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79年3月14日決定，在國務院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財經委”），作為研究財經工作方針政策和財經工作大事的決策機構。財經委以陳云為主任、李先念為副主任、姚依林為秘書長。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這一決定。

財經委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根據經濟調整和經濟改革的迫切需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1979年6月27日，姚依林在中南海西樓主持召開經濟理論和財經政策研究工作座談會，中央有關經濟部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負責人共30多人出席。這實際上是正式啟動調查研究工作的動員大會。此前，姚依林已經主持召開過幾次小規模的座談會，為這次大會做準備。

姚依林說，中央提出用三年時間搞好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整頓和提高，基本上克服目前存在的比例失調的嚴重情況。現在我們要考慮的，是通過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對經濟改革搞出一個大體的眉目來。有的同志提出，要開個經濟理論工作務虛會。這個問題，胡耀邦同志、胡喬木同志、鄧力群同志，我們一起研究過，覺得現在來開這個會，大家掌握的材料還不夠，要研究的問題也不清楚，現在來開的話，很可能“務”不出一個真正在實際工作中可行的、大家認識比較一致的方案來。我們的意見是先進行調查研究和試點工作，而且要做理論工作和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結合起來做。

1979年6月至1980年3月，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組織的關于經濟問題調查研究中的很多重要會議是在中南海西樓召開的。圖為中南海西樓

姚依林根據此前幾次小規模座談會的意見，把這次調查研究歸納為三個大的題目：關于經濟體制問題；關于經濟結構問題；關于引進技術、設備和資金，同利用、改造現有企業相結合，使一批現有企業首先現代化的問題。姚依林對這三個方面存在的問題和改進辦法，說了自己一些初步的原則性的想法，特別強調要打破“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思想框框；為了廣開就業門路，要注意發展個體工商業。除這三個題目外，還同意于光遠在籌備過程中提出的建議，增加經濟理論與方法的研究。這樣，就是四個大的研究題目，相應地成立四個調查研究組。各組的負責人分別是：經濟體制組（以下簡稱“體制組”）負責人張勁夫（財政部部長）和房維中（國家計委副主任），會后又增加薛暮橋（國家計委顧問、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廖季立（國家計委委員）和劉明夫（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研究所所長）；經濟結構組（以下簡稱“結構組”）負責人馬洪（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和孫友余（一機部副部長）；引進技術、設備和資金，同利用、改造現有企業相結合問題的研究組（以下簡稱“引進組”）負責人汪道涵（國務院進出口領導小組副組長，1979年7月起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經濟理論與方法研究組（以下簡稱“理論組”）負責人于光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研究所所長）。為了適應經濟調整和經濟改革的迫切需要，要求在春節以前拿出第一批研究成果。姚依林宣布：今后調查研究工作會議的召集，由鄧力群、張勁夫和馬洪負責。

財經委是決策機構，下面沒有辦事機構。由于姚依林是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同時是財經委秘書長；鄧力群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后，改為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同時還擔任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而馬洪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還領導著社科院的幾個經濟研究所，這次調查研究是姚依林主持，主要組織工作是由鄧力群和馬洪負責的，具體的組織協調和綜合資料整理之類的秘書性工作則由中辦研究室經濟組承擔。中辦研究室經濟組也力所能及地獨立做一些專題研究。為了向中央領導同志以及中央有關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領導同志及時反映并在各調研組之間溝通情況，中辦研究室經濟組創辦內部刊物《經濟問題研究資料》，創刊第1期刊登的是姚依林在6月27日座談會上的講話——《同心協力做好經濟改革的調查研究》。中辦研究室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新成立的機構，我是組建初期從一機部研究室調進來的。中辦研究室開初人員很少，經濟組只有四五個人，除這次調查研究活動的工作外還有一些其他工作任務，人少事繁，大家都很忙碌。我參加了姚依林主持召開的兩次大會，鄧力群和馬洪主持召開的多次各調研組負責人碰頭會（張勁夫工作忙，很少參加），組織和編發《經濟問題研究資料》稿件，和各調研組都有些工作聯系。由于親身經歷，印象比較深刻，在40多年后的今天，還能保留一些關于這次調查研究活動的記憶。畢竟年代久遠，資料保存不全，有些事情記憶已經比較模糊了。

