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電影史上最偉大的導演之一，瑞典人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名字，哪怕是并不怎么關心藝術電影的普通觀眾，或許多少也有所耳聞。他執導的《處女泉》《野草莓》《呼喊與細語》《第七封印》《芬妮與亞歷山大》等影片，曾在奧斯卡以及柏林、戛納、威尼斯等重要電影節上獲得大獎肯定。

不過，在7月12日落幕的第59屆捷克卡羅維發利電影節（Karlovy Va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上，受邀前來領取特別貢獻水晶球獎的瑞典著名演員斯特蘭·斯卡斯加德（Stellan Skarsg?rd），卻是一語驚人，對這位前輩導演大肆批評了一通。

斯特蘭·斯卡斯加德在卡羅維發利電影節上領取了特別貢獻水晶球獎。

斯特蘭·斯卡斯加德是聞名北歐乃至世界影壇的斯卡斯加德家族的父親，他的七個兒女中的六人都進入了演藝圈，老大亞歷山大·斯卡斯加德、老二古斯塔·斯卡斯加德、老四比爾·斯卡斯加德更是殺進了好萊塢。

斯特蘭·斯卡斯加德年輕時曾在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國家大劇院工作，與伯格曼有過接觸。之后，他因為與丹麥名導拉斯·馮·特里爾的多次合作（《破浪》《黑暗中的舞者》《狗鎮》《憂郁癥》）而為人熟知，晚年又因為在《雷神》《復仇者聯盟》等漫威系列電影中飾演科學家艾瑞克·沙維格而被年輕觀眾認識。

伯格曼（前）與年輕時的斯卡斯加德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斯特蘭·斯卡斯加德被問到與伯格曼合作時的點滴往事?！拔遗c伯格曼的合作關系相當復雜，原因在于他并非什么好好先生。沒錯，他是一個好導演，但為人處世相當混蛋，有很多可以拿來批評的地方。這就好像是卡拉瓦喬，為人可能也很混蛋，但不妨礙他畫畫很棒。”

斯卡斯加德在新片《情感價值》中

帶著戛納獲獎新片《情感價值》來到捷克的斯卡斯加德說道：“伯格曼很會操縱擺布別人。戰爭期間，他是納粹，而且還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在希特勒死后為他哭過的人。長久以來，我們一直都在設法為他開脫，但我總覺得，他這個人，對于其他人的看法非常不正常。在他眼里，有些人根本就不配當人。在他操縱擺布別人的時候，你能清晰感覺到這一點。”

有趣的是，在被問到與他合作多次的拉斯·馮·特里爾時，74歲的斯卡斯加德倒是流露出了完全相反的好感。2011年的戛納電影節上，特里爾在新片《憂郁癥》發布會上，公開表示自己就是納粹，對于希特勒也有“同情”和“理解”。雖然很快他就為此書面道歉，并且辯稱當天自己喝太多了，才有失言，但仍被戛納電影節列入黑名單兩年。

“當時在場的人，其實都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納粹，但大家都把這當作頭條新聞來報道，而那些只看標題的人就認定他真的是納粹了。其實，他那天只是在開玩笑而已，但那笑話顯然很糟糕。時至今日，我還是會遇到有人問起這件事情，尤其是在美國，他們仍然會問起這事?！?/p>

拉斯·馮·特里爾（左）與斯卡斯加德在拍攝《破浪》時

斯卡斯加德參演的《情感價值》，由挪威人約阿希姆·特里爾執導，故事靈感部分來自伯格曼的生平。1986年，斯卡斯加德曾與伯格曼合作過奧古斯特·斯特林堡的舞臺劇《一出夢到戲劇》。這一次，他的上述言論一經媒體報道，就在社交媒體上引來大量討論。不少年輕影迷表示，對于伯格曼的這段經歷，過去從無了解，如果屬實，恐怕以后再看他的那些名作，心里多少也會有些別扭。

同時，也有資深影迷表示，伯格曼的這段“黑歷史”算不得什么秘密。畢竟，他在1987年出版的自傳《魔燈》中，就沒少提到少年時期受到納粹影響的往事。一方面，這來自他父親的極端右翼立場，全家人都因此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十六歲那年的夏天，他以交換生身份前往德國，被安置在圖林根州位于魏瑪和愛森納赫之間一個叫作海納的小鎮里的一位牧師家中，與他家的男孩漢內斯成了好友。那段日子里，他也跟著寄宿家庭的人一起舉手高呼“希特勒萬歲”，生日那天，那家人還送了他生日禮物——一幅希特勒肖像?！皾h內斯把它懸掛在我床頭，以便我隨時能見到這位偉大的元首，這樣我就能學著像漢內斯和他們全家人一樣愛他了。”他在書中寫道。

從漢內斯那里，16歲的伯格曼聽到了各種猶太人剝削德國人的故事，看到了當地人不論是在教室里還是教堂內，都恭恭敬敬地擺放著希特勒的《我的奮斗》?！白鳛橐粋€交換生，我毫無準備就一頭栽進了這種理想主義和英雄崇拜的浪漫漩渦中。這股熱潮與我當時的性格十分吻合。我突然爆發出一種激進精神。那種光輝的外表蒙住了我的雙眼，我沒能看到它的陰暗面。”伯格曼繼續寫道。

伯格曼在自傳《魔燈》中提到過自己少年時對希特勒的崇拜。

少年伯格曼甚至還親眼見到了希特勒。當時，臨近的魏瑪會迎來希特勒的演講活動?！澳翈熂宜腥藶檫@件事忙得不可開交。前一天大家都忙著換洗、熨燙襯衣，擦亮皮靴和皮帶。拂曉時分剛到，孩子們就都先出發了。我隨后和牧師夫婦坐他們的車一同前往。全家人為能得到靠近講臺的座位票而欣喜若狂，有人開玩笑說，可能是因為我來了，他們才得到了好位置?！?/p>

“我從未見過如此狂熱的群眾。我也和其他人一樣大喊，和其他人一樣伸出手臂，和其他人一樣狂叫，和其他人一樣享受其中。我也的確很愛他。我曾很多年都站在希特勒那一邊，他勝利時為他高興，他失敗時替他難過?！?/p>

這樣的想法，按照伯格曼自己的說法，直到“二戰”結束后才徹底扭轉過來?！皬募袪I傳來的所有證據，實在令我震驚，一開始，我的頭腦無法接受看到的一切。我像許多人一樣，認為那些照片是預謀的反納粹的宣傳手段，并不足信。當然，事實最終征服了我的抵抗，我感到絕望。本來我就蔑視自己，這時再也受不了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識到，僅僅是這種關聯就已經讓我感到深深的內疚?！?/p>

除了自傳《魔燈》之外，1999年，81歲的伯格曼在和瑞典作家瑪麗亞·皮婭·波提烏斯（Maria-Pia Boethius）對談時，也公開談到過這段往事，還透露自己兄弟和朋友曾在當地一戶猶太人住家墻上涂滿納粹標志的事情，他承認當時的自己過于懦弱，也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對于伯格曼的自我坦白，外界普遍給予了諒解，而且不少人也由他日后的《冬日之光》《沉默》《羞恥》等影片中，看出了導演明確的反戰態度。如今，這段往事又因斯特蘭·斯卡斯加德的發言而被重新提起，從積極的角度來說，也算是起到了溫故知新的作用，再次提醒世人了解人性之復雜以及極端主義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