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疫苗納入免疫規劃的循證決策優化：基于國際NITAG的經驗啟示

摘要

國家免疫技術咨詢委員會（NITAG）是各國推動新疫苗納入國家免疫規劃、提升免疫政策科學性與公共信任度的關鍵機制。中國于2017年設立國家免疫規劃專家咨詢委員會（NIAC），標志著疫苗政策制定邁向循證和科學化方向。本文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的六項核心標準，系統評估了中國NIAC的制度設計與運行表現，識別出戰略規劃不足、資源配置有限、證據整合與循證決策體系薄弱、透明度和獨立性不高等主要挑戰。通過借鑒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高收入國家以及印尼、巴西等中等收入國家的實踐經驗，提出五方面政策建議：完善頂層設計與中長期規劃、建立專職且資源充足的秘書處、健全評估流程與數據體系、增強專業能力與治理透明度、加強公眾參與和溝通機制。研究認為，在現有基礎和制度潛力下，中國NIAC有望進一步優化制度體系，逐步建立及時、透明、循證的免疫政策決策機制，支持國家公共衛生事業的長期發展目標。

近年來，隨著多種新疫苗的研發和應用、公共衛生風險的增加，國際社會高度重視免疫規劃的循證決策。自2000年WHO首次提出國家免疫技術咨詢組（NITAG）概念以來，該機制已成為多數國家優化疫苗政策、提升免疫決策科學性與公眾信任度的重要工具。

中國自2017年起成立國家免疫規劃專家咨詢委員會（NIAC），初步建立循證決策框架。近年來，在免疫程序優化、新冠疫苗評估、國際合作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但與國際上運作成熟的NITAG相比，仍存在獨立性不足、證據體系薄弱等問題，制約了其在免疫政策制定中的科學性、權威性與透明度。本文將分析中外NITAG的關鍵制度設計與運作機制，針對中國NIAC面臨的主要挑戰提出優化路徑建議，以期推動我國免疫政策體系更加科學、規范和透明。

一、國家免疫規劃專家咨詢工作組的核心價值和戰略意義

1. NITAG的基本職責

NITAG的核心職能是為國家衛生主管部門提供疫苗使用和免疫策略的循證建議，包括但不限于：疫苗引入與調整建議、接種對象與程序、免疫策略優化、新疫苗成本效益評估、疫情應對策略等1。NITAG通常由多學科專家組成，如臨床醫學、流行病學、傳染病學、微生物學、免疫學、疫苗學、經濟學、公共衛生等領域專家，確保決策建議的全面性和科學性2。

2.NITAG的重要意義

一是科學決策的制度保障。NITAG的核心價值在于通過結構化的證據評估，將疾病負擔、疫苗安全性/有效性、衛生經濟學等證據轉化為可執行政策，從而成為連接科學與公共衛生實踐的關鍵橋梁3。例如，美國免疫實踐咨詢委員會（ACIP）采用GRADE系統，使疫苗推薦決策的科學依據透明度明顯提升4。WHO與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支持的多項評估表明，功能性NITAG不僅能提升政策制定質量，還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疫苗引入速度。2023年全球87%的NITAG“發出了政策推薦”，其中84%的建議被國家衛生部門采納，且滿足WHO六項流程標準的NITAG，其建議采納率更高，達91%5。

二是公共衛生治理現代化的標志。在立法型NITAG（如美國、澳大利亞）的國家或地區，咨詢機構與行政決策分離，形成“技術論證－政治決策”的制衡。如美國ACIP的建議在CDC主任通過后即會成為正式的疫苗政策6；法國CTV作為獨立的專家咨詢委員會從包括國家專業中心等在內的渠道獲得技術知識，做出疫苗推薦決定，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法國政府都會執行CTV建議7。

三是助推疫苗產業的發展。規范的NITAG流程使疫苗企業可預測評審周期，如德國STIKO通常每年一月在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流行病學公報》上發布一次免疫接種計劃的更新，研發投資確定性提高8。又如，法國CTV會根據衛生總局（DGS）和疫苗生產商等提供的證據和建議，制定其議程或工作計劃；當企業獲得新疫苗的上市許可或修改其產品注冊信息時會及時通知CTV，并通過正式渠道提交議題建議9。

四是加強國際合作，應對大流行。一項調查顯示，大流行期間許多國家的NITAG更多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且衛生部信任 NITAG，將其視為 COVID-19 疫苗決策過程中可信和可靠的指導來源；多數NITAG均與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其他國家的NITAG保持密切溝通，極大促進了中低收入國家的循證免疫政策制定10。