二

6月27日會議之后，四個調研組都開了幾次會議，迅速傳達落實，組織隊伍，制訂調研計劃，并開始一些實質性問題的初步討論。大家積極擁護財經委組織這樣大規模的調查研究，認為這對搞好當前的經濟調整，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有重要意義。鄧力群和馬洪主持召開幾次各調研組負責人的碰頭會，相互交流情況，補充、修改調研計劃和題目。

7月19日，姚依林主持召開第二次調查研究工作會議，李先念、薄一波出席并講話。中央有關經濟部門、中國社會科學院負責同志和參加調研活動的經濟學家共五六十人出席。四個調研組匯報前一段的工作情況和下一步打算。

房維中報告說，體制組開了三次會，討論調研工作安排。體制問題長期以來是個老大難，誰也不敢碰，現在中央下了決心，又有財經委統一領導，有希望把改革搞起來。對現行體制弊端的認識比較一致，應當實行什么樣的體制，有些初步議論，還沒有完整的設想。調研工作打算分兩個階段：八、九、十這三個月以擬訂明年就要實行的小改方案為主，12月以后研究大的改革方案。體制問題涉及全局，由國務院14個有關部、委和總局分別牽頭，組織13個研究小組進行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即計劃體制組（國家計委牽頭）、工業體制組（國家經委牽頭）、農業體制組（國家農委牽頭）、基建體制組（國家建委牽頭）、商業體制組（商業部牽頭）、外貿體制組（外貿部牽頭）、財政金融體制組（財政部牽頭）、科學技術體制組（國家科委牽頭）、文教衛體制組（教育部、文化部和衛生部牽頭）、物資體制組（物資總局牽頭）、物價體制組（物價總局牽頭）、勞動工資體制組（勞動總局牽頭）和綜合組（國家計委牽頭）。各個小組都要有中央和地方的同志、經濟業務部門和理論研究單位的同志參加，特別要注意聽取企業的意見，把企業作為調查研究的重點。統一部署，分組活動，提出改革方案，集體討論；綜合組負責協調和匯總，提出總體規劃和設想。

馬洪報告結構組的工作計劃，說這次對經濟結構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是要弄清楚我國經濟結構的歷史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構建合理經濟結構的建議方案。要對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經濟組織結構、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和進出口結構、就業結構、投資結構、地區結構和城鄉結構、價格結構以及積累和消費結構分別進行研究，還要從總體上進行研究。當前調研的重點，是農業、輕工業、鋼鐵工業、機械制造工業和跨農、輕、重的石油化學工業，以及積累和消費的關系，分別與有關部門和地方進行專題討論。八、九、十這三個月，要結合三年經濟調整計劃的編制，先提出一個過渡性的經濟結構改革方案。調研工作的組織，由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建委、國家農委、國家科委和國務院財貿小組以及國防工辦等單位，分別成立八個研究小組，對有關的經濟結構問題進行專題研究，并由上述部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幾個經濟研究所各指定一人，共同組成秘書組，負責協調各調研小組和各部門、各地區的調研工作，進行資料整理和綜合研究。還要成立一個“經濟模型組”，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進行經濟結構的研究，提出各種經濟模型和方案，以便進行比較和選擇。

