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用上面這句話來形容在文革中得勢的那些跳梁小丑，最是恰當不過！

　　1967年2月后，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更是不可一世，到處煽陰風、點鬼火。

　　這時的王力、關鋒、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員“干將”，江青手下名副其實的“車、馬、炮”，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左右橫行的風云人物。

　　1967年8月7日晚9時，釣魚臺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不久前在武漢“七二〇”事件中被當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組要員王力，拖著一條打著石膏繃帶的傷腿，靠在躺椅上，接見匆匆應召趕來的外交部造反派。

　　剛剛在上午因揪斗陳毅受到周恩來嚴厲批評的造反派一見到王力，就像在外頭受了氣的奴才見到了救命的主子，紛紛訴說各自的“委屈”。

　　造反派一陣“訴苦”后，王力開講了：

　　“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干，了不起？這么神秘，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干，你這個外交就這么難？紅衛兵就不能干外交？他們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那陳毅的方向路線倒對了？你們一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還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么不能動一動班子？”

　　接見一直持續到11時。周恩來是在第二天從造反派散發的傳單上得知王力的講話內容的。

　　周恩來曾在各種場合對外交部群眾組織一再強調：奪權只能奪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外交業務大權屬于中央，絕不允許奪，只能監督。對業務的監督也是有范圍的，不是全部。

　　然而，在王力“八七講話”的煽動下，外交領域的極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勢一度失控。

　　8月19日，有恃無恐的外交部造反派沖砸外交部政治部，強行封閉所有副部長辦公室，悍然宣布奪取外交部大權。

　　3天之后，8月22日晚，狂熱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周恩來接到沖砸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報告后，立即指示衛戍區部隊勸說群眾撤出，保護好代辦處工作人員，阻止事態進一步擴大。

　　衛戍區部隊奮力撲救，到24時才把火撲滅。英代辦與其他15名人員一起，被部隊從火場中救出。另有7人分別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蘭駐華使館。

　　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見的一起涉外事件，連同此前發生的造反派沖砸印度、印度尼西亞駐華使館，把新中國外交和國際聲譽降至“冰點”。周恩來的憤怒、無奈可想而知。

　　23日凌晨3時，火燒英代辦處3個小時之后，周恩來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召集到人民大會堂接見廳，嚴厲批評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代辦處的行徑。

　　周恩來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澤東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妄圖打倒一切，搞亂一切，亂中奪權。

　　但毛澤東也絕不容許中央文革一伙這樣一種極端無政府主義的亂法。亂到什么程度，毛澤東心里還是有考慮的。

　　8月初，毛澤東對中央文革煽起的“揪軍內一小撮”，搞得軍隊人心惶惶也很不滿，提出過批評。

　　物極必反，作惡者必自斃。

　　中央文革一伙沒料到他們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陣，把他們操縱和煽動造反派奪外交權、奪軍權的陰謀來了一個充分暴露，給周恩來提供了一個出擊的機會。

　　周恩來看準了這一時機，決意給狂妄的中央文革當頭一棒。

　　8月25日凌晨1時，周恩來開完中央文革碰頭會后，單獨找跟隨毛澤東南巡、中途回京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談話，并要他直接去向在上海的毛澤東請示報告。

　　楊成武帶著裝有王力“八七講話”和關鋒“揪軍內一小撮”材料的檔案袋趕回上海，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毛澤東當時沒有表態，只說了句：“知道了。”

　　次日上午，毛澤東對楊成武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其中，王的講話是大、大、大毒草！你只向總理一個人匯報，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

　　當楊成武走出客廳后，毛澤東又把他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本禹）暫時不動，要他做檢討，爭取一個。”

　　沉思片刻后，毛澤東解釋說：“對戚本禹指出是犯了嚴重錯誤，要嚴肅批評，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來，看他改不改。”

　　回到北京，楊成武立即趕赴釣魚臺，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決定，事不宜遲，馬上開會。

　　8月26日晚，周恩來在釣魚臺主持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參加。

　　周恩來說：“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策。”他嚴肅地逐字逐句地宣讀毛澤東的指示。隨后，便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4個月之后，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

　　這是一件絕密級的政治事件，沒有對外宣布。但對江青一伙來說絕不亞于8級大地震，迫使他們的囂張氣焰不得不有所收斂。

　　因為有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江青也只好“丟車保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