二、國際NITAG的運作模式和成熟經驗

1. 世界衛生組織（WHO）

WHO判定一個國家NITAG運行良好的依據是全部達到以下6項流程指標1,2，包括其NITAG成立有法理依據或政府授權；有書面明確的任務職責；核心成員至少涵蓋兒科、公共衛生、傳染病、流行病學、免疫學或其他醫療衛生相關專業；每年召開若干次會議；在會議前一周即分發待審議的材料；每名成員須申明利益沖突。截至2024年，已經有180個國家報告已經成立了NITAG，其中141個達成了WHO要求的六條指標，中國也是其中之一11。

在方法學體系上，“證據到推薦”（Evidence-to-recommendations, EtR）框架應用較為廣泛，是系統地把證據轉化為具體政策或臨床推薦的一套方法。它幫助專家組綜合評估科學證據、價值觀、可行性、資源等多維度因素，做出透明且合理的推薦。EtR框架幫助決策者在制定新疫苗推薦時，全面權衡科學證據、社會因素和實際可行性，確保最終建議既有科學依據，又具備可操作性和社會認可度12。

在專業人員組成上，WHO的免疫戰略咨詢專家組（SAGE）最多由20名免疫和相關學科領域的國際知名專家組成，任期最長3年，通常每年召開兩次正式會議13。其會議議程和工作規劃由SAGE的秘書處負責征集14。對特定議題，WHO召集并成立技術工作組（包括SAGE成員和外部專家），在全會前開展系統性證據評審15。參與SAGE會議的觀察員通常會有來自國際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各國衛生部及免疫工作的代表、學術界和企業界的代表16。此外，WHO會與各國NITAG、其他國際組織等廣泛合作，分享經驗、技術和資源；在區域層面，WHO區域辦公室也會建立NITAG協作網絡，如泛美衛生組織 (PAHO）主導建立的“美洲國家免疫技術咨詢小組網絡”（RNA）17。

2.美國ACIP

美國免疫實踐咨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ACIP） 被廣泛認為是全球成熟的NITAG典范之一*。ACIP的建議不僅直接影響美國的免疫政策，其科學決策框架也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18。主要特色如下：

（1）組織完善：ACIP委員會包括主席在內，由最多19名委員組成。ACIP一般每年召開3次會議，向公眾開放，審議疫苗證據并聽取利益相關方和公眾意見，并將會議內容、紀要和公眾評論均公開發布于CDC網站19,20。ACIP的管理和運營支持由CDC下屬的“國家免疫與呼吸道疾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簡稱NCIRD）主任辦公室負責19。

（2）資金充裕：根據2023年ACIP章程規定，ACIP委員會每年的運營費用為409,922美元，每年需分配約9.4人提供支持工作，這部分支持人工成本預估為1,760,637美元19。

（3）成員廣泛：ACIP成員任期最長4年；委員由熟悉免疫接種實踐和公共衛生的權威人士擔任，委員會中應包括一名或多名了解公眾觀點和免疫計劃的社區人士，6名無表決權的當然成員需來自包括食品藥品監督局、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中心，國立衛生研究院等衛生相關部門。包括20個美國本土學會、協會，以及加拿大國家免疫咨詢委員會和ACIP委員會秘書在內的成員被視為無表決權聯絡代表19。

3. 澳大利亞ATAGI

澳大利亞免疫技術咨詢組（Australian Technical Advisory Group on Immunization, ATAGI）是全球公認的高效NITAG之一，ATAGI采用系統化的證據評估流程，綜合考慮疾病流行病學數據、疫苗安全性與有效性研究、衛生經濟學分析以及社會價值觀等多維因素，確保推薦的科學性與可操作性21。主要特色有：

（1）動態疫苗推薦機制：ATAGI通過專門的工作組持續審查最新證據，并動態更新。其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基于實時研究多次更新接種建議，展現出高度響應能力22,23,24,25。

