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波應日本戶田和平研究所（Toda Peace Institute）邀請，撰寫了《信任的基礎是對話——中美戰略競爭的相處之道》一文，近期由該研究所正式發布。 在當前中美關系陷入戰略競爭、互信持續流失的背景下，周波主張構建“可控競合”的底線邏輯，強調雙方應通過常態化對話與多層次危機管控機制，防止競爭滑向對抗。他提出16項具體政策建議，包括重啟危機熱線、推動中美軍艦軍機間直接溝通、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開展對話等，指出“對話不以信任為前提，卻可為信任創造條件”。 文章還就臺灣問題、人工智能、網絡安全與外空合作等關鍵議題展開剖析，認為面對特朗普2.0時期更為交易化、對抗色彩更濃的美方政策走向，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推動以風險可控與責任共擔為導向的中美互動模式，助力全球戰略穩定。 北京對話和觀察者網翻譯發布如下。

【文/周波， 翻譯/王凡非】

中國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和軍事強國，21世紀的世界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如何共處。從理論上講，中美共處應比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這兩個宿敵之間的共處更容易。然而，事實可能并非如此。

冷戰期間，中美各自主導的勢力范圍劃分清晰，這使得雙方能夠避免直接沖突。但在中國的專屬經濟區內，中美之間甚至不存在艦船和飛機的緩沖區，雙方時常發生遭遇情況。

此外，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通過相互核威脅達成了 “相互確保摧毀” 的戰略均勢，而中美之間并不存在這種均勢，盡管在西太平洋地區，過去幾十年中國軍隊取得了顯著進步，使得中美軍事力量差距逐漸縮小，且態勢逐漸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

努力使中美競合的關系可控

特朗普總統連任后推行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零和政策已使世界陷入更多動蕩和不確定性。他對全球發起的關稅戰只是一個例子。這位更注重交易而非意識形態的總統似乎沒有明確的對華政策。

一個問題是，他將如何應對身邊的對華鷹派人士？在2025年5月的香格里拉對話上，聽到美國國防部長海格塞思發表了全面攻擊“共產主義中國”的演講，筆者不禁聯想，特朗普是否想扮演“好警察”，而讓身邊的對華鷹派扮演“壞警察”？

今年5月31日，美國防長海 格塞思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發表演講，大肆渲染中國威脅 外媒

在對話中，海格塞思不遺余力地描述中國的威脅真實可信，且“迫在眉睫”。這與他的前任奧斯汀在2023年和2024年對話中表示沖突并非“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的立場形成了180度的反轉。海格塞思更進一步猜測，中國軍隊被要求在2027年前具備武統臺灣的能力。

若要用一個詞來概括筆者對中美關系的最大期許，那便是“可控”（manageable）。展望未來幾年，筆者會用“競合”來形容中美關系——也就是合作與競爭并存的狀態。

當然，關鍵在于二者的比例如何權衡。美國擔憂其霸權地位可能被中國永久取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一味強調中美必須是合作關系，恐怕只是徒勞。但雙方理應達成底線共識：不能讓競爭演變為對抗。

這種共識的達成并非沒有可能，一方面，大國關系即便存在競爭性，也依然具備韌性；另一方面，在當今世界，美國既無法拼湊出反華聯盟，中國也無力帶領“全球南方”國家反美。中國是美國的多數盟友的最大貿易伙伴。和其他國家一樣，它們會根據具體問題審慎做出抉擇，而非盲目追隨美國。隨著西方自由民主持續式微，即便是美國的盟友，在這個后西方世界里，也不會認同“民主對抗專制”那套說辭。筆者毫不懷疑，當特朗普結束第二任期時，美國的全球形象和信譽將進一步受損。

中美應追求相互確保的共存

如果說冷戰的特點是兩個宿敵之間的“相互確保摧毀”，那么今天，這兩個競爭者或許可以追求“相互確保共存”。在筆者看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相互確保共存可以通過增加開放的溝通渠道、加強信任建設、在可能領域開展合作以及共同承擔大國國際責任來實現。

信任，但要對話

1987年12月，美國總統里根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簽署《中程核力量條約》后，里根曾說過一句名言：“信任但核查。”這不過是禮貌地表達“因為我不信任你，所以我們必須核查”。

