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鍋在中國的起源問題,古史考曰：“ 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歷史上，炊煮類器物種類與名稱繁多，如鼎、釜、鬲、甗、甑、鬶等。 到宋元時期，鍋逐漸成為煮飯器皿的最主要稱呼。明清兩代，當江南的窮酸文人都可以用鐵鍋煎茶聽雨時，北疆的游牧漢子卻因得不到這“黑家伙”而望眼欲穿。從秦淮河畔到白山黑水，這口圓底鐵器愣是走出了比絲綢之路還魔幻的南北通途，上演了一場跨越600年的“南鍋北上”。

明永樂年間的朝堂上，官員們為鐵鍋是否“出口”蒙古吵得唾沫橫飛。戶部尚書拍案怒吼：“給韃子鐵鍋就是資敵”，兵部侍郎翻著白眼懟回去:“不給 鍋 ，他們就來搶，您老去守長城？” 這場持續半個世紀的“鐵鍋辯論賽”，終于在景泰元年（1450年）被代宗皇帝一錘定音——“ 許（韃靼人）買銅湯瓶、 鍋、紅纓 、鞍轡、剪子等物 ”，但必須得是廣東特供的生鐵鍋。這招堪稱一箭雙雕，既能賺銀子，又能防著游牧民族熔鍋造箭，堪稱古代版技術封鎖 。 據《明會典》中記載，廣鍋入市后，遼東馬市簡直成了“ 鍋碗瓢盆博覽會 ”，蒙古漢子們牽著牛羊換鍋的場面熱鬧非凡。

明代中期，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自己的札記里贊揚了大明的鑄鐵技術：“他們（中國人）用熔化的鐵可以塑造比我們更多的物品，比如大鍋、壺、鐘、鑼、缽、柵門、熔爐、武器、刑具和很多別的東西，手藝和我們的金屬工藝差不多。”這句大明鐵鍋制造水平比肩歐洲的稱贊要是讓明朝邊關守將聽見，估計他們得拍著城墻垛子苦笑——因為早年間蒙古騎兵攻城略地時，第一個搶的就是漢地鐵鍋，那勁頭比搶親還積極。

明代《皇明經世文編》中記載著這樣的戰場 為了防止鐵鍋熔化后被打造成兵器，進一步限制鐵鍋向北“出口”，明朝一方面提高鐵鍋價格，另一方面減少兩地互市中鐵鍋交換的配額。根據弘治年間《給賜番夷通例》的規定，一口“三尺闊面 ” 的鐵鍋明碼標價150 貫（1貫相當于1兩銀子），約為同時期縣令年薪的3倍。據文獻記載，當時邊關商販們紛紛提前囤貨、坐地起價，逼得蒙古使者哭訴不斷：“我每奏討物件也不肯與我，每去的使臣做買賣的鍋、鞍子等物都不肯著買了。既兩家做了（一）家，好好的往來，（怎）把賞賜也減了。”

最富戲劇性的當數隆慶五年（1571年）的“鐵鍋諜戰”。時任山西軍務總督的王崇古聽說對面的蒙古部落居然用皮革煮肉，還以為對方在操練什么新戰法。深入調查后，他才發現”鐵鍋禁運” 導致蒙古部落用鍋困難，舊鍋修修補補，渾身是洞，不得已只能用皮革煮飯。情報傳到北京，明廷恍然大悟：原來在草原上，鐵鍋比傳國玉璽還金貴！從此“ 廣鍋北運 ” 成為國家工程，山西商人組建“鍋幫”，專門用駱駝馱著鐵鍋進行貿易，至今張家口茶馬古道上還流傳著“一口鐵鍋換匹馬”的說法。

清朝康熙初年的寧古塔集市上，經常能夠看到鄂倫春族獵人用貂皮換取漢商鐵鍋的場景。《清稗類鈔》中記載：“ 康熙初，易一鐵鍋，必隨鍋大小布貂于內，滿乃已。后且以一貂易兩鍋矣。”多少貂皮能換到一口鐵鍋，全取決于鍋口有多大以及鍋沿到鍋底有多深。到了乾隆年間，隨著南方鐵鍋的持續北上，東北鐵鍋的價格隨之下跌，一張貂皮能換兩口鐵鍋。

從張家口的駝鈴鍋隊到寧古塔的貂皮換鍋，從江南冶坊的千度爐火到草原氈房的奶茶飄香，中國鐵鍋在南北大地上書寫了一部另類文明史。它不像青花瓷需要貢入宮廷，也不似茶葉講究品鑒之道，卻在長城內外的灶臺上燉煮出中華民族最接地氣的融合滋味。大家每次拿起炒勺時不妨細看——那黝黑的鍋底里說不定還映照著幾百年前的風雪駝影呢！

（文內配圖均已獲得圖蟲創意授權)

本文節選自《百科知識》202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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