（2）數據驅動監測體系：澳大利亞免疫登記系統（AIR）詳細記錄每一位接種者的接種記錄26，同時也與澳大利亞其他的健康信息系統實現互通，包括澳大利亞統計局（ABS）、澳大利亞健康與福利研究所建設的國家健康數據平臺（NHDH）以及地區層面的數據平臺。在疫苗安全方面，澳大利亞采用“主動－被動協同”的監測模式。澳大利亞醫療用品管理局（TGA）定期收集衛生部門、疫苗企業、醫務人員及公眾上報的疑似接種不良反應（AEFI），報告匯總至澳大利亞不良反應管理系統（AEMS）27。作為補充，澳大利亞還有AusVaxSafety系統、PAEDS系統（面向兒科哨點醫院）等，開展疫苗安全的主動監測。

（3）參與制定長期戰略規劃，形成明確預期。澳大利亞衛生部每五年會發布國家免疫規劃的五年規劃，最新一版為《2025-2030國家免疫戰略》。ATAGI與其他相關組織共同參與制定該戰略，尤其詳細陳述了戰略制定的背景和宏觀環境、制定過程、循證依據，并列出五年中的免疫優先事項28。

4. 加拿大NACI

加拿大國家免疫咨詢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NACI）自1964年成立以來，一直以其嚴謹的循證決策機制著稱，被全球視為高標準NITAG典范之一，并被列為世界衛生組織公認的“15個成熟的國家免疫技術咨詢組織”之一29。

（1）獨立多學科專家團隊：NACI目前由?16?名具有獨立專業背景的正式委員組成（包括主席、副主席和其他委員），成員涵蓋流行病學、臨床醫學、經濟學、倫理學、公共衛生等領域。另設來自相關部門的非表決代表與觀察員，確保建議的跨學科性與專業獨立性30。

（2）知識產品共享：NACI會在其建議聲明中詳述流行病學、疫苗效力、有效性、免疫原性和安全性的有關證據，并基于建議進一步提供配套的知識產品，包括對潛在疫苗接種者或其照護者提出問題的回復、有關疫苗安全性的最新知識等。所有資料都可在官網獲取并實時更新29。

（3）嚴格的利益沖突管理機制：每位成員必須填寫并定期更新其與疫苗相關企業的關聯和利益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其本人或直系親屬受雇于疫苗制造商、擁有股票，本人擁有疫苗產品專利或在制造商處擔任有償顧問、獲得其研究資助等。對于可能影響獨立性的重大利益沖突，成員可能被要求在相關議題中回避討論或進一步限制參與全委員會的工作31。

5. 其他發展中國家的NITAG經驗

盡管資源有限，許多發展中國家的NITAG通過設置有效決策機制和不斷加強能力建設與交流，成功推動了疫苗政策的科學決策，部分值得中國借鑒：如印尼免疫規劃技術咨詢小組（ITAGI）在WHO和UNICEF支持下建立了完善的章程與利益沖突管理機制，成員涵蓋多學科專家，并與國家藥品監管機構密切協作，成功推動HPV、肺炎球菌疫苗等新疫苗的引入32,33。巴西則通過立法設立國家衛生技術融入委員會（Conitec），將疫苗納入統一的衛生技術評估機制中，并基于循證評估動態調整免疫策略，例如對PCV疫苗的轉型評估納入了疫苗安全性、經濟性與國產化等多因素考量34。斯里蘭卡則依托傳染病咨詢委員會（ACCD）推動跨部門、多學科參與，定期召開會議并舉辦利益相關方年度論壇，確保新疫苗評估的科學性與共識基礎35。

在全球層面，全球NITAG協作網絡（GNN）是最有影響力、覆蓋最為廣泛的國家免疫規劃咨詢小組協作網絡。它在NITAG能力建設、經驗交流、信息與證據共享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區域層面，美洲、南亞與東南亞等區域平臺則通過定期會議、評估機制和聯合培訓促進各國NITAG的協調發展35,36,37。

三、NITAG的中國實踐與優化空間

1. 中國NIAC的建設與職能拓展

中國NITAG的建設始于1982年成立的免疫計劃專家咨詢委員會（EACIP）。2017年，國家免疫規劃專家咨詢委員會（NIAC）正式成立，標志著免疫政策決策進入制度化、循證化階段38。NIAC由國家疾控局領導，主要職責包括評估疫苗可預防疾病的負擔、安全性、有效性和經濟性，提出免疫策略建議及疫苗納入規劃的技術評估意見39。