汪道涵報告說，引進組邀請有關技術經濟管理和科研情報單位開了幾次中型會議，商討調查研究的任務、范圍、組織和工作方法，并籌備成立世界經濟研究會；設立調研工作聯絡中心，這個聯絡中心同時也是資料庫；約同有關單位共同起草幾個法律草案，包括《外匯管理法》《合資企業登記法》，最困難的是《公司法》和《合同法》。已經開始對引進工作的現狀和問題進行普查。調查范圍分以下幾大類：跨國公司和財團的對外投資、技術轉讓以及管理方法；利用外資問題，包括資金來源、利率、期限和適用范圍以及優惠條件；合營企業涉及的法律和章程；擴大出口的途徑、方法以及出口構成；對已經進口的設備和正在進口的項目情況的調查。調查研究分綜合、合資、技術引進、進出口、法制條例、經營管理現代化六個小組進行：綜合研究由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和工業經濟研究所，外貿部國際貿易研究所，央行金融研究所和科學院情報所以及技術進口公司和國際貿易促進會等單位組成；專題研究由有關部門和地區按照自己的情況和要求組織調研。現在許多事情不甚了了，計劃組織出版關于國際經濟合作以及國際金融和貿易方面的讀物。汪道涵根據駐外大使反映的出國考察準備不足、互有重復，外國人敷衍應付，以致收獲不大的情況，建議制定出國考察辦法。他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入了虎穴，只弄點虎毛就不夠了。”

于光遠報告說，理論組開了幾次座談會，準備著重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目標理論，就是從最終產品出發計劃和安排生產，以是否做到在可能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增產最終產品作為衡量整個社會經濟工作成績好壞的根本標準。與此相關，還要研究社會主義計劃理論、市場理論、生產調節理論、人口和勞動就業理論，以及經濟學研究和經濟工作方法的一些問題。于光遠提出在經濟研究和經濟工作中加強數量觀念，運用數學方法。還準備舉辦外國經濟學講座，并對一些流行的經濟名詞進行規范。當于光遠說到動員更多的高等學校教師參加理論研究工作時，李先念說：“對，還要吸收科技人員。”

四個調研組匯報后，薄一波和李先念講話，對調研工作表示支持和鼓勵，并結合自己長期領導經濟工作的體會講經濟體制改革問題。

薄一波說：財經委把從事實際工作和從事理論工作的同志組織在一起，進行大規模的關于經濟改革、經濟結構和引進等重大問題的調查研究，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恐怕還是創舉。過去提出經濟體制問題，總是在中央和地方、集中和分散上打圈子。集中多了，大家一喊叫，說條條專政，受不了，就下放，歷史上有過幾次下放；下放后統不起來，亂了，又收回來。現在提出擴大企業自主權，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這是觸及了體制問題的本質。

李先念說，怎樣實現現代化，應該拿出完整的材料來，非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不可。現在大家都說“一五”計劃好，“一五”計劃是不是好得不得了呢？其實，那時各個地方的主要負責人都忙于搞三大改造，顧不得用全副精力來搞經濟建設。我那時在省里，管你統不統，我想的是過渡時期總路線，想的是三大改造，想的是貫徹《婚姻法》。后來搞建設，說要學蘇聯，當時沒有經驗，不學也不行。現在怎么樣呢？蘇聯的東西是臭豆腐，聞著臭，吃起來香，你沒有拿出新的辦法嘛。我過去講過一句話，叫做“統而不死，活而不亂”，話好講，辦起來真難，還是一統就死、一活就亂。現在問題很多，特別是經過這么多年的動蕩，真是問題成堆。政治問題、思想問題、體制問題、引進問題，各方面的問題都很多，要全面進行調查研究。對這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重點的調查研究，我們寄予很大的希望。

姚依林對各調研組的工作計劃安排表示贊成。此后各組的調研工作，大體上就是按這次會議上報告的計劃進行的。又開過幾次各調研組負責人的碰頭會，但這樣的大會沒有再開過。

三

為了保證調研工作的質量和進度，四個調研組都組織了精干的“直屬隊”，計體制組150人，結構組66人，引進組123人，理論組30人，共369人。所謂“直屬隊”，就是各調研組直接指揮的脫離日常其他工作而全力以赴參加調研活動的人，不包括臨時抽調短期參加某項調研活動、受邀參加座談發表意見以及個人向調研組提供口頭或書面意見的人。所以實際參加調研活動的人要多得多。調研活動是以各調研組為主各自獨立進行的，前文所說6月27日和7月19日姚依林主持的調研工作會，只是四個調研組和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以及少數業務骨干參加的會議，“直屬隊”369人都參加的全體大會，沒有開過。

