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期的荷蘭期刊《經濟行為與組織》（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上，四位中國大學生聯袂炮制出一篇奇文，題為《高速公路上的隱秘恐怖：中國高速公路建設與兒童拐賣》（Highway Havens for Hidden Horrors: Expressway Connections and Child Trafficking in China）。乍一聽標題，還以為是Netflix出了新劇，沒想到是堂堂國際期刊刊登的“嚴肅學術成果”。

這篇論文發表于《經濟行為與組織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24年第228期。論文作者分別為：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劉昕妍（Xinyan Liu 音譯）；日本東北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生院的白宇（Yu Bai 音譯）、李妍君（Yanjun Li 音譯）；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孫雅潔（Yajie Sun 音譯）。四位作者貢獻均等，其中白宇和孫雅潔為共同第一作者。

該文作者聲稱他們發現一個驚天秘密：中國的高速公路修得越多，兒童拐賣越猖獗。什么意思？因為修了高速路，便于人販子在城市之間快速轉移……你沒看錯，這結論活脫脫把基礎設施建設描述成促進犯罪滋生的溫床。

論文的邏輯鏈條是這樣的：

中國1990年代末開始大規模建設高速公路，很多中西部城市相繼接入全國路網。與此同時，“寶貝回家”網站上登記的失蹤兒童案例也有顯著增長。作者用一套“漸進式雙重差分法”，分析了城市接入高速前后，兒童被拐案件的變化趨勢，得出震撼結論：通了高速的城市，兒童拐賣事件平均每年增加0.55起！于是，公共基建就這樣在回歸系數中變成了罪惡的幫兇。

說得夸張點，這篇論文要是成立，那么咱們下回修廁所之前，也得先算算會不會“無意中助長廁所暴力”。如果這叫“因果”，那手機普及豈不是“加劇詐騙”的幫兇？快遞興起是不是“間接助長違禁品流通”？可見，只要你愿意，任何技術進步都可以被扣帽子。

這篇論文中甚至有如下表述：

“我們的研究發現，增強的高速公路連通性便利了被販運兒童的運輸，從而增加了這一嚴重罪行的意外發生概率。結果顯示，高速公路不僅通過連接遙遠地區擴大了販運市場的需求面，還促進了工業轉型和遷移模式，從而提高了兒童販運的風險?！?/p>

“改善公路連通性會增加就業機會，促使農村家長為了更好的工作而更多地外流，從而減少家長的監督，增加兒童遭受拐賣的脆弱性?！?/p>

這是人話嗎？

這篇論文的謬誤，首先出在他們的因果識別上。作者用了DID模型，是不錯的工具——前提是“處理變量”是外生的。但高速公路的修建是計劃行為，是經濟政策導向的結果，是基于地區人口密度、產業布局、地理可達性所做的投資決策。這些因素本身就和人口流動、留守兒童比例、家庭結構乃至犯罪率息息相關。換句話說，高速公路修在哪里，從來就不是“擲骰子”，而是有其內在邏輯的。而這個邏輯，恰恰也決定了哪兒可能更容易發生拐賣。結果你非要把“高速通車”當作一個隨機沖擊，硬套進DID框架里做因果分析，等于拿地圖當骰子擲，這不是方法論，而是兒戲。

其次，他們所謂的“數據”，來自一個公益網站“寶貝回家”。這平臺當然有其意義，但你不能把它當成全國拐賣數據的權威標準。網站的注冊量跟失蹤兒童的真實數量沒必然關系，反倒更可能與家屬的上網能力、媒體曝光率、地區教育水平等因素有關。更何況，許多數據是事后回憶上報的，時間跨度幾十年，里面混著“走失”、“被送養”、“離家出走”乃至“家庭內部矛盾”，你不考慮這一堆變量，還談什么計量精度？

更搞笑的是，為了佐證他們的結論，作者甚至拉來了“社會資本”、“儒家文化”、“彩禮價格”、“生男偏好”做機制分析。但凡一個地區男孩被拐得多，就說那兒重男輕女；女孩被拐得多，就說那兒女孩便宜；年紀小的孩子被拐得多，就說可塑性強；年紀大的少被拐，就說不劃算。這不是學術，這是江湖算卦，怎么說都能圓回來。

在這篇論文的敘事里，中國的發展本身就是“帶來犯罪”的工具，是“惡的基礎設施”。不談高速公路帶來的教育資源提升、醫療可及性擴大、就業機會增加，只挑那極端罕見的黑暗角落反復放大。如果這種研究模式成立，那任何發展中國家的交通投資都可以被描繪成“犯罪走廊”。

拿中國雞蛋里挑骨頭在國際學界早就不算新鮮事了，因為這些是洋人愛看的，我們的一些留子們就主動往上舔。這篇論文，不過是又一例用所謂“數字分析”包裝下的“認知敘事”的標準套路。

能把高速公路建設寫成“潛在犯罪激增”的導火索，這種想象力拿去寫科幻小說都嫌太生硬。支持學術自由，但不等于放飛。研究可以批判，但不能胡編。奉勸幾位作者，下次不如干脆寫一篇《5G建設如何助推犯罪分子即時聯絡》《衛星發射如何催生無死角監控》，洋大人更愛看，也許能發《Nature》、得諾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