為支持NIAC循證決策，中國疾控中心同步設立國家免疫規劃技術工作組，開展疾病負擔評估和疫苗技術證據的收集與分析。技術工作組由三個常設工作組，即免疫程序協調工作組、通用技術規范工作組、循證決策方法工作組，以及13個針對不同疫苗（疾?。┑膶ｎ}工作組（如流感疫苗組、肺炎球菌疫苗組），共48個單位的168名專家組成39,40。秘書處設于國家衛生健康委疾控局免疫規劃管理處，日常工作由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劃中心承擔41。

2. 主要成果

自成立以來，NIAC積極向國際標準靠近，中國NIAC已成為符合WHO的6項核心標準的機構之一，也被認為是活躍的NITAG組織之一。在優化疫苗接種程序、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方面均取得了積極成果：

（1）免疫程序優化：NIAC通過基于證據的評估推動免疫程序的持續優化。2019年推動“2劑次脊灰滅活疫苗（IPV）+2劑次脊灰減毒活疫苗（bOPV）”程序調整，與國際策略接軌39。關于麻腮風聯合疫苗（MMR）接種程序，2020年6月起，全國統一實施2劑次MMR免疫程序，分別在8月齡和18月齡接種，停止使用單獨麻風疫苗，該調整不僅有利于提高第二劑的接種率和依從性，也便于疾控機構可更有效率地進行覆蓋率評估與漏種補種。2020 年發布了《外傷后破傷風疫苗和被動免疫制劑使用指南（2019年版）》，2021年初發布了《國家免疫規劃疫苗兒童免疫程序及說明（2021年版）》39,40。

（2）疫情應對中的技術支持：2020–2021 年，國家免疫規劃專家咨詢委員會（NIAC）成立新冠疫苗技術工作組（TWG），對新冠疫苗多條技術路線進行技術評估，審議國內外疫苗研發和接種策略的最新證據42。2021年3月，NIAC審議并通過了技術工作組起草的《新冠病毒疫苗使用技術指南》，提交衛健委決策40。然而，在整個疫情政策制定過程中，新冠疫苗的推廣與調整主要由國務院系統主導，NIAC雖提供一定專業支持，其建議缺乏公開機制和制度化采納路徑，角色相對邊緣，影響力明顯弱于歐美等國制度化、獨立性的 NITAG 組織。

3、中國NIAC制度體系面臨的關鍵挑戰

自2007年起，國家免疫規劃已有17年沒有實質性擴容，若干在全球廣泛推薦并已證明安全有效的疫苗（如肺炎球菌多糖結合疫苗、b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輪狀病毒疫苗及人乳頭瘤病毒疫苗）長期未被納入國家免疫規劃43?；谏鲜鲋贫冗\行情況與國際經驗比較，中國NIAC當前面臨以下五項核心挑戰：

一是，頂層設計與整體規劃亟待完善：NIAC缺乏長期戰略和議題優先排序機制，在跨年度目標管理方面仍顯不足。目前指導中國的NIAC工作的《國家免疫規劃專家咨詢委員會章程》）和《國家免疫規劃技術工作組工作方案》兩份文件，主要為原則性、概括性規范，缺乏配套的中長期戰略、議題設定機制和執行計劃，導致工作安排較為隨機，影響決策的系統性、前瞻性和響應效率。決策議題來源高度依賴少數專家意見或行政指令，缺乏基于疾病負擔、衛生經濟性與技術可行性等多維指標的優先級排序及明確路線圖。這種機制缺失可能進一步拖延重要疫苗引入，或導致資源配置不均。

二是，資源投入與技術支持不足：高效的NITAG運作需要穩定且專業背景覆蓋廣的專家隊伍、專職的秘書處人員以及持續的經費投入。然而，中國NIAC秘書處日常工作由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劃中心兼任，工作人員往往需在行政與技術任務之間兼顧。以加拿大為例，NAIC由公共衛生署下屬專門部門承擔，配備執行秘書、項目經理和流行病學專家等人員，保障日常運作與決策研究44。此外，NIAC專家雖能獲得差旅及會議補貼，但缺乏用于撰寫系統綜述、開展獨立研究或開展多中心數據分析的專項經費。這種財政支持上的局限，也抑制了本土循證研究的產出和對政策建議的支撐能力。