財經委組織調查研究雖然沒有公開發布消息，因為有各部門許多人參加，還到地方和企業調研，實際上并不是什么秘密。8月8日，鄧力群在全國物價、工資會議上披露了財經委組織調查研究的消息。新華社9月3日播發了關于這次調研活動比較詳細的報道，次日見報。此后有更多的實際經濟部門的干部、專業理論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的教師，紛紛表示希望參加調研活動，主動和調研組聯系，有的還就相關問題提供書面建議。中辦研究室經濟組把6月下旬調研活動開展以來的工作進展情況作了簡要的總結，寫成《經濟問題調查研究工作的情況和提出的主要問題》，署名“嚴金”，刊登于10月6日的《經濟問題研究資料》，向各方通報。

中央財經部門的領導對調研活動都很重視，除積極支持和參與財經委組織的調研組的工作外，工業、交通、財貿、農業、林業和水利各部門，都成立調研組，由部門負責人親自參加和領導，對本部門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水利部部長錢正英親自召開會議布置調研工作，說部長如果不親自參加調查研究，今后在業務領導工作中就沒有發言權。

財經委組織調查研究的消息傳出后，不少省、自治區、直轄市也積極開展本地區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有的還專門發了文件。黑龍江省由省委書記楊易辰擔任調查研究領導小組組長，省長陳雷任副組長，其他書記和常委按業務系統分工抓，并要求有關部門主要領導親自掛帥，抽調精兵強將組成調研組。財經委的調研組到地方和企業調研，都得到積極的支持和配合。體制組確定75個調查題目，引進組確定37個調查題目，供各地參考，各地都提供了不少實際材料。

《經濟問題研究資料》后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

這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是直接為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服務，和當時進行的經濟調整結合起來進行的。各調研組所了解的情況、所提的意見和建議，都及時報告了財經委，并和經濟主管部門交流，為決策提供了參考。由于調研活動是有主管部門直接參加，做實際工作和做理論工作的人密切結合進行的，許多建議具有可操作性。中辦研究室對積累和消費比例關系的研究，引起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的重視。鄧小平1980年3月19日就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編制長期規劃等問題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中說：中辦研究室最近搞了個材料，題目是《從歷史經驗中探討我國合理的積累率》，很好。他們認為積累率占國民收入的25%比較合適。過去的教訓是超過了，最高時達到43.8%，總以為積累率越高，建設速度就越快。我們這次搞長期規劃，積累率就定在25%。陳云、李先念贊成鄧小平的意見。當時的經濟調整和“六五”計劃的編制就是向著這個方向努力的。

體制組經過反復討論和征求意見，1979年12月3日擬定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意見》，印發全國計劃會議，在更大范圍征求意見。12月15日張勁夫在會議上作關于《初步意見》的說明。張勁夫說，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各方面議論很多，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種設想：一是以中央各部為主集中管理，適當擴大地方和企業的權限；二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以省、自治區、直轄市為主進行管理；體制組提出的是第三種，即按照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打破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的界限，組織專業公司和聯合公司，主要采取經濟手段管理經濟，實行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擴大企業自主權，并以各項經濟事業的特點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權限。《初步意見》強調，選擇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要吸取國外體制中一切有益的經驗，更要研究我國現階段社會經濟的特點和現行經濟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管理體制。體制組在調研工作之初就提出，調研工作的重點是管理體制的根本改革，但首先要解決三年經濟調整期間如何改革的問題，從大改著眼，從小改著手，方向要準，步子要穩。根據這樣的原則，《初步意見》提出，在經濟調整時期，要積極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組織公司的試點，近期就要組織一批跨行業、跨地區的公司，如石油公司、煙草公司、絲綢公司的試點；看得準的改革，比如固定資產的有償使用、流動資金的全額信貸、部分基建投資實行銀行貸款、部分事業單位實行企業化管理等，要積極推行。當時國務院頒發的幾個擴大企業自主權和地方經濟管理權限的條例，都吸收了調研組提供的意見和建議。根據國家經委的報告，從1979年到1980年6月底，全國工業部門（不包括軍工）試點企業總數達6600多個，占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左右，產值占60%左右，利潤占70%左右；其中上海和天津試點企業利潤達80%以上，北京更高達94%。

