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中午，云南大理，一輛網約車向臨滄的方向駛去。車上除了司機，還有4名乘客，其中一個是19歲的彭宇軒——一個剛結束高考、對未來充滿期待的男孩。

據車上的人回憶，那天，彭宇軒穿著白色T恤和長褲，背著一個簡單的包，看上去心情不錯，甚至主動把充電寶借給同車的趙先生。在閑聊中，彭宇軒提到，有個“貴州朋友”包了他的路費，邀請他去云南玩。

“朋友” “包路費” “云南”，每一個信息，都透露出危險的信號。

車上的乘客很快察覺不對勁。趙先生是臨滄本地人，他直言：“臨滄不是旅游城市，你怕不是遇到騙子了？”另一位貴州乘客也質疑：“你說的這個‘朋友’，靠譜嗎？”

彭宇軒猶豫了一下，最終答應大家：“那我明天就回西安。”可第二天，當趙先生問他的時候，他只給趙先生回復了一個大理的定位，說“臨滄不好玩”，便再無音訊。

一周后，彭宇軒的電話被一個緬甸人接聽，對方說：“手機是我的，但卡是別人給的。”

彭宇軒的朋友圈最后一條動態停留在7月1日，內容只有兩個字：“打工”。

他的母親楊女士后來才知道，兒子口中的那個“姑姑”根本不存在。最初，彭宇軒告訴女友小佳，有個“姑姑”在云南給他介紹工作，每天200元。可到了后來又突然改口：“不是姑姑，是網上認識的人。”

7月3日，他給小佳發了一張沾滿泥的照片，定位在緬甸，卻堅持說：“我是自由的，能掙錢。”

可第二天，他的手機信號消失在云南孟連口岸附近。

回顧彭宇軒的軌跡，我們可以從其中幾個關鍵節點，梳理出一些內容。

首先，從家人的角度上來講，他們是有所疏忽的。高考后，彭宇軒成績不理想，情緒低落，甚至說“不想上學了”。但忙于生計的父母沒太在意，只當是孩子一時氣話。

其次，從女友的角度上來講，女友表現出了擔憂，并多次勸彭宇軒回來，甚至發了緬北詐騙的新聞給他，可彭宇軒堅持：“我不是去做詐騙，我能賺錢。”

最后，從同車人的角度上來講，他們在聽過彭宇軒的故事之后立馬表現出警覺，尤其是趙先生等人勸了他一路，可最終，這個涉世未深的男孩還是走向了未知的“工作”。

彭宇軒的遭遇并非個例。最近，類似事件頻發——

山東濟寧一名大一學生去廣西打工后失聯，疑似被騙至柬埔寨；
廣東兩名少年被“高薪工作”騙到緬甸，家人被索要20萬贖金；
北京甚至有11歲孩子被誘騙群發詐騙短信，淪為犯罪“工具人”。

這些案例背后，是同樣的套路：

“熟人”介紹：騙子偽裝成親戚、朋友，降低受害者戒心。
“輕松賺錢”：用“日結200元”“包路費”吸引涉世未深的年輕人。
“自由安全”：受害者往往被洗腦，甚至主動向家人隱瞞真相。

事實上，如果我們的家長在事情發生之后能多問一句，事情可能就會變得不一樣。就像彭宇軒的母親后來懊悔的那樣：“如果當時多問幾句，或許能攔住他。”

要知道，高考后的孩子情緒敏感，一句“不想上學”可能是求救信號。

截至7月14日，彭宇軒已失聯超過10天。他的母親接到過神秘電話，對方聲稱“有軍方關系，20萬能救人”，但她不敢輕信。

趙先生后來在朋友圈寫道：“如果那天我再堅持送他去車站，會不會不一樣？”

可人生沒有如果。

這個19歲男孩的故事，不該只成為一條社會新聞，而應是一記警鐘——

青春可以勇敢，但不能無知；夢想可以遠大，但不能盲目。而真正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全社會的共同發力，加強社會預警，封殺黑中介，讓罪惡沒有滋長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