三是，專家咨詢委員會和技術工作組的獨立性和透明度有待提升：首先，盡管NIAC章程規定委員任期3年，但自2017年成立以來尚未有公開的成員輪換公示，根據訪談反饋，現有委員自2017年起至今尚未發生實際輪換。NIAC目前尚未建立完整的利益沖突申報和管理機制，委員的行業兼職、與企業的合作關系等信息未公開披露，可能影響其建議的獨立性。相比之下，美國、加拿大等國不僅公開委員利益申報情況，還制定了詳細的管理機制，明確沖突識別、披露與應對流程31,45,46。再次，中國NIAC的決策過程受到一定程度的保密協議約束，其決策后公開發布的聲明、指南等，也未涵蓋詳細的證據支持、證據質量等信息。而諸如ACIP等機構的部分會議向公眾開放，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指南中也詳細列出決策的循證依據，增強透明度與可審查性40。

四是，決策支撐的循證研究與本土數據仍顯薄弱：盡管中國在疫苗接種數據和疾病負擔監測方面有初步基礎，但在成人、老年人、孕婦等重點人群的疫苗接種流行病學數據收集與分析方面仍較為不足，且免疫規劃數據的獲取和共享渠道有限，影響決策的實時性和準確性，尤其是數據庫之間互聯互通程度低，不同來源的數據難以有效打通和聯動，限制了對疫苗接種后健康結局的追蹤分析和效果評估；一些重要決策仍依賴專家的判斷，缺少大規模、系統化的本土證據積累。同時，專家委員會和技術工作組成員對于數據質量的把控、篩選、境外數據的使用未有明確框架和指南，尤其在推動新疫苗納入免疫規劃的系統性策略研究和證據支撐仍顯薄弱。盡管中國在免疫規劃中的經濟學模型運用正在增長，尤其是在流感、肺炎球菌、HPV等領域已有不少區域或特定疫苗的成本效益研究，且已有逐步形成國家級模型的嘗試，但不少經濟學模型研究由藥企或國際機構主導，真正意義上的、全國通用且獨立建立的衛生經濟學模型仍處于較早探索階段。

五是，新疫苗納入機制不健全，專家建議影響力有限：中國的免疫規劃擴展常因突發疫情（如新冠）而被動調整，而非依托穩定的專家決策體系。若轉向以專家評估為基礎的決策模式，仍面臨行政系統接受度不確定、機制轉型路徑模糊等挑戰。當前，NIAC及其技術工作組在非規劃疫苗納入國家免疫規劃的建議制定中，缺乏明確的政策轉化機制與制度性響應路徑，尚未形成標準化、透明的操作流程，導致其專業建議難以有效轉化為政策決策，影響力受限。專家訪談顯示，盡管NIAC在過往曾多次討論新疫苗納入議題，但成功轉化為國家政策的案例仍較少，多集中于證據充分、爭議較小的程序優化與推薦調整，難以支撐更具爭議或資源要求的新疫苗及時納入國家免疫規劃。

四、借鑒國際經驗，強化NIAC制度保障與循證決策機制

當前，我國免疫規劃工作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我國NIAC展現出了較強的應急響應能力。我國還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免疫規劃體系、豐富的醫療數據資源和日益成熟的疫苗研發生產能力，為加強免疫政策制定和優化接種策略提供了堅實基礎。2025年4月，國家疾控局宣布將對免疫規劃實施動態調整機制，并將動態調整優化國家免疫規劃策略作為當前和今后重點推進的工作之一47。這些都為完善免疫規劃工作機制創造了有利條件?；诖耍疚奶岢鋈缦抡呓ㄗh：

一是，強化頂層設計，制定長期發展戰略：建議在疾控局下設專職的國家免疫規劃咨詢機構（獨立或半獨立），配置固定編制和專項經費，強化組織獨立性與穩定性；同時，制定《國家免疫政策發展規劃（2025–2035）》，明確免疫規劃目標與發展路徑；借鑒過往疫情時期多部門協同模式，推動財政、醫保、藥監、科技等關鍵部門建立穩定高效的協同機制，提升免疫政策從證據到決策的執行效率。

二是，優化新疫苗引入流程并構建動態調整機制：建立科學、透明、規范的新疫苗引入流程，明確啟動條件、證據要求、評估步驟與決策反饋機制；制定5至10年動態更新計劃，引導研發與接種布局；完善疫苗的快速審批機制和風險評估能力，提升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反應效率；同步強化疫苗接種后不良反應監測（AEFI）體系，確保疫苗安全性與公眾信任。