雖然自1979年以來，陳云、李先念和鄧小平先后講過“計劃經濟和市場相結合”，6月27日座談會上薄一波也講到這一點，但都還是關于經濟體制的原則性的提法。體制組提供的這份《初步意見》，是以“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為目標模式的第一個比較完整的綱領。這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一步。

四

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1980年3月17日決定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負責經濟方面的工作；同時相應地撤銷財經委。財經委組織的這次調查研究活動完成了既定任務，自然終止。體制組轉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體制改革辦公室，5月在此基礎上組成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引進組的工作由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負責——引進組的調研工作，一直由主管部門直接領導。開始是國務院進出口領導小組，1979年7月進出口領導小組撤銷，成立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汪道涵作為副主任之一繼續主持調研工作——結構組和理論組撤銷，轉入經常性的調查研究工作。中辦研究室成為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經濟問題研究資料》繼續由經濟組編發。順便說說，在調查研究期間，這份內部刊物共編發50期。因為內容適合經濟調整和改革的需要，加之當時內部刊物不多，上下左右信息溝通還不太靈便，這份內部刊物受到重視，甚至成為發現人才的一個線索。鄧小平1980年2月21日把《經濟問題研究資料》1980年1月30日刊登的冶金部科技辦公室副主任周傳典寫的《對冶金工業現代化的一點認識和建議》批給余秋里、姚依林、谷牧、康世恩四位副總理：“請你們重視這個材料，周傳典這樣的同志，如何使用，也應考慮。”陳云說：各行各業，包括工業、交通、財貿等部門，都要有像周傳典那樣的人參加領導。周傳典1980年7月被任命為冶金部副部長。當時實行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份材料提供了一個典型。考慮到《經濟問題研究資料》印數不多，發行范圍很小，為滿足更多人研究經濟問題的需要，我和中國財經出版社聯系，把從1979年到1985年的資料匯編為5冊，仍以《經濟問題研究資料》為書名，作為“內部發行”出版，卷首有我寫的一篇簡短的“編者說明”。這是后話。

王夢奎為《經濟問題研究資料》出版撰寫的編者說明

財經委組織的這次大規模調查研究，從1979年6月下旬啟動，到1980年3月中旬終止，共進行八個多月時間。這是改革開放初期組織的參加人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集中經濟調查。由實際經濟工作者和經濟理論工作者密切合作進行的這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作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進一步摸清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狀，總結了經驗和教訓，對國外情況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這為當時的經濟調整和經濟改革起步提供了重要的意見和建議；從長遠來看，進一步摸清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家底”，對國情有了更清醒全面的認識，這對從中國國情出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一項基礎性的工作。一些研究方法，例如經濟數學方法、系統工程方法和經濟模型，是從這次調查研究開始比較廣泛推廣應用的。一些國際經濟和經濟學知識，是從這次調查研究開始普及的。

這次調查研究活動對制度建設有一個貢獻，就是把政策研究和咨詢正式納入經濟決策機制。這次調查研究活動結束不久，國務院就先后成立了經濟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和價格研究中心，這三個研究中心后來合并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不少部門和地方也設立了類似的機構。這類有專業人士深入參與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的設立，對決策科學化和制度化是個推動。

（寫于2025年4月）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本文選自《百年潮》2025年第6期。）

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