同樣的邏輯今天依然適用：信任并非中國和美國之間對話或互動的必要前提。美國和蘇聯之間毫無信任，但它們仍設法建立了一系列信任建設措施，并在消滅天花與和平探索外太空方面進行了合作。

如果說“信任但核查”是冷戰時代的特征，那么對今天的中美關系而言，“信任但對話”或許是更合適的范式。

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最大的恐懼是核戰爭。因此，限制、削減和核查對方的核武庫成為必須。而中美之間的情況并非如此。盡管五角大樓認為中國正在迅速發展其核武庫，但據報道，中國目前的核彈頭儲備估計約為600枚，僅為美國的大約十分之一。因此，兩個競爭者的首要任務是培養定期對話的習慣，以避免誤解和誤判。看到這兩個大國對話而非對抗，對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民來說也是一大寬慰。

迄今為止，因新冠疫情和2022年佩洛西竄訪臺灣而中斷的中美之間的對話已恢復。這些對話包括高級別軍事溝通、中美防務政策協調對話以及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令人欣喜的是還有新的進展：2024年，中國軍隊南方戰區司令員吳亞男上將與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羅上將舉行了視頻會議。

這些機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們不應僅僅是例行公事。相反，高級軍官的互訪應實現常態化；2008年建立的熱線應更頻繁使用；還應鼓勵飛行員和水兵之間的直接溝通，因為隨著中國軍隊全球行動的增加，近距離遭遇不僅會在中國附近海域和空域發生，也會在其他地區不可避免地發生。

中美應防止海空事故

美國飛機定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進行近距離監視和偵察，其海軍艦艇也在中國在南海擁有主權的島礁附近水域航行。根據五角大樓2023年關于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的報告，美國記錄了2021年秋季至2023年秋季期間，中國軍隊對美國飛機在該地區進行超過180次所謂“脅迫性和高風險”的空中攔截。這意味著幾乎每四天就會發生一次這樣的危險情況。因此，至少在理論上，像2001年中國戰斗機與美國偵察機致命碰撞那樣的事件再次發生，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2022年12月，美方1架RC-135型機在中國華南沿海、海南西沙群島當面抵近偵察時，蓄意改變飛行姿態、危險抵近我機 視頻來源：南部戰區

幾十年來，中美海軍之間的雙邊磋商一直圍繞中文術語“安全”發生爭議，這個詞在英文中既可以指“security”（安全），也可以指“safety”（平安）。美國希望就“平安”問題進行更多技術性討論，以避免艦船和飛機之間的近距離危險遭遇；而中國則強調其“安全”關切——美國海軍在中國專屬經濟區的監視和偵察以及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是對中國主權的挑釁，應停止或至少降低頻率。美國要求監視美國軍艦的中國軍艦保持安全距離，而中國則回應說，如果你們根本不來，才是最安全的。在國際場合，中國代表經常指出，所有這些危險的近距離遭遇都發生在中國周邊空域和領海，而不是美國周邊空域和領海。

國際海洋法對此幫助不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條款存在模糊性，允許各方選擇性地解釋以支持自己的立場。原因在于，該公約經過人類歷史上最漫長的九年談判才達成。為了加速談判，談判中在多處做出了必要妥協，以保持靈活性。

筆者自己的經歷或許有助于理解這一棘手問題。2013年，筆者帶領中國工作組前往五角大樓，討論航行自由的法律含義——這是雙方分歧的焦點。盡管雙方都派出了最優秀的法律專家，但唯一達成的共識僅僅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航行和飛越自由”，而這是不言而喻的。雙方在“航行和飛越自由”的構成、“和平目的”的定義以及對沿海國權利和利益應給予多大程度的“適當顧及”等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這讓筆者想起了俾斯麥的一句話：“法律就像香腸，最好不要看到它們是如何制作的。”在這方面，《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就像是有史以來最長的一根香腸！

但中美之間仍存在一個重要共識：雙方都不希望發生意外，更不要說對抗了。因此，兩國軍隊不僅需要讓飛行員和水兵遵守雙邊及多邊協議中關于規范空中飛行與艦船航行的要求，以此防范意外發生；還需要探討意外發生后的應對措施。2020年，中國國防部與美國國防部通過視頻會議，召開了首次危機溝通工作小組會議，就危機溝通、危機預防及危機管理的相關理念展開討論。這是“危機管理”首次被正式提出，堪稱一個大膽且正確的舉措。可惜的是，受新冠疫情及此后局勢持續緊張的影響，這一機制已然中斷。

