謠言傳播。
知識鴻溝難以逾越,普通人防不勝防。教育背景、社會經驗、思維能力不一,決定了人們鑒謠能力的高低。不少謠言觸及公眾知識盲區,導致能鑒謠、愿辟謠的“智者”數量有限。比如,一些人在網上打造專業“人設”,對此普通人往往難以甄別。如真醫生假科普、虛假網紅律師等賬號,都具有極強的迷惑性。
PS、AI等技術讓鑒謠、辟謠變得更難。一方面,PS、AI換臉、深度合成等技術,讓“有圖(視頻)有真相”成為過去式,給識謠增加了難度。另一方面,借助AI等技術批量化、低成本、高效率生成的各類謠言,為治謠增添了難度。據報道,2024年南昌警方查處的一起傳播謠言虛構事實擾亂公共秩序案中,不法分子通過AI軟件一天能生成4000篇至7000篇文章。
算法機制,讓“智者”辟謠傳播力受阻。造謠者深諳心理學和流量密碼,制造的謠言往往似是而非,關乎公眾切身利益,使得網友極易受蠱惑。而在從眾心理和群體情緒的傳染下,謠言文章、視頻極易因高贊獲得平臺推薦,收割大流量。而在信息繭房效應下,受害者會因“回聲室效應”不斷固化認知,排斥對理性證據的質疑,甚至認為辟謠者別有動機,使得辟謠信息難以觸達。
基于利益驅動,一些“智者”會主動參與到造謠、傳謠之中。如5月29日,“上海網絡辟謠”就刊文揭露,真醫生進行偽科普?,F實中,不乏專家在各類媒介中“主動造謠”,從而誘導公眾消費,從中牟利。
▲定期辟謠。王鵬 作/新華社
要求每個網民都成為“智者”,顯然不切實際。這決定了謠言的治理,不能完全寄望于“智者”認知,而是需要夯實平臺和監管責任,需要企業和個人積極作為,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防控,從個體責任轉向系統治理,突顯“治”者的作為。
企業、個人主動辟謠,是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手段。眾口鑠金、積毀銷骨,謠言可以讓企業虧損乃至破產,成為企業發展“隱形殺手”;可以讓受害者抑郁自卑、痛不欲生乃至失去生命;可以讓一個地方聲名狼藉、發展停滯不前,社會危害極大。
面對各類謠言,企業、企業家要勇敢、主動去辟謠,不能因為怕輿情、嫌麻煩,只想著一刪了之,或者“退避三尺”,寄望于謠言自己退散;更不能因為擔憂自證清白要付出巨大時間和經濟成本,就置之不理,讓人們誤以為“默認”或“自知理虧”,從而加劇謠言傳播。
平臺監管缺失乃至縱容,讓人難以擦亮雙眼。網絡謠言具有定制化生成、精準化傳播、智能化擴散的特點,因極具煽動性、自帶流量感、有較強傳播力,極易獲得平臺的推薦權重。“就在剛剛”“震驚國人”“趕緊扔了”“千萬別吃”“癌癥前兆”“多活十年”等文案充斥網絡、大行其道,就與網絡平臺縱容有關。
“智者”不應是個體的孤立判斷,而應是平臺的技術賦能。網絡空間具有公共屬性,各平臺應該是數字時代打擊謠言的“守門人”。一些搜索平臺或瀏覽器,將新聞頻道改為資訊頻道,收錄并推廣大量自媒體賬號發布的偽資訊、真謠言,成為網絡謠言的源頭。從古代“三人成虎”,到當下“百萬轉發”,數字時代造謠成本越來越低、傳謠速度越來越快、影響范圍越來越大,需要平臺加大作為。
利益作祟,難以徹底清理黑灰產業。從自帶節奏的營銷炒作,到吸引流量的標題黨;從給錢就說好的三方評測,到付費才刪帖的各類差評;從助紂為虐的專家站臺,到精準收割的焦慮制造;從抹黑造謠的明碼標價,到集納負面的敲詐勒索;從含淚收割粉絲愛國情緒,到接受境外資助散布謠言……造謠、傳謠的變現機制越來越多元,參與主體越來越廣泛,讓治謠成為社會治理的一大難題。
當造謠可以吸睛起號、引流漲粉,當爆款“謠言”意味著更多的利益分成,任何情緒都可能被利用成“生意”,任何人都可能在隱蔽的角落成為謠言產業鏈中的一環。
▲網絡謠言“幕后推手”。徐駿 作/新華社
讓謠言止于“治”者,需要的不是單一部門或個體大展神通,而是一套融合法律威懾、技術攔截、平臺責任、社會共治的系統性免疫機制。
要堅持系統觀念,深化政企社協同治理。真正的“治”者,應當是一個由法律、技術、平臺、社會、教育共同構成的治理網絡,是立法層面、技術治理、平臺機制、社會協同共同發揮作用的治理模式。這既需要職能部門、相關平臺加大謠言治理力度,也需要廣大企業和個人不信謠、不傳謠,積極主動辟謠,切實維護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
重慶市網信部門健全網絡舉報工作一體化機制,探索市區縣一體、政企社聯動機制,網上網下聯動加強治理,建成全市“5+41+N”網絡辟謠矩陣,實現線索共享、風險共排、信息共處,治謠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如重慶辟謠內容9次被央視報道,登上熱搜熱榜100多次。
要突出能力建設,提升謠言防、鑒、辟、治速度。21世紀的真相保衛戰,必須用數字時代的武器來打。當AI生成數以億計的虛假內容沖刷社交平臺,當跨國水軍利用算法漏洞、人性弱點操控輿論,個體的辨別力已無法抵擋數字洪流。
如共建謠言數據庫,通過區塊鏈和AI技術建立“數字免疫系統”,對謠言進行精準識別、攔截;開發“反謠”系統,建立謠言熔斷機制,自動預警、屏蔽、刪除謠言內容,全平臺聯合封禁造謠主體賬號;提高政務機構、媒體在全平臺的權重,為辟謠內容提供大流量大聲量;增加標簽功能,優先為瀏覽過、轉發過謠言的用戶推送辟謠信息。
要強化教育引導,提高公眾科學素養。一方面,要培育數字素養,提高各年齡階段防謠反詐能力,防止虛擬模糊了現實、情景演繹成新聞。如重醫附一院打造的“百名醫生說百病”系列辟謠視頻,梁平區委網信辦自編自導自演小劇場《謠言三十六計》等,就受到受眾好評。同時,也要引導企業、企業家和個體,積極舉報謠言,提高鑒謠、防謠、辟謠的能力,堅決與各類謠言作斗爭。
另一方面,要加大涉謠懲處力度,提高造謠、傳謠成本。如針對“假扮孕婦征婚”低俗炒作信息,重慶市委網信辦在協調相關部門關閉不良賬號的同時,協同公安依法處置造謠人員,同時全網曝光打謠案例,形成強有力震懾。此外,一些謠言雖造成廣泛影響,受害者卻難以索賠,使得造謠成本較低。對此,可以借助公益訴訟模式代為追償,提高造謠成本。如重慶網信部門聯動檢察機關,開展的全市首例網絡自媒體侵害紅巖英烈人格利益訴訟,就有利于引導公眾認知。
謠言止于智者是理想,止于“治”者是現實。要讓“謠謠領先”成為過去式,就必須通過精心設計的法治規范、協作機制和技術系統等,讓每個字節都承載著社會責任,推動數字文明滾滾向前。
責編丨周寶琴
責校丨杜鎧兵 鄭鈺瀟
審核丨劉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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