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簽了認罪認罰，并不意味著量刑就此固定，仍有爭取更輕結果的空間。刑事辯護的關鍵在于不自我設限，即便像監委辦理的案件，看似難以撼動，實踐中也存在判無罪、撤回起訴或大幅減輕量刑的情況。以我代理的一起職務犯罪案件為例，開庭后法官認可辯護觀點，卻因案件來自監委而猶豫，我寄送監委案件判無罪的判決書，推動法官重新審視，雖未達成無罪判決，卻避免了直接維持原判，為案件爭取到了進一步處理的可能。從實際代理經驗來看，簽了認罪認罰后，一審判決比認罪認罰更輕的案件占比可達40%到50%。若律師先自我放棄，認為案件已無轉機，當事人的權益便無從保障，因此打破“簽了就定局”的思維，是爭取更輕量刑的前提。那么簽了認罪認罰后爭取更輕量刑，律師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

其一，罪名可能發生變化。在檢察院階段針對某一罪名簽訂認罪認罰，到法院后，法官可能認為罪名認定有誤。若罪名改為更輕的，自然可要求相應減輕量刑；若改為更重的罪名，雖無法阻止罪名變更，但可嘗試保住現有較輕量刑，甚至進一步爭取從輕，比如論證當事人屬于從犯。我之前代理一個涉及三方支付的案件，檢察院按量刑較輕的開設賭場罪讓當事人簽了認罪認罰，法官審理后認為應定更重的非法經營罪，此時辯護的重點就轉向在新罪名框架下爭取有利結果。

其二，若在簽了認罪認罰后找到新的從輕、減輕情節，也能成為爭取依據。這需要在簽訂時明確檢察院確認的情節，后續若能論證出新情節，或之前不被認可的情節得到法院認可，便有機會進一步減輕量刑。

其三，數額認定問題也有爭取空間。檢察院可能將多筆數額打包認定，當事人簽訂認罪認罰后，若在法院階段能打掉其中一筆數額，基于原數額作出的量刑建議自然需要下調。曾有案件中，第三被告簽認罪認罰時被認定違法所得30萬，量刑一年半，后查明實際為20萬，但其律師未就此較真，導致判決仍按30萬執行，可見在數額問題上據理力爭的重要性。

其四，量刑不均衡也是可利用的切入點。若同案被告人中，自己當事人的罪行更重或與他人相當，卻面臨相同或更重的量刑，可在法庭上以此為由要求法官從輕。比如一起有組織犯罪案件中，第五被告與第六被告均簽了四年認罪認罰，但第五被告罪行更重、數額更高，第六被告律師當庭提出量刑不均衡，最終法院將第六被告改判為三年半。這種情況下，辯護可借助同案量刑對比，推動法官作出更合理的判決。

總之，刑事案件簽了認罪認罰并非量刑的終點，無論是罪名的變更、新的從輕情節的出現，還是數額認定的調整、同案量刑的不均衡，都可能成為推動量刑進一步減輕的突破口。關鍵在于律師始終保持辯護的主動性，不被既定結果的思維束縛，只要堅持從案件實際出發，積極挖掘可辯空間，就有機會讓當事人獲得比認罪認罰更輕的量刑，真正實現刑事辯護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