中美應避免臺灣海峽沖突

無論南海發生何種事故，雙方強烈的民族主義呼聲都不可避免，都很難讓人相信這會引發中美軍隊之間的全面沖突。2001年中國戰斗機與美國偵察機的致命碰撞并未導致世界末日。美國機組人員在美方政府發表“兩個遺憾”信函（而非正式道歉）后獲釋，拆解后的美國EP-3E飛機也被歸還。這起致命事件在11天內得到解決。默契而高超的外交手段發揮了主導作用，為雙方保住了面子。

唯一可能將中美拖入全面沖突的問題，是臺灣問題。當前，一種危險的“行動-反應”模式正在形成：美國擔憂中國大陸可能采取軍事行動，因而加速對臺軍售，擴大對臺軍事培訓與人員往來，企圖將臺灣打造成“豪豬”。對此，中方雖感憤怒，卻也愈發堅定自信，采取了相應反制措施——不僅派遣更多戰機常態化穿越此前作為雙方緩沖區的臺海中線，還針對最壞情況開展各類演練，且演練頻率不斷提升。

在2025年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海格塞思不遺余力地渲染所謂中國威脅的“真實性”與“緊迫性”，甚至臆測中國軍隊被要求在2027年前具備“武統臺灣”的能力。這種說法純屬危言聳聽。根據中國2005年頒布的《反分裂國家法》，大陸可能采取非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三大條件之一，是判斷和平統一的前景已完全喪失。但即便在2025年1月臺灣地區選舉中民進黨賴清德當選后，也沒有跡象表明中國大陸已得出如此悲觀的結論。

2024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會見臺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時指出，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勢在必行，而關鍵就在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大陸從未宣布過統一的時間表。烏克蘭危機爆發后，中國的國防預算占GDP比重仍低于2%。這與美國要求其歐洲及亞洲盟友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5%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一差異充分展現了中國的冷靜與自信，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國對中美關系的判斷。

在2023年3月底臺軍“步兵117旅”在“教召訓練”現場出現的外籍人員，當時就有猜測其疑似美軍派駐臺灣的教官

大陸方面也在積極爭取臺灣民心。據報道，新冠疫情爆發前，有150萬臺灣同胞在大陸工作生活。這意味著，臺灣至少6%的中上層群體并不排斥在截然不同的政治體系下生活——只要大陸能提供比臺灣更優越的發展機會。2023年9月，大陸發布一項規劃，承諾為臺灣同胞在福建省的工作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具體包括放寬購房政策、保障臺灣地區學生在公立學校享有同等入學待遇，還計劃通過燃氣、電力管線及橋梁建設，將大陸港口城市廈門與僅數公里之隔的金門地區相連通。

美國應當意識到，對中國而言，臺灣問題若處理失當，所有事情都可能陷入停滯。因此，為維護臺海和平，美國需要讓中國相信，其宣稱的“一個中國”政策并未被架空。倘若避免與俄羅斯直接對抗是美國的底線，那么同理，作為守成大國，美國也應將避免與崛起的中國發生戰爭視為不可逾越的紅線。

在一切可能的領域開展合作

使競爭“健康”的正確方式是盡可能開展合作。這里有三個領域尤其值得關注：人工智能、網絡和外太空。作為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和美國在為人類制定這些新領域的規則和法規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023年11月舊金山會晤期間，習主席與拜登總統同意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機制。其中最重要的原則，或許是就“人工智能在核指揮控制系統中的應用必須接受人類絕對監督”達成共識。要探討這一問題，中美首先需要向對方說明各自核指揮控制系統的具體情況——但這在可預見的未來恐怕難以實現。

不過，若中國確實在擴充核武庫，其與美國的核力量差距可能逐步縮小，屆時中國在核談判中或許會采取更積極的態度。與此同時，一個更具現實意義的做法是討論中國幾十年來一直倡導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這一政策雖不易被接受（畢竟美國的盟友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但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不會削弱一個核大國的報復能力。鑒于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隱晦威脅使用核武器，且戰事短期內看不到結束的跡象，推動這一議題似乎是更切實的優先事項。