三是，引導和推動高質量的本土研究，填補證據缺口：設立國家級疫苗研究專項研究基金，支持獨立研究機構開展成本效益分析與政策模擬研究，聚焦新疫苗納入、采購與接種策略，及對醫療系統的長期影響；深化對疫苗可預防疾病的社會經濟負擔分析，合理設置優先接種人群；建設國家疫苗數據共享平臺，實現多數據庫互聯互通，提高疫苗可預防疾病的監測能力。特別是加強肺炎鏈球菌性疾病、b型流感嗜血桿菌性疾病、水痘等未列入法定報告傳染病系統的疾病監測能力。

四是，提升專家機制獨立性與透明度：強化專家和技術工作組的能力建設，組織國際經驗交流與循證方法培訓，提升在WHO和GNN等平臺的影響力；規范專家咨詢委員會和技術工作組的工作流程，提升論證和質詢的雙邊能力；完善專家輪換、績效評估及利益沖突管理機制。同時建立NIAC信息發布制度，定期公布議題、評估結果與政策依據。通過社區活動、媒體科普、社交平臺互動等形式，提升疫苗知識普及率，消除疫苗猶豫。

結語

NITAG作為國家免疫規劃的重要決策機構，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展示了其在引入新疫苗、推動免疫覆蓋率和提高公共衛生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國NIAC作為免疫政策制定的重要技術支撐機構，近年來在推動疫苗科學決策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同時也面臨著進一步優化完善的發展空間。未來，如果能在頂層設計、專業能力、資源投入和公眾溝通上持續深化改革，NIAC有望成長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水平技術機構，幫助提升全國疫苗接種率，改善公共衛生水平，并更好地應對新興的公共衛生挑戰。

注：ACIP預算數據來源于2023年發布的官方章程文件；根據2025年美國白宮發布的預算案框架（Budget of the U.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2025），聯邦公共衛生經費（包括CDC項目）面臨大幅削減。盡管ACIP的具體運行機制尚未公開調整，但其資源供給可能受到影響。本文分析基于2025年前公開的ACIP章程及運作數據。

作者介紹

袁端端

資深醫藥撰稿人、美國杜克大學咨詢顧問、前南方周末資深記者、美國漢弗萊公共衛生項目訪問學者

擁有逾十五年媒體與公共衛生領域工作經驗，長期聚焦傳染病控制及癌癥防治、藥品研發與監管、精神健康、成癮及煙草控制等領域，并積極推動健康傳播與科普工作。參與課題包括“醫保藥品管理和監管國際經驗”“免疫規劃戰略思考”“空氣污染與精神健康”等，作為項目負責人完成“電子煙及煙草控制研究”等課題。參與譯校諾獎得主珍妮佛·杜德娜基因編輯相關著作《破天機：基因編輯的驚人力量》。

陳姝

澳大利亞國家疫苗研究與監測中心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美國杜克大學咨詢顧問

主要工作包括東南亞及亞太區國家的免疫規劃項目強化、疫苗專家咨詢委員會能力建設。專業領域及研究興趣包括新疫苗引入、疫苗籌資及衛生經濟學評估、疫苗循證政策制定、衛生政策及體系加強以及健康老齡化。以第一作者及共同作者身份已在國際高質量學術期刊（如Lancet Public Health, PLOS Medicine, BMJ Global Health等）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曾任美國家庭健康國際（FHI 360）北京代表處科研副主任及昆山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醫學部，研究生畢業于美國杜克大學，博士畢業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

潘張旸

昆山杜克大

疫苗交付

研究創新實驗室 公共傳播與政策倡導副主任

在媒體、醫藥行業以及全球健康領域從業逾15年，負責企業傳播、衛生相關戰略合作項目等的管理與實施。主要工作包括為疫苗交付及全球健康等相關研究項目的制定傳播策略，促進以科學證據為基礎的公共衛生政策倡導，鏈接利益相關方的合作；目前也在積極推動疫苗猶豫相關的溝通策略制定與實踐。她擁有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新聞學碩士及美國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理學碩士學位。

湯勝藍

昆山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聯合主任、教授；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人口健康系、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全球健康教授

長期從事中國及多國衛生系統改革、疾病控制與婦幼健康領域研究，曾主持 30 余項公共衛生與衛生政策研究項目，并為多家國際組織和發展中國家政府 提供技術咨詢服務。曾于上海醫科大學（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英國利物浦熱帶醫學院任教。在 2006-2012 年間，在世界衛生組織中國代表處及日內瓦總部工作，任熱帶病研究和培訓特別規劃署結核病 / 艾滋病和衛生體系部門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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