在網絡領域，很難界定一起網絡事件究竟是間諜活動還是網絡戰。但有一條底線必須堅守：絕不能攻擊關鍵信息網絡，比如軍事指揮控制系統。2013年，美國與俄羅斯建立了國家計算機應急響應小組之間的聯絡機制，雙方同意通過核風險降低中心就網絡演習相互通報，并在白宮與克里姆林宮之間設立了直接熱線。中美兩國在政府及軍事層面同樣設有熱線。說到底，兩國或許可以考慮交換一份清單，明確列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遭受攻擊的敏感目標。

由于2011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沃爾夫修正案》對美國航空航天局與中國的太空合作施加了限制（盡管并非完全禁止），中美在太空領域的重大合作難以實現。其背后的原因是，美國擔心中國可能“竊取”其技術。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到2030年，中國或許會擁有全球唯一的空間站，屆時美國宇航員可能需要請求搭乘。2019年，中國成為首個實現探測器月球背面軟著陸的國家，美國航空航天局彼時獲得國會批準，與中國航天機構開展特定合作，即利用美國航空航天局的月球勘測軌道器對中國探測器的著陸過程進行監測。

承擔大國責任

大國肩負重大責任。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國和美國還必須為其他國家的福祉進行合作。以中東為例。在中東問題上，中國和美國在兩個重要問題上曾持相似立場——防止伊朗發展核彈以及解決以色列-哈馬斯沖突的“兩國方案”。

中美兩國都不希望看到伊朗成為核國家，但美國對伊朗核設施突然發動的大規模轟炸令所有人震驚。中國對此自然表示譴責，尤其是因為這些設施處于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之下。

6月22日，衛星拍下的高清圖像顯示，遭遇美國轟炸后，伊朗福爾道地下核設施出現6個新沖擊坑。

在這一問題上，中國最大的優勢在于贏得了伊方的信任。面對美國的制裁，中國是唯一向伊朗提供經濟生命線的大國。不過，即便中國譴責了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也應當向伊朗當局明確指出：如果伊朗決定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不僅會嚴重威脅這條最重要的國際航道之一，還會使其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的經濟陷入困境。

美國長期以來支持解決巴以沖突的“兩國方案”，賦予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占領的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主權。這是自1993年美國幫助促成《奧斯陸協議》以來的國策。特朗普對“兩國方案”不感興趣，但他不會永遠待在白宮。隨著加沙經歷50多年來最嚴重的暴力沖突，1974年聯合國決議首次提出的“兩國方案”可能看似遙不可及，但即使是夢想，如果能給予人們希望也是有用的。我們怎能斷言“兩國方案”只是夢想？沒有哪場戰爭會永遠持續。隨著加沙死亡人數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承認巴勒斯坦。據報道，截至2025年6月18日，加沙戰爭已造成超過57,800人死亡。戰爭結束后，“兩國方案”幾乎肯定會贏得更多同情，并顯得更可接受。

在烏克蘭戰爭中，曾夸口在24小時內解決這一問題的特朗普總統請求中國協助。隨著時間推移，美國對持久的僵局似乎越來越感到沮喪。中國促成交戰方談判的意愿已體現在2023年2月的12點和平計劃以及2024年5月與巴西共同提出的六點建議中。但中國不可能如一些西方人士所希望的那樣單方面命令普京總統結束戰爭來解決問題。現在判斷最終結果還為時過早。但如果最終達成停火或休戰，中國或許可以與其他大國一起提供集體安全保障。或者，如果有一天需要維和行動，中國可以帶頭派遣維和人員，與全球南方的其他部隊派遣國一起行動。這比任何派遣北約部隊的提議都要好得多，后者肯定會被俄羅斯拒絕。

結論

大國關系從未如人們期望的那般理想，但可以朝著降低危險性的方向發展。無論中美誰保持領先，這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差距都將十分微小。這意味著它們之間的競爭或許確實會加劇，但合作也不會讓任何一方付出過高代價。中美兩國尚未成為敵人，而且也沒有任何科學定律證明，競爭者就必定會變成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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